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陳獨秀還是在當前革命口號和下次革命性質問題上，不能完全接受其他人對洛托茨基有關論述的理解——「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開始便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提法。陳獨秀後來在一篇文章中回憶說：「在過去『無產者社』開始組織時，關於引起下次革命之因素的，是民主的要求還是社會主義的要求，曾有個劇烈的爭論，而最大多數的意見都認為是後者。叛徒馬玉夫和已經脫離革命的蔡振德，以及其他的人們，都曾經認為將來的中國革命性質既然是社會主義的而不是民主主義的，仿佛一沾染民主主義，便有點機會主義的嫌疑；馬玉夫並且認為中國在經濟上也已有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程度（任曙現在還有這樣的見解），反對分析將來的革命性質專從政治鬥爭出發；這樣的意見，在過去『無產者社』中也曾經過好幾次爭論，才漸漸在表麵上消滅下去……（但）始終並未得到很明確的解決。」[6]
就這樣，經過約三四個月的學習和討論，陳獨秀在基本上接受託洛茨基主義但有些保留的思想狀態下，正式轉變為托洛茨基主義者，並且很快被擁戴為中共黨內反對派即托派的領袖。於是，他打破了一年多的沉默，在8月5日，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長信，貢獻「一年來慎重考察的結論」。他以他能接受的托洛茨基觀點，全麵係統地闡述了對於中國革命的意見，抨擊八七會議和六大以來的共產國際指導中共的路線是「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官僚集權製」等，並要求「把這封信在黨報上全部發表出來，以便公諸全黨討論」，企圖挑起全黨性的大爭論，表現出托派路線戰勝共產國際路線的強烈信心。
其一，關於1925～1927年革命失敗的根由。陳獨秀認為是「不曾洞察資產階級的發展對於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險性，尤其是對於國民黨的階級性之錯誤的觀察，遂至不自覺的削弱了無產階級的力量，過分助長了資產階級的軍事勢力，造成了革命失敗資產階級勝利之前提」。陳認為這決定了「黨整個的根本政策是機會主義的」。這是他對於托洛茨基所持的「中國資產階級沒有革命性、隻有反動性」觀點的理解。
其二，關於當前形勢與策略。陳獨秀嚴厲批評中央不承認革命失敗、低潮的形勢和退守的策略，繼續執行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的錯誤路線。他指出：中共在八七會議以後，反對所謂「機會主義」，「並未曾指出機會主義政策發生之真正根由；更未看清實際情形，勇敢的承認革命之失敗及資產階級之勝利這些既成事實」；廣州暴動失敗後「應該馬上取很好的退守政策……積聚我們的力量，以圖革命之再起」。但是中央「反而是在主觀上肯定革命潮還正在一直高漲，因此取了直接進攻政策，直到六次大會前尚在進行湘鄂贛三省總暴動」；現在中央的政策錯誤，「一點也沒有改正。不但向左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未曾改正，向右的機會主義（指對資產階級的認識及與資產階級的聯合政策——引者）根本上也同時存在」；「盲動主義者碰著不動的阻礙，自然要發生命令主義；命令主義者惟恐其命令不通行，自然要抹殺黨內德謨克拉西」。
