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王明第一次直接攻擊陳獨秀。此後，他對陳就咬住不放，直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後，他奉莫斯科之命，誣陷陳是向日本間諜機關領取津貼的「漢奸」。
陳獨秀當然不能接受黨中央及王明等的批評。他於8月11日，再函中央，重申自己在中東路問題上的意見，並指出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宣傳方法，在戰略上有兩個缺點：
（一）未曾用群眾所了解的事實而不僅是我們主觀上的理論，對於中東路問題之本身，加以正確的詳細的解析及打碎國民黨的假麵具，能夠使群眾減少民族偏見，不至為國民黨所欺騙而接受我們的宣傳的領導。
（二）「隻是」擁護蘇聯這一口號與宣傳，在事實上隻能動員無產階級最覺悟分子，而未能在實際利害上激動無產階級以外廣大的群眾，尤其是比較意識落後的群眾，把這些廣大群眾放在鬥爭戰線之外了。
他又辯駁說：7月28日我那信，不是討論黨的一般宣傳問題，而是專指對於中東路這一特殊問題的宣傳方法，特別指出其中關於宣傳方法的缺點。「我的意見也並不是主張跟著群眾的落後意識跑，去跟著他們說要收回中東路，而正是要打破群眾的幻想，打破國民黨的假麵具，把群眾拉到我們這邊來，在我們口號之下，向反革命的勢力進攻。」而中央「缺少戒心與注意的宣傳策略，固然不是跟著群眾跑，卻也不能爭取群眾」。
陳獨秀意識到問題的背後存在原則和路線的分歧。所以，他也猛烈抨擊中央的錯誤「不是偶然的」，「正是你們簡單化和純粹主觀不看事實的盲動主義精神之表現」。[22]
這樣，本來是一個具體問題上的宣傳方法和策略上的分歧，就很快嚴重升級和大大激化了，以致成為陳獨秀很快被開除出黨的一個重要原因。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中東路問題上，托洛茨基和中國托派，也是持「保衛蘇聯」的立場。事件一發生，1924年主持簽訂中蘇共管中東鐵路的《中蘇協定》的托洛茨基，這時也把國際主義精神拋棄了，親自指示蘇聯、中國及各國托派組織：「要完全犧牲自己來保護十月的勝利」，[23]並在8月4日的文章中，引證他在1927年8月1日蘇共中央與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的講演說：「我們反對派對保護社會主義的祖國……一點也不懷疑。我們不特自己要保護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護它」；「我可以總結一句話：我們擁護社會主義的祖國，但不是擁護史達林的路線」。[24]於是，「反對史達林，保護蘇維埃」，就成為他們的著名口號。托氏在文章中，還批判了德、法等國托派中認為中東路事件是「蘇聯侵犯了中國自決權」的觀點。[25]
這個事件58年之後，即1987年7月，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馬列主義研究院，在莫斯科舉行共產國際歷史研討會。研討會提出了一係列需要撥亂反正、重新評價的歷史問題，其中之一是：需要論證共產國際東方政策的成就與失誤，特別強調了中國學者近來對共產國際活動的評價變得更客觀，所述的一個突出事例即中東路事件，說中國學者指出：「把『保衛蘇聯』的口號當作共產國際的頭等任務，不符合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利益。」[26]而最早提出這種見解的，不是今天的「中國學者」，而是半個多世紀前，當「保衛蘇聯」這個口號一提出就進行批評的陳獨秀。
在中東路問題上，陳獨秀能同時超越中共史達林派和托洛茨基派，進行獨立思考，真是雞群鶴立。
