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托派之外，當時的中共中央還根據莫斯科的指示，把陳獨秀派說成「取消派」，全名是「托陳取消派」。其根據是兩條：一是說1927年7月大革命失敗後的形勢轉向了低潮而不是高潮；二是說在低潮時期革命策略應該是退守而不是進攻。對此，陳獨秀主持的托陳派臨委在紀念1930年5月1日勞動節時發表的《告全國工人書》中反駁說：「史大林派的國際領導機關及中共中央，因為我們反對他們的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遂加我們以『取消派』的罪名，以掩蔽他們的政治破產。取消派在俄國革命中所發生的歷史，是因為有一派人主張取消革命運動並且取消秘密的共產黨。中國革命、共產黨是無人能夠取消的，我們反對派所以取消的隻是中國革命運動中及中國共產黨中的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又說：1927年的上海政變和武漢政變，「已表明國民黨資產階級戰勝了無產階級，和國內反動勢力結成了反革命的聯盟，這時中國革命顯然是失敗了。革命既然失敗了，工農群眾的組織及共產黨都受了很大的打擊幾至潰散，此地中國的局勢已轉入反革命階段。在此階段中，無產階級一時已沒有武裝進攻之可能，此時即應改取退守戰略，一麵調動廣泛的民眾，反抗勝利的資產階級之軍事獨裁，以便無產階級不至因革命失敗而退出政治舞台，雖在反革命的階段亦不至脫離現實的政治鬥爭……史大林派的國際領導機關及中共中央的政策，不是這樣。他們極力諱言中國革命失敗，自從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一直到今天，他們都不承認中國革命已經失敗，他們認為說中國革命已經失敗的人是取消派……他們都企圖以盲動政策，急速獲得勝利，以遮掩其機會主義政策失敗的羞顏」。更有甚者，「他們在城市中的工作，專門不斷的犧牲少數積極分子做示威打電車這類浮麵運動，而不以主力在群眾中做組織與鬥爭的刻苦工作。群眾一有自發的鬥爭，他們不估計群眾自身的力量，採取適當的策略，領導鬥爭獲得勝利，而是任意擴大鬥爭使之必然歸於失敗；甚至有人主張犧牲大批工人學生和租界巡捕肉搏，造成第二個『五卅』」；更企圖勾結國民黨中的反蔣派在上海舉行『第四次暴動』」。[14]
從思想理論上考察，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應該說陳獨秀派的主張比莫斯科和中共的主張實事求是得多。而且如此批判中共歷史上第一、第二次「左」傾錯誤，與後來延安整風時期對三次「左」傾路線的批判，在事實上甚至在語言上完全一致，而時間卻相隔了十幾年。
正在陳獨秀等人轉向托洛茨基主義的時候，又發生一個特別的事件——中東路事件，加劇了他與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的對立。
在中東路事件中反對「保衛蘇聯」
中東鐵路原是沙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東北的產物。依照《中俄攻守同盟密約》、《中俄合辦東清鐵路合同》（1896年）、《中俄續訂東三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1898年）等一係列不平等條約，還明確由中國清朝政府出股金500萬兩，沙俄政府修建經營。1897年7月動工，1901年11月竣工，與俄國境內西伯利亞大鐵道相連。1917年十月革命後，蘇俄政府曾發表聲明，廢除沙俄在華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各種特權，還明確表示：中東鐵路「歸還給中國，不受任何報酬」[15]。但是，這個曾激起陳獨秀等無數中國人感激蘇俄政府，因而促使他們由嚮往西方民主主義向蘇維埃「一邊倒」的表示，列寧、史達林都沒有落實。以致後來出版的《蘇聯對外政策文件彙編》時，竟將「歸還中東鐵路……」這段文字刪除了。
他們這樣做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認為當時的中國政府是反動的，若把中東鐵路交還給中國，不利於中國革命。所以，不交還中東鐵路，反倒成為革命行動。這對於已經歸屬於共產國際（實為蘇聯）領導的中共及其領導人陳獨秀等人來說，也不能說一個「不」字，隻得吞下這個苦果。對於北洋政府來說，「弱國無外交」，也無力交涉促其履行宣言。
