第一，他們認為陳獨秀沒有檢討和承認自己在大革命中的「機會主義」錯誤。導致大革命失敗的機會主義總根源是史達林為首的共產國際，但是陳獨秀也有錯誤，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第二，與托派的「無產階級專政」及中共的「工農民主專政」不同，陳獨秀提出了獨特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青年托派認為，這實質上還是「工農民主專政」的機會主義口號。而托洛茨基反對「工農民主專政」，是反對與資產階級聯合和在革命勝利後的政權中有資產階級的位置。他們不懂陳獨秀的口號無此之意，而與托洛茨基的「無產階級專政」口號一致的。
第三，在中東路問題上，沒有執行托洛茨基「保衛蘇聯」的指示，而提出「反對國民黨誤國政策」的口號。
第四，「遷就（中共）『六大』決議案」。這是陳獨秀在10月10日致黨中央信中說的一句自謙的話，為了說服黨中央能夠接受他的意見，根本改變路線。原話是這樣的：「我在八月五日寫給你們那一封長信，是用了合法手續，很委曲求全的極力遷就在第六次大會的決議案範圍內，向黨建議……」
第五，「還在堅持二次革命論的機會主義觀點」。[39]這是因為陳獨秀最後對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性質的觀點，還有自己的一點不同於托派的理解，即不同意下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而認為總有一個哪怕是很短的時期，主要解決未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務。例如抽菸，把前一支的菸蒂，接續在後一支香菸上一樣。如果在先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情況下，這樣做，與托洛茨基的觀點也是一致的，如十月革命初期的情況。
所以，青年托派排斥陳獨秀派完全是找藉口，是怕陳獨秀加入後替代他們的地位的狹隘的宗派主義情緒。
對於他們提出的以個人名義，分別履行加入其組織的方案，不計較個人名譽得失的陳獨秀倒是無所謂，表示同意。但是，彭述之、尹寬等人堅決反對，他們也有另一種宗派主義情緒，認為留學生托派「都很年輕，沒有政治經驗，不能領導我們這些參加過大革命的老幹部，隻能受我們領導」。[40]這些所謂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革命者，還沒有奪取政權，就如此看重個人利益，可以看到他們未來的發展前途了。
恰在此時，在莫斯科留學時轉向托派的劉仁靜，繞道土耳其拜訪被蘇聯驅逐出國、流放在普林基博島的托洛茨基後，回到上海。他在島上時，托氏親自為中國托派起草了綱領，托他帶回國。綱領原名為《中國政治狀況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任務》，後來收進托洛茨基著作《中國革命問題》時，改名為《中國布爾雪維克——列寧派（反對派）底政綱》。[41]據劉說，托洛茨基還給劉起名為「列爾士」（lels），讓他當托氏與中國托派之間的聯絡員。於是，他到上海後就以「老托代表」自居，來調解青年托派與陳獨秀派之間的矛盾，推動兩派統一。
劉仁靜在中共建黨時期，是一大13位代表之一，一度任共青團中央書記，1924年與陳獨秀一起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可以說與陳獨秀關係相當密切。這次到上海後住在法租界，先是鄭超麟和尹寬經常去看望他，講述了陳獨秀和他們轉向托洛茨基主義的情況，並介紹當時黨內及青年托派與陳獨秀派的矛盾。於是，他首先做青年托派的工作，說服青年托派吸收陳獨秀派。他又與鄭超麟約好，某日在東有恆路餘慶裏鄭超麟家中，會見陳獨秀。這幢房子是新租的，除了鄭家，還有蔡振德家，成了托陳派新的活動中心。起初是非正式聚談，後來就正式召開會議。劉仁靜與陳獨秀相別多年，再次見麵，倍感親切；現在又有了關於托洛茨基的共同語言，雙方談得很投機。
劉仁靜首先出示了托洛茨基寫的三個文件，即上述已經在流傳的《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和新寫的《中國政治狀況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任務》，但這三個文件都是俄文列印稿，比原流傳的完整、準確。當場決定，由劉仁靜和鄭超麟分工翻譯，盡快出版。
關於組織問題，陳獨秀委託劉仁靜向「總幹」表示，他將公開承認大革命時期的錯誤，接受託派的理論和策略；提議雙方共同組織「聯合委員會」。[42]劉仁靜表示支持，並建議兩派代表直接談判。
幾天後，陳獨秀派的代表陳獨秀和尹寬與劉仁靜領來的青年托派代表史唐和宋逢春，來到法租界一幢兩層樓的房子的樓上，開始談判。這裏是尹寬的家。劉仁靜列席。
據宋逢春後來回憶：那天，陳獨秀穿一件墨綠色嗶嘰長衫，前額已經光禿，兩鬢尚有黑髮，麵色黝黑，小眼睛炯炯有神，一副教授學者的派頭。人到齊後，陳就拿出幾塊錢來，從飯店叫來幾盤菜，邊吃邊談。當宋逢春問大革命失敗情況時，陳獨秀搖搖頭說：「很慚愧！很慚愧！」接著說：「唉，老毛子懂什麽？懂什麽！」
聽劉仁靜介紹說，莫斯科回來的青年托派，大多數人生活問題沒有解決，睡水泥地（上海話「世門汀」），穿單衣，像野狗一樣到處蹲飯吃，撿香菸屁股抽，但還是堅持幹革命，了不得。陳獨秀很受感動。[43]
談到正題時，陳獨秀向對方提出兩個要求：一是提供材料，主要是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的文件和文章，雙方共同討論問題；二是陳獨秀派取消，全體加入托派組織。[44]