陳獨秀的以上批評是正確的，而根子還在共產國際那裏。在當時共產國際駐中共代表給莫斯科的一封信中，充分反映了他們運用「紀念日拜物教」理念，如何指導中共每逢紀念日必須發動革命群眾運動的情況：「5月30日是1925年上海罷工的第四個周年日。這是個很大的事件。所以大家不無道理地認為，這一天不可能平靜地過去……所以我們代表團還在4月份就討論了五一和5月份周年日（5月4日、1914年5月9日[7]、1928年5月[8]等）」；「但是我們清楚，黨做不到紀念所有這些周年日」。於是「我們代表團建議中國同誌著手為5月30日遊行做準備。中國同誌贊同這個建議，但向我們描繪了黨的狀況，說很糟糕，並告誡說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我們還是決定在這個問題上幫助同誌們。在聯席會議上，決定成立一個由政治局一名代表、上海省委（應該是「江蘇省委」之誤——引者）一名代表和七八個工廠支部各一名代表組成的為5月30日做準備的黨的上海委員會……決定由政治局作出舉行示威遊行的決定，並要把這個決定傳達到基層組織，以便正確地貫徹執行」。
然後，這封信講述了此次運動的情況：「5月30日行動是由合法的委員會領導的。同誌們做了很好的黨內動員。印發了約70萬份各種傳單、1萬份我們合法的報紙。多數工廠舉行了以5月30日為題的集會。5月30日行動完全是針對帝國主義的，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針對國民黨和中國資產階級的。黨把這次行動同工人的日常鬥爭聯繫起來了。我們隻不過是領導這次行動來反對所有其他組織。約有3萬人參加了遊行」；並教工人「怎樣搗毀電車、汽車、報館等」；「遊行者同憲兵進行了短暫的搏鬥之後，有人喊出了『打倒國民黨！』、『大家去搗毀國民黨黨部』的口號，結果搗毀了兩個國民黨報館」。[9]
從這份絕密檔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當時共產國際指導下的中國革命「左」傾錯誤到什麽程度！這哪裏是什麽「群眾運動」，分明是「運動群眾」。
第一，明明中共領導知道當時「黨的狀況很糟糕」，無力發動這樣的運動，可是共產國際代表團為了向莫斯科交帳，硬是勉強中共中央做了。即使基層組織抵製，也要執行。信中在談到他們強迫中共中央做出遊行示威決議時指出：「如果這些組織以為，政治局的建議不錯，那就會得到執行。換句話說，否則黨就要不斷地舉行代表大會。我們決定試一試，該怎麽做就怎麽做。」而當基層組織採取措施盡量避免損失時，還要受到批評。信中說：中共「政治局對結果並不滿意，有意對一些支部進行嚴厲批評。我們勸同誌們不要這樣做。不能在一開始領導群眾性遊行就進行嚴厲批評，因為這樣做會使黨的基層組織受到驚嚇。當然，糟糕的是我們在街上向遊行者發表演講的同誌，看見警察和（拿著棍棒到處打人的）印度人（指租界裏的警察——引者）時就驚呆了。能嚴厲批評這位同誌犯右傾，犯機會主義和合法主義嗎？」
就這樣，經過約三四個月的學習和討論，陳獨秀在基本上接受託洛茨基主義但有些保留的思想狀態下，正式轉變為托洛茨基主義者，並且很快被擁戴為中共黨內反對派即托派的領袖。於是，他打破了一年多的沉默，在8月5日，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長信，貢獻「一年來慎重考察的結論」。他以他能接受的托洛茨基觀點，全麵係統地闡述了對於中國革命的意見，抨擊八七會議和六大以來的共產國際指導中共的路線是「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官僚集權製」等，並要求「把這封信在黨報上全部發表出來，以便公諸全黨討論」，企圖挑起全黨性的大爭論，表現出托派路線戰勝共產國際路線的強烈信心。
其一，關於1925～1927年革命失敗的根由。陳獨秀認為是「不曾洞察資產階級的發展對於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險性，尤其是對於國民黨的階級性之錯誤的觀察，遂至不自覺的削弱了無產階級的力量，過分助長了資產階級的軍事勢力，造成了革命失敗資產階級勝利之前提」。陳認為這決定了「黨整個的根本政策是機會主義的」。這是他對於托洛茨基所持的「中國資產階級沒有革命性、隻有反動性」觀點的理解。
