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每逢紀念日必有共產黨組織的運動，國民黨完全清楚，並做了鎮壓的準備，可是他們還是要共產黨員和廣大群眾去做無謂的犧牲。如上述信中所述：「國民黨告誡居民：共產黨人可能還有反動派（指當時的改組派——引者），將試圖利用5月30日來進行反對中央政府的活動」；「當然，國民黨也沒有忘記警察方麵的工作，採取了種種措施不允許舉行任何群眾大會、集會和遊行」；「學生舉行示威遊行之後，國民黨開始實行鎮壓。校舍被警察包圍。有三所學校關閉……國民黨學生決定解散學生組織，建立在國民黨保護下的唯一『聯合』組織」。最驚人的是，這封信還向共產國際報告了預定的8月1日的運動：「為了便於同誌們對5月30日作出總結，我們代表團要為政治局和省委作出決議……在總體上決議要說，同誌們做了很好的工作，並號召繼續做工作。我們的印象是，8月1日同誌們要糾正5月30日以來所犯的錯誤。」共產國際遠東局竟專門做出決議，要求中國和各國共產黨，在8月1日這個為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定的「國際紅色日」開展運動，「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強盜的戰爭」，特別強調「用直接的武裝行動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用革命暴動推翻帝國主義，用國內階級戰爭消滅帝國主義戰爭，變進攻蘇聯分割殖民地的反動戰爭為擁護蘇聯與殖民地民族解放的革命戰爭」[10]。中共立即響應，並在7月27日的中央機關報《紅旗》上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八一國際赤色日宣言》；共產國際代表團則直接幫助中共中央部署鬥爭。事後，共產國際遠東局做出的決議表明，他們犯了脫離中國實際、在低潮的形勢下強迫製造中國革命的「左」傾錯誤。
決議說，舉行八一國際赤色日，「黨本應動員中國百萬民眾，反對已經準備好的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爭取把帝國主義者從中國趕出去，推翻國民黨政權，保衛蘇聯」。「在開展的運動中有許多不足之處。」最主要的是「一些省份沒有表現出動員群眾的任何才能」。我們已經給中央指出，「八一運動應該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首先應該在像哈爾濱、武漢、奉天、北京、天津、上海、香港和廣州這些工業中心區域進行。盡管我們指出了這一點和不止一次地親自提醒，黨在這些地方（上海除外）很少做工作，8月1日幾乎是在勞苦群眾中無聲無息的情況下度過的」。「無論中央還是我們都沒有得到關於在這些地方（上海除外）要舉行集會、群眾大會、示威遊行或罷工的消息。出現這種情況，完全是黨的過錯。」甚至說：「這裏暴露出了那個可悲的情況，即中共在中國還沒有牢固的有工作能力的中心。」[11]
情況很清楚：群眾根本沒有進行「八一運動」的要求，因此中共中央也無能為力；實際上，中共中央是發了很多文件，很想「把帝國主義趕出去，推翻國民黨政權，保衛蘇聯」的方針推行出去。也就是說這已經是很「左」的方針，但是，共產國際認為他們「左」得還不夠。
第三，運動完全採取非法鬥爭的形式，而且是「打倒一切」。當時還有改組派領導的群眾鬥爭，可是信中說「我們隻不過是領導這次行動來反對所有其他組織」；而且明明是反帝運動，卻「也是針對國民黨和中國資產階級」。
陳獨秀說的低潮形勢下的策略是退守，也不是無所作為。在10月10日給中共中央常委的信中，他根據托洛茨基的文件，提出了革命過渡期中「提出總的民主主義的口號，如在『八小時工作製』，『沒收土地』之外，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反對國民黨軍事專政』，『召集國民會議』等」，反對中共中央的「蘇維埃」口號。在隨後10月26日他與彭述之聯合致中共中央的信中，進一步明確要求把召集國民會議作為現階段黨的中心任務：「即民眾自己起來，為召集代表民族自身利益的國民會議而奮鬥，亦即是一個由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無記名投票選舉產生出來的國民會議，以民主的組織運動來對抗國民黨的軍事獨裁，由全國人民代表自己來解決一切國家問題。」[12]這可以說，在這個問題上陳完全接受託洛茨基的意見。