第二，與托派的「無產階級專政」及中共的「工農民主專政」不同，陳獨秀提出了獨特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青年托派認為，這實質上還是「工農民主專政」的機會主義口號。而托洛茨基反對「工農民主專政」，是反對與資產階級聯合和在革命勝利後的政權中有資產階級的位置。他們不懂陳獨秀的口號無此之意，而與托洛茨基的「無產階級專政」口號一致的。
第三，在中東路問題上，沒有執行托洛茨基「保衛蘇聯」的指示，而提出「反對國民黨誤國政策」的口號。
第四，「遷就（中共）『六大』決議案」。這是陳獨秀在10月10日致黨中央信中說的一句自謙的話，為了說服黨中央能夠接受他的意見，根本改變路線。原話是這樣的：「我在八月五日寫給你們那一封長信，是用了合法手續，很委曲求全的極力遷就在第六次大會的決議案範圍內，向黨建議……」
第五，「還在堅持二次革命論的機會主義觀點」。[39]這是因為陳獨秀最後對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性質的觀點，還有自己的一點不同於托派的理解，即不同意下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而認為總有一個哪怕是很短的時期，主要解決未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務。例如抽菸，把前一支的菸蒂，接續在後一支香菸上一樣。如果在先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情況下，這樣做，與托洛茨基的觀點也是一致的，如十月革命初期的情況。
所以，青年托派排斥陳獨秀派完全是找藉口，是怕陳獨秀加入後替代他們的地位的狹隘的宗派主義情緒。
對於他們提出的以個人名義，分別履行加入其組織的方案，不計較個人名譽得失的陳獨秀倒是無所謂，表示同意。但是，彭述之、尹寬等人堅決反對，他們也有另一種宗派主義情緒，認為留學生托派「都很年輕，沒有政治經驗，不能領導我們這些參加過大革命的老幹部，隻能受我們領導」。[40]這些所謂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革命者，還沒有奪取政權，就如此看重個人利益，可以看到他們未來的發展前途了。
恰在此時，在莫斯科留學時轉向托派的劉仁靜，繞道土耳其拜訪被蘇聯驅逐出國、流放在普林基博島的托洛茨基後，回到上海。他在島上時，托氏親自為中國托派起草了綱領，托他帶回國。綱領原名為《中國政治狀況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任務》，後來收進托洛茨基著作《中國革命問題》時，改名為《中國布爾雪維克——列寧派（反對派）底政綱》。[41]據劉說，托洛茨基還給劉起名為「列爾士」（lels），讓他當托氏與中國托派之間的聯絡員。於是，他到上海後就以「老托代表」自居，來調解青年托派與陳獨秀派之間的矛盾，推動兩派統一。
劉仁靜在中共建黨時期，是一大13位代表之一，一度任共青團中央書記，1924年與陳獨秀一起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可以說與陳獨秀關係相當密切。這次到上海後住在法租界，先是鄭超麟和尹寬經常去看望他，講述了陳獨秀和他們轉向托洛茨基主義的情況，並介紹當時黨內及青年托派與陳獨秀派的矛盾。於是，他首先做青年托派的工作，說服青年托派吸收陳獨秀派。他又與鄭超麟約好，某日在東有恆路餘慶裏鄭超麟家中，會見陳獨秀。這幢房子是新租的，除了鄭家，還有蔡振德家，成了托陳派新的活動中心。起初是非正式聚談，後來就正式召開會議。劉仁靜與陳獨秀相別多年，再次見麵，倍感親切；現在又有了關於托洛茨基的共同語言，雙方談得很投機。
劉仁靜首先出示了托洛茨基寫的三個文件，即上述已經在流傳的《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和新寫的《中國政治狀況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任務》，但這三個文件都是俄文列印稿，比原流傳的完整、準確。當場決定，由劉仁靜和鄭超麟分工翻譯，盡快出版。
關於組織問題，陳獨秀委託劉仁靜向「總幹」表示，他將公開承認大革命時期的錯誤，接受託派的理論和策略；提議雙方共同組織「聯合委員會」。[42]劉仁靜表示支持，並建議兩派代表直接談判。
幾天後，陳獨秀派的代表陳獨秀和尹寬與劉仁靜領來的青年托派代表史唐和宋逢春，來到法租界一幢兩層樓的房子的樓上，開始談判。這裏是尹寬的家。劉仁靜列席。
據宋逢春後來回憶：那天，陳獨秀穿一件墨綠色嗶嘰長衫，前額已經光禿，兩鬢尚有黑髮，麵色黝黑，小眼睛炯炯有神，一副教授學者的派頭。人到齊後，陳就拿出幾塊錢來，從飯店叫來幾盤菜，邊吃邊談。當宋逢春問大革命失敗情況時，陳獨秀搖搖頭說：「很慚愧！很慚愧！」接著說：「唉，老毛子懂什麽？懂什麽！」
聽劉仁靜介紹說，莫斯科回來的青年托派，大多數人生活問題沒有解決，睡水泥地（上海話「世門汀」），穿單衣，像野狗一樣到處蹲飯吃，撿香菸屁股抽，但還是堅持幹革命，了不得。陳獨秀很受感動。[43]
談到正題時，陳獨秀向對方提出兩個要求：一是提供材料，主要是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的文件和文章，雙方共同討論問題；二是陳獨秀派取消，全體加入托派組織。[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