與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路線衝突尖銳化
陳獨秀給中央上述兩封關於中東路問題的信的中間，即8月5日，還給黨中央一封一萬多字的長信，即前述用托洛茨基主義係統論述中國革命、反對中共六大路線的八五信函。
陳獨秀等人轉向托洛茨基主義後，自以為真理在手，在向中央反映、要求改變全黨路線的同時，又在黨內進行宣傳和組織活動，爭取黨內同誌的支持。
陳獨秀本來就是領袖人物，他駕輕就熟地開始指揮起這些活動來，指導那些原來「陳獨秀派」的成員，在各自接近和熟悉的黨員中，閱讀托洛茨基的文章，宣傳托派的主張以及陳獨秀給黨中央的信。他們的工作極其認真，不放棄任何一個關係，拉共產黨員轉向托派。
馬玉夫（又稱馬禹夫）是江蘇省委委員中長期負責工人運動的上海碼頭工委書記，與許多工人及工人支部書記的關係密切。此時，他在「江蘇省委獨立事件」後已經退出省委，但黨內關係仍存在。他利用這種關係，爭取了《時事新報》社工人支部和一個綢廠支部完全轉向托派；又爭取了許多個別工人同誌，有鐵路、電車、紗廠、印刷、建築等多種行業的工人，還爭取了外地黨組織長駐上海工作的幾個幹部。
《時事新報》社原共產黨工人支部書記是屠仰之，浙江省海寧人，大革命時期在杭州活動，失敗後來到上海，黨把他安排到《時事新報》社當排字工人。他受馬玉夫影響後，就想把整個支部拉過來，理論功夫比較深厚的鄭超麟就被派去做工作。屠仰之在報社大廳裏召集幾次報館支部全體黨員會議，20多人全參加，鄭超麟在會上結合黨的歷史，特別是大革命和幾次武裝暴動的事實，批判共產國際和新中央的錯誤路線，宣傳托洛茨基的正確主張。聽者多數人表示附和。中共中央知道後，立即解散了這個支部，開除了屠仰之，於是，這個支部就被「托陳派」接管。為了鞏固托派的這塊新陣地，馬玉夫與鄭超麟商量後，帶著屠仰之和兩個支部幹部去拜見了工人十分仰慕而難得見麵的領袖陳獨秀。陳獨秀熱情地接見了他們，講了許多勉勵的話，使他們十分感動。不久，與陳獨秀關係很好的托陳派骨幹薛農山任《時事新報》社總編輯，該社更成為托派的一個據點。托陳派組織成立時，薛出任法南區（法租界和南市區）區委負責人。
陳獨秀當然不能接受黨中央及王明等的批評。他於8月11日，再函中央，重申自己在中東路問題上的意見，並指出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宣傳方法，在戰略上有兩個缺點：
（一）未曾用群眾所了解的事實而不僅是我們主觀上的理論，對於中東路問題之本身，加以正確的詳細的解析及打碎國民黨的假麵具，能夠使群眾減少民族偏見，不至為國民黨所欺騙而接受我們的宣傳的領導。
（二）「隻是」擁護蘇聯這一口號與宣傳，在事實上隻能動員無產階級最覺悟分子，而未能在實際利害上激動無產階級以外廣大的群眾，尤其是比較意識落後的群眾，把這些廣大群眾放在鬥爭戰線之外了。
他又辯駁說：7月28日我那信，不是討論黨的一般宣傳問題，而是專指對於中東路這一特殊問題的宣傳方法，特別指出其中關於宣傳方法的缺點。「我的意見也並不是主張跟著群眾的落後意識跑，去跟著他們說要收回中東路，而正是要打破群眾的幻想，打破國民黨的假麵具，把群眾拉到我們這邊來，在我們口號之下，向反革命的勢力進攻。」而中央「缺少戒心與注意的宣傳策略，固然不是跟著群眾跑，卻也不能爭取群眾」。
陳獨秀意識到問題的背後存在原則和路線的分歧。所以，他也猛烈抨擊中央的錯誤「不是偶然的」，「正是你們簡單化和純粹主觀不看事實的盲動主義精神之表現」。[22]