其二，關於當前形勢與策略。陳獨秀嚴厲批評中央不承認革命失敗、低潮的形勢和退守的策略，繼續執行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的錯誤路線。他指出：中共在八七會議以後，反對所謂「機會主義」，「並未曾指出機會主義政策發生之真正根由；更未看清實際情形，勇敢的承認革命之失敗及資產階級之勝利這些既成事實」；廣州暴動失敗後「應該馬上取很好的退守政策……積聚我們的力量，以圖革命之再起」。但是中央「反而是在主觀上肯定革命潮還正在一直高漲，因此取了直接進攻政策，直到六次大會前尚在進行湘鄂贛三省總暴動」；現在中央的政策錯誤，「一點也沒有改正。不但向左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未曾改正，向右的機會主義（指對資產階級的認識及與資產階級的聯合政策——引者）根本上也同時存在」；「盲動主義者碰著不動的阻礙，自然要發生命令主義；命令主義者惟恐其命令不通行，自然要抹殺黨內德謨克拉西」。
陳獨秀的以上批評是正確的，而根子還在共產國際那裏。在當時共產國際駐中共代表給莫斯科的一封信中，充分反映了他們運用「紀念日拜物教」理念，如何指導中共每逢紀念日必須發動革命群眾運動的情況：「5月30日是1925年上海罷工的第四個周年日。這是個很大的事件。所以大家不無道理地認為，這一天不可能平靜地過去……所以我們代表團還在4月份就討論了五一和5月份周年日（5月4日、1914年5月9日[7]、1928年5月[8]等）」；「但是我們清楚，黨做不到紀念所有這些周年日」。於是「我們代表團建議中國同誌著手為5月30日遊行做準備。中國同誌贊同這個建議，但向我們描繪了黨的狀況，說很糟糕，並告誡說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我們還是決定在這個問題上幫助同誌們。在聯席會議上，決定成立一個由政治局一名代表、上海省委（應該是「江蘇省委」之誤——引者）一名代表和七八個工廠支部各一名代表組成的為5月30日做準備的黨的上海委員會……決定由政治局作出舉行示威遊行的決定，並要把這個決定傳達到基層組織，以便正確地貫徹執行」。
然後，這封信講述了此次運動的情況：「5月30日行動是由合法的委員會領導的。同誌們做了很好的黨內動員。印發了約70萬份各種傳單、1萬份我們合法的報紙。多數工廠舉行了以5月30日為題的集會。5月30日行動完全是針對帝國主義的，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針對國民黨和中國資產階級的。黨把這次行動同工人的日常鬥爭聯繫起來了。我們隻不過是領導這次行動來反對所有其他組織。約有3萬人參加了遊行」；並教工人「怎樣搗毀電車、汽車、報館等」；「遊行者同憲兵進行了短暫的搏鬥之後，有人喊出了『打倒國民黨！』、『大家去搗毀國民黨黨部』的口號，結果搗毀了兩個國民黨報館」。[9]
從這份絕密檔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當時共產國際指導下的中國革命「左」傾錯誤到什麽程度！這哪裏是什麽「群眾運動」，分明是「運動群眾」。
第一，明明中共領導知道當時「黨的狀況很糟糕」，無力發動這樣的運動，可是共產國際代表團為了向莫斯科交帳，硬是勉強中共中央做了。即使基層組織抵製，也要執行。信中在談到他們強迫中共中央做出遊行示威決議時指出：「如果這些組織以為，政治局的建議不錯，那就會得到執行。換句話說，否則黨就要不斷地舉行代表大會。我們決定試一試，該怎麽做就怎麽做。」而當基層組織採取措施盡量避免損失時，還要受到批評。信中說：中共「政治局對結果並不滿意，有意對一些支部進行嚴厲批評。我們勸同誌們不要這樣做。不能在一開始領導群眾性遊行就進行嚴厲批評，因為這樣做會使黨的基層組織受到驚嚇。當然，糟糕的是我們在街上向遊行者發表演講的同誌，看見警察和（拿著棍棒到處打人的）印度人（指租界裏的警察——引者）時就驚呆了。能嚴厲批評這位同誌犯右傾，犯機會主義和合法主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