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封建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不僅在中共黨內，在當時中國學術界曾引起廣泛而熱烈的爭論。雙方都引經據典，振振有詞，誰也說服不了誰。
其實，托洛茨基、陳獨秀、中國托派等，都誇大了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因素。如上述陳獨秀的論述，顯然錯誤地把帝國主義入侵後為了進行經濟掠奪而建立的殖民地經濟和封建社會原有的商品經濟，都視為資本主義經濟。因此他當時在與向忠發、周恩來辯論關於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比重的問題時，贊同托洛茨基和列寧的觀點，反對「此時中國的經濟還是農村支配城市」的說法。
其四，關於國民黨政權性質。陳獨秀也完全接受託洛茨基認為國民黨政權是「資產階級政權」的觀點。這是以上對於中國社會性質認識的必然結果。他說：「中國的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革命……確已開始了中國歷史上一大轉變時期；這一轉變時期的特徵，便是社會階級關係之轉變；主要的是資產階級取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越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我們應該肯定的告訴黨內黨外的群眾：背叛革命後整個的國民黨（從汪精衛到張學良）政權，即資產階級為中心為領導的政權。」
出於對中國社會和政權性質的「左」傾認識，陳獨秀對於富農——「農村中的資產階級」也極端否定。他說：「商業資產階級，不但直接剝削農民，不但有些地主本身就是商業資產階級，並且許多衰微的地主正因為商業資產階級及富農的兩種榨取，更要加緊剝削農民以自存……富農占有較多的土地剝削僱農；高利貸所剝削的，不用說多數是貧農；包佃者對農民所取租額，當然比較地主所取得還多，他才好於中取利，所以商業資產階級，買辦階級及富農和地主同樣是農民革命的對象。」
其實，大革命失敗後，一些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由於不滿共產黨及工農群眾在大革命中的極左行動，一度曾依附於國民黨政權，連中共也受了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的影響，在六大綱領中也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成了革命的對象，說「現在的政權，是地主軍閥買辦民族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因而提出了「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所以，中共當時所提的「工農民主專政」實質上並非如陳獨秀和托派理解的包括資產階級在內，更不是「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聯合專政」。[13]但是，後來在實踐中很快就改正了，1931年九一八事件後，重新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統一戰線的對象。1935年後，又開始把國民黨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當作反日本帝國主義的聯合對象。而托洛茨基和中國托派卻一直僵硬地堅持把一切資產階級都當作革命的對象（隻有陳獨秀後來有所改變，抗日戰爭中擁護中共的以國共合作為中心的統一戰線）。其實，在國共鬥爭的年代，民族資產階級等中間勢力，成了舉足輕重的因素。誰爭取了他們，誰就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托派否認這一點，是他們在中國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贊成托洛茨基路線之外，促使陳獨秀轉向托派的第二個因素是：痛切呼籲黨內民主。
陳獨秀以自己連續出任中共五屆領導人的經驗，深感中共在共產國際統製下日益「史達林化」，尤其在八七會議後，為了推行錯誤路線，黨內民主完全被扼殺的狀況，指出：「如果你們老是固執你們的褊狹性，而不顧及黨內德謨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見如蛇蠍，而企圖用中央威權霸蠻的造成你們意見的一致，對於不同的意見，禁止討論，或消極的不在黨報上發表出來，一聽到同誌中和你們有不同意見，不管他的內容如何，便簡單的用『小資產階級觀念』『非無產階級意識』『觀念不正確』如此等類沒有內容的抽象名詞來排斥他；更或者給他戴一頂帽子，如『反對派』『托洛斯基派』『某某派』等，來鎮壓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見的同誌免開尊口；這便是有意或無意的阻住了黨的進步。」
他又說：「德謨克拉西，是各階級為求得多數意見之一致以發展其整個的階級力所必需之工具；創無產階級民主集權製之一要素，沒有了他，在黨內黨外都隻是集權而非民主，即是變成了民主集權製之反麵的官僚集權製。在官僚集權製之下，蒙蔽，庇護，腐敗，墮落，營私舞弊，粉飾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現象。」
陳獨秀這些思想，從此伴隨他的後半生，其中許多思想，永放光彩。但有些內容，則是錯誤的。
從1901年參加革命開始，陳獨秀已經奮鬥了28年。這28年充分表明他是一個思想家，但不是一個理論家。他能敏感地接受外來思想，如西方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等，但是，他不能自己創造一個適合中國國情的係統完整的理論。所以，他總是以為找到了最好的救國和革命的道路，實際卻從一個陷阱走向另一個陷阱。因為，托洛茨基提出的革命策略，暫時符合中國革命低潮形勢的需要，但他倡導的所謂「黨內民主」「國民會議」（即民主選舉國家領導人），根本不可能實行。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缺乏民主基礎的國家中。所以，托洛茨基主義不可能像陳獨秀等人想像和希望的那樣，給中國革命帶來出路，更不要說勝利的希望。
但是，當時身在那樣形勢中的陳獨秀，猶如身在廬山而不識其真麵目一樣，確是把托洛茨基主義當作一條新的革命出路來對待的。而且與托洛茨基一樣，自認為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本派的勝利充滿信心。於是就出現這樣的場麵：托洛茨基與各國托派為一方，史達林派為另一方，都自稱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攻擊對方是機會主義。
