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反蘇行動升級到這個程度，目的何在？討好美、英、日等反蘇國家，以得到它們的援助，是不言而喻的；但還有一個更隱蔽的目的，即為了削弱異己的張學良東北軍勢力，以便進一步控製東北。因為，以當時的國力無論如何是不能與蘇聯開戰的，讓東北軍與蘇軍打仗，無疑是以卵擊石。果然，雙方接觸了幾下，東北軍傷亡慘重，張學良不得不求和。
在中東路事件的過程中，蘇聯借共產國際這個工具做出決議，指示各國共產黨組織人民群眾，開展「保衛蘇聯」的運動。中共由於受共產國際領導，又與國民黨政府敵對，忠實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在機關報上發表一係列宣言、決議和文章，如《反對國民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宣言》《中央通告第41號——中東路事件與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中央通告第42號——動員廣大群眾反對進攻蘇聯》《中央通告第49號——目前形勢中的兩大任務——擁護蘇聯與反對軍閥戰爭》《進攻蘇聯與瓜分中國》（李立三）、《反對國民黨向蘇聯挑戰》（惲代英）、《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要開始了》（羅綺園）等。[17]蔣介石製造這個事件，打著「保衛民族利益」的旗子，中共在以上文件和文章中，則對這個關係到中國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複雜問題，採取了簡單化的策略，提出了「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甚至說：「反對國民黨進攻蘇聯，成為中國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務。」在行動上，還強行組織群眾遊行罷工，甚至號召「以廣大群眾的革命暴動，來消滅帝國主義國民黨強盜進攻蘇聯的戰爭」。[18]
這種完全脫離群眾的做法，得不到群眾響應，從而使黨員就進一步暴露，造成更大的損失。
中共所以如此，除了積極執行共產國際指示，實權掌握在李立三手中的黨中央，對形勢做出了錯誤的估計。他們認為：「現在世界大戰的危機日益迫切，而中國在帝國主義戰爭與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卻是最嚴重的地方，所以我們必須堅決的去發動廣大群眾起來……然後才能執行在世界革命中的任務」，即「準備以國內戰爭消滅帝國主義戰爭，變反蘇聯的戰爭為擁護蘇聯的戰爭！」[19]這種認識和情緒，反映了黨中央對革命低潮形勢的不耐煩，希望這次危機引起世界大戰，早日促使革命高潮形勢的到來。
陳獨秀對於黨中央在中東路事件上的這種策略頗不以為然。他終於打破一年多來的沉默，在1929年7月28日，致函中共中央，指出在中東路問題的宣傳上，要考慮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應該把矛頭緊緊指向國民黨政府的誤國政策。因為，不管是對蘇聯的戰爭，還是蘇聯退讓後帝國主義各國間為爭奪東北的戰爭，都要在中國做戰場，「在戰爭中最受直接蹂躪的自然是中國人民」。他深刻地指出：「帝國主義的走狗國民黨政府，對於收回中東路的宣傳，是戴著民族利益的假麵具來欺騙民眾，並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資產階級的群眾，甚至有許多勞動群眾也受了欺騙……這種情形不用說是於我們不利的。」
麵對複雜的情況下，陳獨秀認為「我們如何宣傳才能獲得廣大的民眾同情」，要特別慎重！他直率地批評中央拿「反對進攻蘇聯」「擁護蘇聯」做動員群眾的中心口號，「太說教式了，太超群眾了，也太單調了」；「離開具體問題說教式的單調宣傳，隻有最覺悟的無產階級分子能夠接受，而不能夠動員廣大的群眾，反而使群眾誤會我們隻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20]
《中共中央通告》第42號中有一段話說：「帝國主義對蘇聯戰爭開始的時候，毫無疑問的要引起本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這便是中國革命更有利的條件，而更可促成全國革命高潮更快的到來。」陳獨秀譏笑這種宣傳，認為它會使同誌們很自然地做出奇怪的結論：「原來帝國主義進攻蘇聯還有這些好處，我們讓他趕快向蘇聯進攻吧！」他建議中央趕快補發一個通告，以取消第42號通告。
如此尖銳地批評黨中央（實際批評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在當時除了陳獨秀沒有第二人。陳獨秀的意見是正確的，而且是十分寶貴的，在當時各方精神都十分亢奮的形勢下，他保持著清醒的頭腦。
但是，8月3日，中共中央在給陳獨秀的覆信中，卻認為陳與中央的分歧，「不隻是部分的策略問題的討論，而且包含了很嚴重的原則的問題」，反過來指責陳提出的「反對國民黨政府對於中東路的誤國政策」口號，是資產階級左派（如改組派、第三黨）的口號，「走上了資產階級觀點，忘記了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21]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工人無祖國」口號的教條主義的曲解。
當時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的王明，在中央機關報上發表一篇長文，猛烈批判陳獨秀的意見，攻擊陳是「反共產國際」「反蘇」，是「機會主義」。他歷數陳的意見有七大錯誤後，認為陳獨秀「不相信進攻蘇聯的戰爭會引起世界革命高潮的到來，事實上就是不相信在進攻蘇聯的戰爭中，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會有『擁護蘇聯』的直接行動」。陳獨秀上述信中揶揄的正是這種混亂思想：既高喊「擁護蘇聯」，又歡呼進攻蘇聯的戰爭會「引起世界革命高潮盡快到來」。
而且，王明在文章中還刻意尋找所謂「陳獨秀錯誤根源」是「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歷史繼續」：躲在「民族利益」和旗幟之下，犧牲工農群眾的「階級利益」；「躲在『毛子不懂中國實際』的宣傳之下，使共產國際的正確意見不能成為全黨的領導中心；對於共產國際的正確指示，表示懷疑、消極、怠工以至於公然反抗」；放棄「革命領導權」，「變成資產階級的附庸和小資產階級的尾巴主義」；等等。
