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中國工人，生活十分貧困，絕大多數是文盲，雖然少部分人經過大革命的洗禮，有一些要求解放的覺悟，但也不懂得理論，更不知道如何爭取解放。過去的革命，犧牲了許多人，錯誤在哪裏？他們也不知道。現在，原來的陳獨秀等革命領導人，說找到了新的出路，他們就懷著樸素的熱情，進入了托陳派小組織。他們並不關心也不懂得什麽是托洛茨基主義，什麽是機會主義，主要靠陳獨秀這位老「總書記」的個人影響，但是，共產黨組織畢竟還在，托陳派的影響總是有限，因此隻拉過來一些支部和黨員。
綢廠工人支部書記杜培之，江蘇鹽城人，也受馬玉夫拉攏轉向托派後把整個支部拉了過來，杜並作為工人代表，被吸收進托陳派小組織的領導成員。
在外地來滬的黨團員中活動的彭述之和汪澤楷，也小有成績，拉過來幾個人；甚至通過馬任之，把影響較大的滬濱書店也爭取了過來，使該店成為他們的一個活動據點。馬任之原名馬軾材，湖南寶慶人，與彭述之是小同鄉。這個人的經歷很複雜，帶有傳奇色彩。大革命時，他加入共產黨，隨北伐軍到福州，領導那裏的左派國民黨工作。「四一二」後福州也很快反共，他逃到武漢；「七一五」分共時被捕。1928年出獄後到上海，受黨組織的委託，辦了滬濱書店。實際上是一個黨的工作機關，他任經理，楊獻珍為編輯。彭述之利用小同鄉的關係，首先把馬任之拉過來，當運動楊獻珍時，遭到了拒絕，此後，滬濱書店就全由馬任之控製，成為托陳派的一個支部，出版過一些托派分子寫的書。
此外，其他托派成員也都利用自己的關係，積極在有關人員中做爭取工作。如鄭超麟在印刷工人和鐵路工人的幹部中，建立了一些關係。他的妻子劉靜貞是雲南人，因此在駐上海的雲南同誌中進行活動。
但是，總的來說，這時的托派多數是知識分子，相對而言，主要在知識分子中工作，在工農中沒有什麽基礎。
中共中央很快獲知歸國留學生托派帶回來的托洛茨基文件在黨內產生的影響，知道陳獨秀他們如上所述，一麵進行小組織派別活動，一麵，除了陳獨秀向黨中央寫「八五」信，係統闡述他們關於中國革命的主張之外，同時與黨的各層領導，進行辯論。陳獨秀與總書記向忠發、組織部長周恩來辯論，對向、周堅持「此時中國的經濟還是農村支配城市」的觀點，認為陳獨秀他們在目前形勢下無所作為的消極態度和反對農村武裝割據的言行是「取消主義」的表現。
中共受史達林黨的影響，既不允許反對中央的路線，更不允許黨內任何派別活動。早在1929年6月，即陳獨秀等接觸托派文件之初，中共中央就很快發現，並在六屆二中全會上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在會議通過的文件中指出：「國際上之託洛茨基反對派，最近在中國黨內已經開始有了活動」，「這一點值得整個黨之嚴重的注意。全會並不誇大反對派目前在中國之政治上與組織上的作用，隻是在黨內政治水平低微與黨歷史糾紛尚有殘餘的條件之下，反對派在一般落後的消極的離開工作的黨員中，可以有他暫時發展的機會」。文件批判了反對派「理論上反對布爾塞維克的路線」，組織上「分裂黨、分裂共產國際而走向反革命道路的罪狀」，「客觀上定會走向一切反動勢力的收買與指導之下作為破壞中國共產黨破壞中國革命的工具。因此，中共必須堅決的向全黨指出這個前途，並堅決的與之鬥爭」。[27]可見，中共一開始就採取了與聯共中央一致的明確果斷的態度和措施，把陳獨秀等人的活動，當作「反革命」對待，也沒有討論和調和的餘地。這一點是完全出乎企圖在黨內進行反對派活動的托洛茨基、陳獨秀們的意料的。
幾乎與此同時，共產國際方麵，也發出了托派在中國活動危險的警告，指示中共克服這個「危險」。國際東方部副主任米夫在6月7日給他們在海參崴的遠東局的信中說：「今天收到了在上海出版的托派機關刊物《我們的話》的譯本。從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國托派把工作集中在共產黨人中間，在共產黨內部有隱蔽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做瓦解工作，並將黨的全部文件轉給托洛茨基分子。在中國大學（即莫斯科的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引者）截獲了這個刊物（是通過海參崴寄來的），這證明托派建立了某種聯繫。據我們所知，除了上海，他們在香港還有鞏固的基地。請速告，為克服托洛茨基主義危險，黨在做什麽工作。」[28]
為此，8月13日，中共中央發出第四十四號通告《關於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指出中央發現反對派「在黨內與黨外有他的秘密組織，有他的秘密出版物」。通告稱：「我們與托洛茨基反對派鬥爭的，主要的是思想上理論上的鬥爭」，並把托洛茨基主要錯誤歸納如下：「不承認一國範圍之內如蘇聯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忽視農民的革命作用，不承認贊助殖民地資產階級的民族運動是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主要策略之一，不明白革命性質與動力的關係，於是乃形成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的主張，無論在任何時地，他都主張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要從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權開始。故對於中國革命問題中國黨內反對派所特別重視的，也是從『五卅』到現在，他們一貫主張中國無產階級不應與民族資產階級有一時的合作，應加入國民黨，不承認國民黨當時是革命各階級的聯盟，武漢時期應當建立蘇維埃政權來與國民黨對抗，現在則更不承認有地主階級與土地革命的存在，不承認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尚未完成，認為現在中國革命已經死滅，故主張現時的中國無產階級應該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應沒收中外資本家的大企業工廠，而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從這個批判來看，中共中央對革命性質似乎保持著清醒的認識，但在實際行動上，並非完全如此。