其實，托洛茨基、陳獨秀、中國托派等，都誇大了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因素。如上述陳獨秀的論述，顯然錯誤地把帝國主義入侵後為了進行經濟掠奪而建立的殖民地經濟和封建社會原有的商品經濟，都視為資本主義經濟。因此他當時在與向忠發、周恩來辯論關於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比重的問題時，贊同托洛茨基和列寧的觀點，反對「此時中國的經濟還是農村支配城市」的說法。
其四，關於國民黨政權性質。陳獨秀也完全接受託洛茨基認為國民黨政權是「資產階級政權」的觀點。這是以上對於中國社會性質認識的必然結果。他說：「中國的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革命……確已開始了中國歷史上一大轉變時期；這一轉變時期的特徵，便是社會階級關係之轉變；主要的是資產階級取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越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我們應該肯定的告訴黨內黨外的群眾：背叛革命後整個的國民黨（從汪精衛到張學良）政權，即資產階級為中心為領導的政權。」
出於對中國社會和政權性質的「左」傾認識，陳獨秀對於富農——「農村中的資產階級」也極端否定。他說：「商業資產階級，不但直接剝削農民，不但有些地主本身就是商業資產階級，並且許多衰微的地主正因為商業資產階級及富農的兩種榨取，更要加緊剝削農民以自存……富農占有較多的土地剝削僱農；高利貸所剝削的，不用說多數是貧農；包佃者對農民所取租額，當然比較地主所取得還多，他才好於中取利，所以商業資產階級，買辦階級及富農和地主同樣是農民革命的對象。」
其實，大革命失敗後，一些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由於不滿共產黨及工農群眾在大革命中的極左行動，一度曾依附於國民黨政權，連中共也受了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的影響，在六大綱領中也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成了革命的對象，說「現在的政權，是地主軍閥買辦民族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因而提出了「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所以，中共當時所提的「工農民主專政」實質上並非如陳獨秀和托派理解的包括資產階級在內，更不是「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聯合專政」。[13]但是，後來在實踐中很快就改正了，1931年九一八事件後，重新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統一戰線的對象。1935年後，又開始把國民黨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當作反日本帝國主義的聯合對象。而托洛茨基和中國托派卻一直僵硬地堅持把一切資產階級都當作革命的對象（隻有陳獨秀後來有所改變，抗日戰爭中擁護中共的以國共合作為中心的統一戰線）。其實，在國共鬥爭的年代，民族資產階級等中間勢力，成了舉足輕重的因素。誰爭取了他們，誰就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托派否認這一點，是他們在中國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贊成托洛茨基路線之外，促使陳獨秀轉向托派的第二個因素是：痛切呼籲黨內民主。
陳獨秀以自己連續出任中共五屆領導人的經驗，深感中共在共產國際統製下日益「史達林化」，尤其在八七會議後，為了推行錯誤路線，黨內民主完全被扼殺的狀況，指出：「如果你們老是固執你們的褊狹性，而不顧及黨內德謨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見如蛇蠍，而企圖用中央威權霸蠻的造成你們意見的一致，對於不同的意見，禁止討論，或消極的不在黨報上發表出來，一聽到同誌中和你們有不同意見，不管他的內容如何，便簡單的用『小資產階級觀念』『非無產階級意識』『觀念不正確』如此等類沒有內容的抽象名詞來排斥他；更或者給他戴一頂帽子，如『反對派』『托洛斯基派』『某某派』等，來鎮壓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見的同誌免開尊口；這便是有意或無意的阻住了黨的進步。」
他又說：「德謨克拉西，是各階級為求得多數意見之一致以發展其整個的階級力所必需之工具；創無產階級民主集權製之一要素，沒有了他，在黨內黨外都隻是集權而非民主，即是變成了民主集權製之反麵的官僚集權製。在官僚集權製之下，蒙蔽，庇護，腐敗，墮落，營私舞弊，粉飾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現象。」
陳獨秀這些思想，從此伴隨他的後半生，其中許多思想，永放光彩。但有些內容，則是錯誤的。
從1901年參加革命開始，陳獨秀已經奮鬥了28年。這28年充分表明他是一個思想家，但不是一個理論家。他能敏感地接受外來思想，如西方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等，但是，他不能自己創造一個適合中國國情的係統完整的理論。所以，他總是以為找到了最好的救國和革命的道路，實際卻從一個陷阱走向另一個陷阱。因為，托洛茨基提出的革命策略，暫時符合中國革命低潮形勢的需要，但他倡導的所謂「黨內民主」「國民會議」（即民主選舉國家領導人），根本不可能實行。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缺乏民主基礎的國家中。所以，托洛茨基主義不可能像陳獨秀等人想像和希望的那樣，給中國革命帶來出路，更不要說勝利的希望。
但是，當時身在那樣形勢中的陳獨秀，猶如身在廬山而不識其真麵目一樣，確是把托洛茨基主義當作一條新的革命出路來對待的。而且與托洛茨基一樣，自認為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本派的勝利充滿信心。於是就出現這樣的場麵：托洛茨基與各國托派為一方，史達林派為另一方，都自稱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攻擊對方是機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