在中東路事件的過程中，蘇聯借共產國際這個工具做出決議，指示各國共產黨組織人民群眾，開展「保衛蘇聯」的運動。中共由於受共產國際領導，又與國民黨政府敵對，忠實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在機關報上發表一係列宣言、決議和文章，如《反對國民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宣言》《中央通告第41號——中東路事件與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中央通告第42號——動員廣大群眾反對進攻蘇聯》《中央通告第49號——目前形勢中的兩大任務——擁護蘇聯與反對軍閥戰爭》《進攻蘇聯與瓜分中國》（李立三）、《反對國民黨向蘇聯挑戰》（惲代英）、《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要開始了》（羅綺園）等。[17]蔣介石製造這個事件，打著「保衛民族利益」的旗子，中共在以上文件和文章中，則對這個關係到中國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複雜問題，採取了簡單化的策略，提出了「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甚至說：「反對國民黨進攻蘇聯，成為中國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務。」在行動上，還強行組織群眾遊行罷工，甚至號召「以廣大群眾的革命暴動，來消滅帝國主義國民黨強盜進攻蘇聯的戰爭」。[18]
這種完全脫離群眾的做法，得不到群眾響應，從而使黨員就進一步暴露，造成更大的損失。
中共所以如此，除了積極執行共產國際指示，實權掌握在李立三手中的黨中央，對形勢做出了錯誤的估計。他們認為：「現在世界大戰的危機日益迫切，而中國在帝國主義戰爭與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卻是最嚴重的地方，所以我們必須堅決的去發動廣大群眾起來……然後才能執行在世界革命中的任務」，即「準備以國內戰爭消滅帝國主義戰爭，變反蘇聯的戰爭為擁護蘇聯的戰爭！」[19]這種認識和情緒，反映了黨中央對革命低潮形勢的不耐煩，希望這次危機引起世界大戰，早日促使革命高潮形勢的到來。
陳獨秀對於黨中央在中東路事件上的這種策略頗不以為然。他終於打破一年多來的沉默，在1929年7月28日，致函中共中央，指出在中東路問題的宣傳上，要考慮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應該把矛頭緊緊指向國民黨政府的誤國政策。因為，不管是對蘇聯的戰爭，還是蘇聯退讓後帝國主義各國間為爭奪東北的戰爭，都要在中國做戰場，「在戰爭中最受直接蹂躪的自然是中國人民」。他深刻地指出：「帝國主義的走狗國民黨政府，對於收回中東路的宣傳，是戴著民族利益的假麵具來欺騙民眾，並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資產階級的群眾，甚至有許多勞動群眾也受了欺騙……這種情形不用說是於我們不利的。」
麵對複雜的情況下，陳獨秀認為「我們如何宣傳才能獲得廣大的民眾同情」，要特別慎重！他直率地批評中央拿「反對進攻蘇聯」「擁護蘇聯」做動員群眾的中心口號，「太說教式了，太超群眾了，也太單調了」；「離開具體問題說教式的單調宣傳，隻有最覺悟的無產階級分子能夠接受，而不能夠動員廣大的群眾，反而使群眾誤會我們隻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20]
《中共中央通告》第42號中有一段話說：「帝國主義對蘇聯戰爭開始的時候，毫無疑問的要引起本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這便是中國革命更有利的條件，而更可促成全國革命高潮更快的到來。」陳獨秀譏笑這種宣傳，認為它會使同誌們很自然地做出奇怪的結論：「原來帝國主義進攻蘇聯還有這些好處，我們讓他趕快向蘇聯進攻吧！」他建議中央趕快補發一個通告，以取消第42號通告。
如此尖銳地批評黨中央（實際批評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在當時除了陳獨秀沒有第二人。陳獨秀的意見是正確的，而且是十分寶貴的，在當時各方精神都十分亢奮的形勢下，他保持著清醒的頭腦。
但是，8月3日，中共中央在給陳獨秀的覆信中，卻認為陳與中央的分歧，「不隻是部分的策略問題的討論，而且包含了很嚴重的原則的問題」，反過來指責陳提出的「反對國民黨政府對於中東路的誤國政策」口號，是資產階級左派（如改組派、第三黨）的口號，「走上了資產階級觀點，忘記了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21]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工人無祖國」口號的教條主義的曲解。
當時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的王明，在中央機關報上發表一篇長文，猛烈批判陳獨秀的意見，攻擊陳是「反共產國際」「反蘇」，是「機會主義」。他歷數陳的意見有七大錯誤後，認為陳獨秀「不相信進攻蘇聯的戰爭會引起世界革命高潮的到來，事實上就是不相信在進攻蘇聯的戰爭中，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會有『擁護蘇聯』的直接行動」。陳獨秀上述信中揶揄的正是這種混亂思想：既高喊「擁護蘇聯」，又歡呼進攻蘇聯的戰爭會「引起世界革命高潮盡快到來」。
而且，王明在文章中還刻意尋找所謂「陳獨秀錯誤根源」是「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歷史繼續」：躲在「民族利益」和旗幟之下，犧牲工農群眾的「階級利益」；「躲在『毛子不懂中國實際』的宣傳之下，使共產國際的正確意見不能成為全黨的領導中心；對於共產國際的正確指示，表示懷疑、消極、怠工以至於公然反抗」；放棄「革命領導權」，「變成資產階級的附庸和小資產階級的尾巴主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