綢廠工人支部書記杜培之，江蘇鹽城人，也受馬玉夫拉攏轉向托派後把整個支部拉了過來，杜並作為工人代表，被吸收進托陳派小組織的領導成員。
在外地來滬的黨團員中活動的彭述之和汪澤楷，也小有成績，拉過來幾個人；甚至通過馬任之，把影響較大的滬濱書店也爭取了過來，使該店成為他們的一個活動據點。馬任之原名馬軾材，湖南寶慶人，與彭述之是小同鄉。這個人的經歷很複雜，帶有傳奇色彩。大革命時，他加入共產黨，隨北伐軍到福州，領導那裏的左派國民黨工作。「四一二」後福州也很快反共，他逃到武漢；「七一五」分共時被捕。1928年出獄後到上海，受黨組織的委託，辦了滬濱書店。實際上是一個黨的工作機關，他任經理，楊獻珍為編輯。彭述之利用小同鄉的關係，首先把馬任之拉過來，當運動楊獻珍時，遭到了拒絕，此後，滬濱書店就全由馬任之控製，成為托陳派的一個支部，出版過一些托派分子寫的書。
此外，其他托派成員也都利用自己的關係，積極在有關人員中做爭取工作。如鄭超麟在印刷工人和鐵路工人的幹部中，建立了一些關係。他的妻子劉靜貞是雲南人，因此在駐上海的雲南同誌中進行活動。
但是，總的來說，這時的托派多數是知識分子，相對而言，主要在知識分子中工作，在工農中沒有什麽基礎。
中共中央很快獲知歸國留學生托派帶回來的托洛茨基文件在黨內產生的影響，知道陳獨秀他們如上所述，一麵進行小組織派別活動，一麵，除了陳獨秀向黨中央寫「八五」信，係統闡述他們關於中國革命的主張之外，同時與黨的各層領導，進行辯論。陳獨秀與總書記向忠發、組織部長周恩來辯論，對向、周堅持「此時中國的經濟還是農村支配城市」的觀點，認為陳獨秀他們在目前形勢下無所作為的消極態度和反對農村武裝割據的言行是「取消主義」的表現。
中共受史達林黨的影響，既不允許反對中央的路線，更不允許黨內任何派別活動。早在1929年6月，即陳獨秀等接觸托派文件之初，中共中央就很快發現，並在六屆二中全會上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在會議通過的文件中指出：「國際上之託洛茨基反對派，最近在中國黨內已經開始有了活動」，「這一點值得整個黨之嚴重的注意。全會並不誇大反對派目前在中國之政治上與組織上的作用，隻是在黨內政治水平低微與黨歷史糾紛尚有殘餘的條件之下，反對派在一般落後的消極的離開工作的黨員中，可以有他暫時發展的機會」。文件批判了反對派「理論上反對布爾塞維克的路線」，組織上「分裂黨、分裂共產國際而走向反革命道路的罪狀」，「客觀上定會走向一切反動勢力的收買與指導之下作為破壞中國共產黨破壞中國革命的工具。因此，中共必須堅決的向全黨指出這個前途，並堅決的與之鬥爭」。[27]可見，中共一開始就採取了與聯共中央一致的明確果斷的態度和措施，把陳獨秀等人的活動，當作「反革命」對待，也沒有討論和調和的餘地。這一點是完全出乎企圖在黨內進行反對派活動的托洛茨基、陳獨秀們的意料的。
幾乎與此同時，共產國際方麵，也發出了托派在中國活動危險的警告，指示中共克服這個「危險」。國際東方部副主任米夫在6月7日給他們在海參崴的遠東局的信中說：「今天收到了在上海出版的托派機關刊物《我們的話》的譯本。從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國托派把工作集中在共產黨人中間，在共產黨內部有隱蔽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做瓦解工作，並將黨的全部文件轉給托洛茨基分子。在中國大學（即莫斯科的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引者）截獲了這個刊物（是通過海參崴寄來的），這證明托派建立了某種聯繫。據我們所知，除了上海，他們在香港還有鞏固的基地。請速告，為克服托洛茨基主義危險，黨在做什麽工作。」[28]
為此，8月13日，中共中央發出第四十四號通告《關於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指出中央發現反對派「在黨內與黨外有他的秘密組織，有他的秘密出版物」。通告稱：「我們與托洛茨基反對派鬥爭的，主要的是思想上理論上的鬥爭」，並把托洛茨基主要錯誤歸納如下：「不承認一國範圍之內如蘇聯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忽視農民的革命作用，不承認贊助殖民地資產階級的民族運動是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主要策略之一，不明白革命性質與動力的關係，於是乃形成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的主張，無論在任何時地，他都主張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要從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權開始。故對於中國革命問題中國黨內反對派所特別重視的，也是從『五卅』到現在，他們一貫主張中國無產階級不應與民族資產階級有一時的合作，應加入國民黨，不承認國民黨當時是革命各階級的聯盟，武漢時期應當建立蘇維埃政權來與國民黨對抗，現在則更不承認有地主階級與土地革命的存在，不承認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尚未完成，認為現在中國革命已經死滅，故主張現時的中國無產階級應該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應沒收中外資本家的大企業工廠，而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從這個批判來看，中共中央對革命性質似乎保持著清醒的認識，但在實際行動上，並非完全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