托派在「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戰略綱領下，當前隻進行民主主義的鬥爭；而中共則在「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下，大搞蘇維埃運動，進行奪取政權的暴動。所以，當時許多中間人士，對雙方的戰略、策略的矛盾頗不理解。其實，這顯示了當時雙方都不同程度地奉行錯誤的路線中，無論是理論、戰略、形勢估計和策略運動，都是由於這種錯誤而處於混亂中。在許多問題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其三，關於中國社會性質。陳獨秀完全接受託洛茨基的「中國沒有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封建地主階級」；「資本主義關係在中國無條件地占優勢和直接的統治地位」的觀點，認為中國的封建勢力早已成為殘餘，地方與資產階級隻有一致，而沒有矛盾可言。他說：「中國的封建殘餘，經過了商業資本的長期的侵蝕，自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後，資本主義矛盾形態介入了農村，整個的農民社會之經濟構造，都為商品經濟所支配，已顯然不能夠以農村經濟支配城市，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經濟利益之根本矛盾，如領主農奴製，實質上已久不存在。」特別是經過了這次大革命，封建殘餘「受了最後打擊，失了統治全中國的中央政權形式，失了和資產階級對立地位，變成了殘餘之殘餘」。
決議說，舉行八一國際赤色日，「黨本應動員中國百萬民眾，反對已經準備好的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爭取把帝國主義者從中國趕出去，推翻國民黨政權，保衛蘇聯」。「在開展的運動中有許多不足之處。」最主要的是「一些省份沒有表現出動員群眾的任何才能」。我們已經給中央指出，「八一運動應該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首先應該在像哈爾濱、武漢、奉天、北京、天津、上海、香港和廣州這些工業中心區域進行。盡管我們指出了這一點和不止一次地親自提醒，黨在這些地方（上海除外）很少做工作，8月1日幾乎是在勞苦群眾中無聲無息的情況下度過的」。「無論中央還是我們都沒有得到關於在這些地方（上海除外）要舉行集會、群眾大會、示威遊行或罷工的消息。出現這種情況，完全是黨的過錯。」甚至說：「這裏暴露出了那個可悲的情況，即中共在中國還沒有牢固的有工作能力的中心。」[11]
情況很清楚：群眾根本沒有進行「八一運動」的要求，因此中共中央也無能為力；實際上，中共中央是發了很多文件，很想「把帝國主義趕出去，推翻國民黨政權，保衛蘇聯」的方針推行出去。也就是說這已經是很「左」的方針，但是，共產國際認為他們「左」得還不夠。
第三，運動完全採取非法鬥爭的形式，而且是「打倒一切」。當時還有改組派領導的群眾鬥爭，可是信中說「我們隻不過是領導這次行動來反對所有其他組織」；而且明明是反帝運動，卻「也是針對國民黨和中國資產階級」。
陳獨秀說的低潮形勢下的策略是退守，也不是無所作為。在10月10日給中共中央常委的信中，他根據托洛茨基的文件，提出了革命過渡期中「提出總的民主主義的口號，如在『八小時工作製』，『沒收土地』之外，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反對國民黨軍事專政』，『召集國民會議』等」，反對中共中央的「蘇維埃」口號。在隨後10月26日他與彭述之聯合致中共中央的信中，進一步明確要求把召集國民會議作為現階段黨的中心任務：「即民眾自己起來，為召集代表民族自身利益的國民會議而奮鬥，亦即是一個由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無記名投票選舉產生出來的國民會議，以民主的組織運動來對抗國民黨的軍事獨裁，由全國人民代表自己來解決一切國家問題。」[12]這可以說，在這個問題上陳完全接受託洛茨基的意見。
托派在「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戰略綱領下，當前隻進行民主主義的鬥爭；而中共則在「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下，大搞蘇維埃運動，進行奪取政權的暴動。所以，當時許多中間人士，對雙方的戰略、策略的矛盾頗不理解。其實，這顯示了當時雙方都不同程度地奉行錯誤的路線中，無論是理論、戰略、形勢估計和策略運動，都是由於這種錯誤而處於混亂中。在許多問題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其三，關於中國社會性質。陳獨秀完全接受託洛茨基的「中國沒有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封建地主階級」；「資本主義關係在中國無條件地占優勢和直接的統治地位」的觀點，認為中國的封建勢力早已成為殘餘，地方與資產階級隻有一致，而沒有矛盾可言。他說：「中國的封建殘餘，經過了商業資本的長期的侵蝕，自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後，資本主義矛盾形態介入了農村，整個的農民社會之經濟構造，都為商品經濟所支配，已顯然不能夠以農村經濟支配城市，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經濟利益之根本矛盾，如領主農奴製，實質上已久不存在。」特別是經過了這次大革命，封建殘餘「受了最後打擊，失了統治全中國的中央政權形式，失了和資產階級對立地位，變成了殘餘之殘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