這樣，本來是一個具體問題上的宣傳方法和策略上的分歧，就很快嚴重升級和大大激化了，以致成為陳獨秀很快被開除出黨的一個重要原因。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中東路問題上，托洛茨基和中國托派，也是持「保衛蘇聯」的立場。事件一發生，1924年主持簽訂中蘇共管中東鐵路的《中蘇協定》的托洛茨基，這時也把國際主義精神拋棄了，親自指示蘇聯、中國及各國托派組織：「要完全犧牲自己來保護十月的勝利」，[23]並在8月4日的文章中，引證他在1927年8月1日蘇共中央與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的講演說：「我們反對派對保護社會主義的祖國……一點也不懷疑。我們不特自己要保護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護它」；「我可以總結一句話：我們擁護社會主義的祖國，但不是擁護史達林的路線」。[24]於是，「反對史達林，保護蘇維埃」，就成為他們的著名口號。托氏在文章中，還批判了德、法等國托派中認為中東路事件是「蘇聯侵犯了中國自決權」的觀點。[25]
這個事件58年之後，即1987年7月，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馬列主義研究院，在莫斯科舉行共產國際歷史研討會。研討會提出了一係列需要撥亂反正、重新評價的歷史問題，其中之一是：需要論證共產國際東方政策的成就與失誤，特別強調了中國學者近來對共產國際活動的評價變得更客觀，所述的一個突出事例即中東路事件，說中國學者指出：「把『保衛蘇聯』的口號當作共產國際的頭等任務，不符合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利益。」[26]而最早提出這種見解的，不是今天的「中國學者」，而是半個多世紀前，當「保衛蘇聯」這個口號一提出就進行批評的陳獨秀。
在中東路問題上，陳獨秀能同時超越中共史達林派和托洛茨基派，進行獨立思考，真是雞群鶴立。
與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路線衝突尖銳化
陳獨秀給中央上述兩封關於中東路問題的信的中間，即8月5日，還給黨中央一封一萬多字的長信，即前述用托洛茨基主義係統論述中國革命、反對中共六大路線的八五信函。
陳獨秀等人轉向托洛茨基主義後，自以為真理在手，在向中央反映、要求改變全黨路線的同時，又在黨內進行宣傳和組織活動，爭取黨內同誌的支持。
陳獨秀本來就是領袖人物，他駕輕就熟地開始指揮起這些活動來，指導那些原來「陳獨秀派」的成員，在各自接近和熟悉的黨員中，閱讀托洛茨基的文章，宣傳托派的主張以及陳獨秀給黨中央的信。他們的工作極其認真，不放棄任何一個關係，拉共產黨員轉向托派。
馬玉夫（又稱馬禹夫）是江蘇省委委員中長期負責工人運動的上海碼頭工委書記，與許多工人及工人支部書記的關係密切。此時，他在「江蘇省委獨立事件」後已經退出省委，但黨內關係仍存在。他利用這種關係，爭取了《時事新報》社工人支部和一個綢廠支部完全轉向托派；又爭取了許多個別工人同誌，有鐵路、電車、紗廠、印刷、建築等多種行業的工人，還爭取了外地黨組織長駐上海工作的幾個幹部。
《時事新報》社原共產黨工人支部書記是屠仰之，浙江省海寧人，大革命時期在杭州活動，失敗後來到上海，黨把他安排到《時事新報》社當排字工人。他受馬玉夫影響後，就想把整個支部拉過來，理論功夫比較深厚的鄭超麟就被派去做工作。屠仰之在報社大廳裏召集幾次報館支部全體黨員會議，20多人全參加，鄭超麟在會上結合黨的歷史，特別是大革命和幾次武裝暴動的事實，批判共產國際和新中央的錯誤路線，宣傳托洛茨基的正確主張。聽者多數人表示附和。中共中央知道後，立即解散了這個支部，開除了屠仰之，於是，這個支部就被「托陳派」接管。為了鞏固托派的這塊新陣地，馬玉夫與鄭超麟商量後，帶著屠仰之和兩個支部幹部去拜見了工人十分仰慕而難得見麵的領袖陳獨秀。陳獨秀熱情地接見了他們，講了許多勉勵的話，使他們十分感動。不久，與陳獨秀關係很好的托陳派骨幹薛農山任《時事新報》社總編輯，該社更成為托派的一個據點。托陳派組織成立時，薛出任法南區（法租界和南市區）區委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