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就發生了一種奇怪的現象：托派在戰略上的極左與策略上的清醒，與中共的戰略上的清醒與策略上的極左，爭鬥激烈。
中共中央所以把托派視為「反革命」，主要是托派在組織上採取了「反對派」的立場，因此實行了最嚴厲的製裁。通告規定：各級黨部「如果發現某一部分同誌有反對派的思想宣傳，有任何小組織的秘密活動，黨除掉對於其思想給以嚴重駁斥外，並須將其活動的領袖毫無留戀地開除出去；對於參加這一組織的分子，主要的是用教育的方法，說服其自覺地向黨聲明退出這一組織，並承認其錯誤，如被勸告而無效，則黨必須予以嚴重的製裁以至開除出黨。」[29]
8月28日，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代表約陳獨秀談話。在陳獨秀看來，他們擺出一副傲慢的態度，「一切重要的政治問題都拒絕討論，單純的責備我不應該向中央發表不同的意見，堅決的說中央絕對不能容許把我的信（指8月5日的信——引者）公布出來；並且堅決的說中央政治路線沒有原則上的錯誤，加之時局緊張，任何同誌都不許發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見」。「用這樣的專橫態度來掩護錯誤，用這樣不合理論不合事實的藉口來阻止中國黨內政治問題所急需要的公開討論……我隻感覺真如反對派（托洛茨基派）所指摘國際領導機關在政治上組織上官僚化之一證。」[30]談話不歡而散。顯然，共產國際代表企圖用權威壓服陳獨秀，殊不知這時的陳獨秀已經不是大革命時期的陳獨秀，恢復了他「硬骨頭」的本性，再加上新獲得的理論武器——托洛茨基主義，就更加理直氣壯了。
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也利用組織威權，向托陳派發起了全麵的進攻。進攻的信號首先來自莫斯科。
9月7日，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東方部副主任米夫和庫丘莫夫（東方部工作人員）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的信中就指示要催促中共中央反右傾、反托派和處理陳獨秀：「春季我們收到了在上海出版的托派刊物（指《我們的話》——引者）。黨對它的作出反應沒有？無論如何不能讓托派組織發展」；「建議（以中央決定的形式）陳獨秀立即就黨的策略問題作出表態。繼續不明確態度的做法是不能允許的。必須要麽爭取使他在徹底承認錯誤和接受黨的路線的基礎上實際參加黨的工作，要麽決定他的黨籍問題」。[31]
9月12日，中共中央派宣傳部秘書長惲代英召集（中央直屬）支部幹事會和中央、（江蘇）省委、區委各代表參加的聯席會議，解決彭述之、汪澤楷反對中央路線問題。彭述之三次發言，與惲代英辯論。他反對中央以「機會主義的大頭銜」加於陳獨秀，更反對在黨報和黨員群眾會議上「公開宣傳獨秀同誌是機會主義者」，並把「機會主義派的名詞與反對派的名詞並立起來」。他認為大革命時期「整個的機會主義指導是國際的，但在中共一麵說，每個負指導責任的人都不好隻圖塞責，學那『功歸於己罪卸於人』的市儈行為。何況像秋白、立三、維漢、恩來等同誌，不僅是機會主義負責者，並且同時是盲動主義，即另一種機會主義的負責者，更應該自己明白呢」。他責問說：在過去機會主義時期中（特別在五次大會至國民黨破裂前——1927年4月到7月的時期中）是否隻獨秀一人指導黨的工作，在黨內專政呢？是否除獨秀同誌外，當時參加中央指導機關，特別是參加當時中央政治局的人都不負主要責任呢？……我個人認為獨秀同誌在機會主義時代的確是黨內負主要責任的一人，不錯，獨秀同誌在過去確有錯誤……但參加當時政治局直到現在還在黨內負責重要指導責任的人，如秋白、立三、恩來、維漢、忠發等同誌，是否在當時都是一塵不染的布爾什維克呢？「從我所知道的事實看來這些同誌與獨秀同誌在過去同是一樣的機會主義的執行者，其程度隻有過之無不及。」然後他列舉大量事實說明這些同誌所犯的錯誤。
彭述之說：「我們的黨確有很嚴重的機會主義存在著。但這種機會主義恰好與中央所指的相反，恰好就在黨的領導機關裏，就在中央本身。」其表現：第一，中央認為資產階級是「能解放」農民的；第二，中央（李立三）認為富農（農村資產階級）「當然」是能革命的，便作出「聯合富農」的策略；第三，「對於目前革命形勢的估量以為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或革命開始復興，因而主張不斷的示威，主張從每一個小的罷工鬥爭必須要擴大到廣大的政治總罷工以至於暴動鬥爭，這都是十分明顯的盲動主義的表演」。[32]
辯論到最後，惲代英以「紀律」手段，要彭述之對反對派問題表態，企圖壓服對方。彭述之認為：「布爾什維克黨之紀律，決不是機械的無條件的」；「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覺悟，沒有與廣大群眾相聯繫，沒有正確的政治領導，變成了妨礙群眾革命思想與行動之銬梏」。反過來，他要求惲代英轉達向中央提出的四點要求：重新審查自己的政治路線；發表獨秀同誌的政治意見書；公布反對派的一切文件，讓全黨黨員自由討論自由判斷；停止對於黨員之一切機械式的紀律鉗製，恢復黨內應有的民主。[33]
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專門會議，通過了《關於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決議指出陳獨秀的信，「完全推翻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一貫的列寧主義的路線；完全推翻六次大會與中央對於目前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可恥的取消主義！」並且逐條批駁了所謂托陳派的取消主義觀點。「托陳取消派」的名稱，從此在黨內廣泛流行開來，其主要根據是如下。