於是，1924年5月，雙方簽訂《中蘇協定》時，按照蘇方旨意，該路暫由中蘇「共管」。1924年3月，蘇聯曾組織特別委員會，托洛茨基任主席，成員有伏羅希洛夫、捷爾任斯基和齊采林。據托洛茨基說，該委員會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代表的同意下，做出決議：「為了保障在『第二時期』（所謂第二時期，即指中國革命還未勝利的一段時期——托洛茨基注）中東路不至為帝國主義所奪取，必須將該路的管理權保留於蘇維埃政府之手。」[16]
1927年四一二事件後，蔣介石轉向親美反蘇反共，在國內製造一係列反蘇事件，致使蘇聯政府被迫撤回駐廣州、上海、武漢、長沙等地領事館和商業機構。這些領事館和機構，在大革命中支持乃至操縱中共的活動（主要是大力支持國民黨蔣介石），完全為當時的「戰友」蔣介石國民黨所掌握，蘇聯政府不得不接受這個「懲罰」。但是，1929年5月，蔣介石又指使張學良挑起中東路事件：派軍警包圍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進行非法搜查和劫掠；然後調東北軍沿蘇聯國境線布防，做出武裝進攻蘇聯的姿態，並用武力接管了中東路，逮捕、驅逐蘇方人員，致使蘇聯政府於7月17日宣布對國民黨政府絕交，撤回蘇聯政府任命的一切駐華外交、商務及在鐵路等方麵的供職人員，並保留《中蘇協定》中一切權利。
從思想理論上考察，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應該說陳獨秀派的主張比莫斯科和中共的主張實事求是得多。而且如此批判中共歷史上第一、第二次「左」傾錯誤，與後來延安整風時期對三次「左」傾路線的批判，在事實上甚至在語言上完全一致，而時間卻相隔了十幾年。
正在陳獨秀等人轉向托洛茨基主義的時候，又發生一個特別的事件——中東路事件，加劇了他與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的對立。
在中東路事件中反對「保衛蘇聯」
中東鐵路原是沙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東北的產物。依照《中俄攻守同盟密約》、《中俄合辦東清鐵路合同》（1896年）、《中俄續訂東三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1898年）等一係列不平等條約，還明確由中國清朝政府出股金500萬兩，沙俄政府修建經營。1897年7月動工，1901年11月竣工，與俄國境內西伯利亞大鐵道相連。1917年十月革命後，蘇俄政府曾發表聲明，廢除沙俄在華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各種特權，還明確表示：中東鐵路「歸還給中國，不受任何報酬」[15]。但是，這個曾激起陳獨秀等無數中國人感激蘇俄政府，因而促使他們由嚮往西方民主主義向蘇維埃「一邊倒」的表示，列寧、史達林都沒有落實。以致後來出版的《蘇聯對外政策文件彙編》時，竟將「歸還中東鐵路……」這段文字刪除了。
他們這樣做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認為當時的中國政府是反動的，若把中東鐵路交還給中國，不利於中國革命。所以，不交還中東鐵路，反倒成為革命行動。這對於已經歸屬於共產國際（實為蘇聯）領導的中共及其領導人陳獨秀等人來說，也不能說一個「不」字，隻得吞下這個苦果。對於北洋政府來說，「弱國無外交」，也無力交涉促其履行宣言。
於是，1924年5月，雙方簽訂《中蘇協定》時，按照蘇方旨意，該路暫由中蘇「共管」。1924年3月，蘇聯曾組織特別委員會，托洛茨基任主席，成員有伏羅希洛夫、捷爾任斯基和齊采林。據托洛茨基說，該委員會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代表的同意下，做出決議：「為了保障在『第二時期』（所謂第二時期，即指中國革命還未勝利的一段時期——托洛茨基注）中東路不至為帝國主義所奪取，必須將該路的管理權保留於蘇維埃政府之手。」[16]
1927年四一二事件後，蔣介石轉向親美反蘇反共，在國內製造一係列反蘇事件，致使蘇聯政府被迫撤回駐廣州、上海、武漢、長沙等地領事館和商業機構。這些領事館和機構，在大革命中支持乃至操縱中共的活動（主要是大力支持國民黨蔣介石），完全為當時的「戰友」蔣介石國民黨所掌握，蘇聯政府不得不接受這個「懲罰」。但是，1929年5月，蔣介石又指使張學良挑起中東路事件：派軍警包圍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進行非法搜查和劫掠；然後調東北軍沿蘇聯國境線布防，做出武裝進攻蘇聯的姿態，並用武力接管了中東路，逮捕、驅逐蘇方人員，致使蘇聯政府於7月17日宣布對國民黨政府絕交，撤回蘇聯政府任命的一切駐華外交、商務及在鐵路等方麵的供職人員，並保留《中蘇協定》中一切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