中共中央所以把托派視為「反革命」，主要是托派在組織上採取了「反對派」的立場，因此實行了最嚴厲的製裁。通告規定：各級黨部「如果發現某一部分同誌有反對派的思想宣傳，有任何小組織的秘密活動，黨除掉對於其思想給以嚴重駁斥外，並須將其活動的領袖毫無留戀地開除出去；對於參加這一組織的分子，主要的是用教育的方法，說服其自覺地向黨聲明退出這一組織，並承認其錯誤，如被勸告而無效，則黨必須予以嚴重的製裁以至開除出黨。」[29]
8月28日，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代表約陳獨秀談話。在陳獨秀看來，他們擺出一副傲慢的態度，「一切重要的政治問題都拒絕討論，單純的責備我不應該向中央發表不同的意見，堅決的說中央絕對不能容許把我的信（指8月5日的信——引者）公布出來；並且堅決的說中央政治路線沒有原則上的錯誤，加之時局緊張，任何同誌都不許發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見」。「用這樣的專橫態度來掩護錯誤，用這樣不合理論不合事實的藉口來阻止中國黨內政治問題所急需要的公開討論……我隻感覺真如反對派（托洛茨基派）所指摘國際領導機關在政治上組織上官僚化之一證。」[30]談話不歡而散。顯然，共產國際代表企圖用權威壓服陳獨秀，殊不知這時的陳獨秀已經不是大革命時期的陳獨秀，恢復了他「硬骨頭」的本性，再加上新獲得的理論武器——托洛茨基主義，就更加理直氣壯了。
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也利用組織威權，向托陳派發起了全麵的進攻。進攻的信號首先來自莫斯科。
9月7日，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東方部副主任米夫和庫丘莫夫（東方部工作人員）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的信中就指示要催促中共中央反右傾、反托派和處理陳獨秀：「春季我們收到了在上海出版的托派刊物（指《我們的話》——引者）。黨對它的作出反應沒有？無論如何不能讓托派組織發展」；「建議（以中央決定的形式）陳獨秀立即就黨的策略問題作出表態。繼續不明確態度的做法是不能允許的。必須要麽爭取使他在徹底承認錯誤和接受黨的路線的基礎上實際參加黨的工作，要麽決定他的黨籍問題」。[31]
9月12日，中共中央派宣傳部秘書長惲代英召集（中央直屬）支部幹事會和中央、（江蘇）省委、區委各代表參加的聯席會議，解決彭述之、汪澤楷反對中央路線問題。彭述之三次發言，與惲代英辯論。他反對中央以「機會主義的大頭銜」加於陳獨秀，更反對在黨報和黨員群眾會議上「公開宣傳獨秀同誌是機會主義者」，並把「機會主義派的名詞與反對派的名詞並立起來」。他認為大革命時期「整個的機會主義指導是國際的，但在中共一麵說，每個負指導責任的人都不好隻圖塞責，學那『功歸於己罪卸於人』的市儈行為。何況像秋白、立三、維漢、恩來等同誌，不僅是機會主義負責者，並且同時是盲動主義，即另一種機會主義的負責者，更應該自己明白呢」。他責問說：在過去機會主義時期中（特別在五次大會至國民黨破裂前——1927年4月到7月的時期中）是否隻獨秀一人指導黨的工作，在黨內專政呢？是否除獨秀同誌外，當時參加中央指導機關，特別是參加當時中央政治局的人都不負主要責任呢？……我個人認為獨秀同誌在機會主義時代的確是黨內負主要責任的一人，不錯，獨秀同誌在過去確有錯誤……但參加當時政治局直到現在還在黨內負責重要指導責任的人，如秋白、立三、恩來、維漢、忠發等同誌，是否在當時都是一塵不染的布爾什維克呢？「從我所知道的事實看來這些同誌與獨秀同誌在過去同是一樣的機會主義的執行者，其程度隻有過之無不及。」然後他列舉大量事實說明這些同誌所犯的錯誤。
彭述之說：「我們的黨確有很嚴重的機會主義存在著。但這種機會主義恰好與中央所指的相反，恰好就在黨的領導機關裏，就在中央本身。」其表現：第一，中央認為資產階級是「能解放」農民的；第二，中央（李立三）認為富農（農村資產階級）「當然」是能革命的，便作出「聯合富農」的策略；第三，「對於目前革命形勢的估量以為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或革命開始復興，因而主張不斷的示威，主張從每一個小的罷工鬥爭必須要擴大到廣大的政治總罷工以至於暴動鬥爭，這都是十分明顯的盲動主義的表演」。[32]
辯論到最後，惲代英以「紀律」手段，要彭述之對反對派問題表態，企圖壓服對方。彭述之認為：「布爾什維克黨之紀律，決不是機械的無條件的」；「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覺悟，沒有與廣大群眾相聯繫，沒有正確的政治領導，變成了妨礙群眾革命思想與行動之銬梏」。反過來，他要求惲代英轉達向中央提出的四點要求：重新審查自己的政治路線；發表獨秀同誌的政治意見書；公布反對派的一切文件，讓全黨黨員自由討論自由判斷；停止對於黨員之一切機械式的紀律鉗製，恢復黨內應有的民主。[33]
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專門會議，通過了《關於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決議指出陳獨秀的信，「完全推翻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一貫的列寧主義的路線；完全推翻六次大會與中央對於目前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可恥的取消主義！」並且逐條批駁了所謂托陳派的取消主義觀點。「托陳取消派」的名稱，從此在黨內廣泛流行開來，其主要根據是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