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說明」中，陳獨秀講了為什麽不用當時流行的國語，而用四種地方話做標準語，主要是他認為當時中國還不曾達到國語成立時期，「現在的所謂國語，或所謂的普通話，人為的性質太過分，離開實際語言太遠了，它不能夠叫做國語」；一種國語必須有一個地方語做標準，現在真正國語未成立以前，應該以有最大影響的地方作標準語來過渡。於是他採用了北京、上海、漢口、廣州四個地方語。他說：「這四個地方都是中國產業中心或政治中心的最大都市；這四個地方語，確能代表全中國大多數人的實際語言，並且它們都有相當的文學作品。」
《拚音草案》擬定的單聲母和單韻母共43個，採用的字母形體「大致是比較完備的國際音標，但也有小小增改的地方」。尤其是因為「中國結合聲母的語言特別發達，國際音標不盡適用」，於是，陳獨秀依據音理參照國際音標及各國字母，創造了九個結合聲母及三個單聲母。
此稿完成後，售給商務印書館。該館主持人與國民黨當局關係甚深。陳獨秀是當時國民黨通緝的「共黨首領」。書稿當然不可能出版。但陳獨秀畢竟不是一般的作者。於是，他在政界和學術界一些很有地位的朋友、學生和商務印書館的老闆張菊生、王雲五、胡適之、傅孟真、趙元任等，共同捐贈了稿費千元。當時共產黨處於最困難的時期，無力關照他的生活。《獨秀文存》當然也不可能再印，不能再以其版稅收入來維持生活。這筆稿費使他渡過了一次難關，過了一段貧困的生活。
1942年陳獨秀逝世後，大革命失敗後一度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曾受北京大學同學會的委託，照料過陳獨秀的晚年生活的何資深（又名何之瑜），負責收集、編輯並出版陳獨秀遺著《獨秀叢著》，最後與商務印書館簽約，分兩部出版陳獨秀文字學方麵的全部論著：第一部取名為《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共收入他音韻學方麵的七篇論文；第二部是他所寫的六篇文字學（狹義文字學）方麵的論著及《中國拚音文字草案》。結果，第一部的清樣出來時，上海解放，這位已被共產黨定為「大罪人」的著作，也被嚴禁出版，盡管這些是純學術、純語言文字的而非政治性的著作。直到改革開放後的2001年，原已是清樣並由何之瑜核校完畢的《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在筆者的努力下，由中華書局以繁體字出版，並改名為大家易懂的《陳獨秀音韻學論文集》。但是，《中國拚音文字草案》至今尚未問世。
其實，以筆者粗見，由於中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各地方言極其複雜，要想用一種拚音文字來統一，的確是一件難事，實可稱「難於上青天」，可能是陳獨秀永遠也不能實現的一個理想。也許這是無知的外行話。我至今也難以理解，陳獨秀為什麽做這樣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也許他的思想比我們更深遠。不過，如今以北京話為基礎的「普通話」，並已在包括港台在內的各地普及而且說寫基本統一。這也是陳獨秀做拚音文字的初衷。
拒絕去莫斯科參加六大
大革命失敗，之後又有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州暴動等接連的失敗，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指導下，中共中央又對這些暴動的負責人進行嚴厲處分，當時黨內思想混亂，失敗主義情緒瀰漫。為了總結失敗的教訓，製定新的政策和策略，以向全黨指明新的方向，1928年3月，共產國際做出了4月在莫斯科舉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定。決定中有一條就是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必須參加。但是要在一個月內，把散在全國各地的共產黨領導人作為代表送到莫斯科，是不可能的。於是，會議不得不推遲到6月召開。
陳獨秀再次拒絕到莫斯科去，雖然黨中央為了執行莫斯科的指示，對他做了許多工作，除了瞿秋白親自出麵外，還通過與他關係親近的人進行勸說，如王若飛、鄭超麟、黃文容等。但他堅持認為「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來領導」，這是他從自己親身的痛苦教訓中得出的一條最基本的原則。他絕不讓步。他認為大革命及其後一係列暴動的失敗，主要是莫斯科瞎指揮的結果。而他們所以錯誤，是由於外國人不了解中國情況。他曾反問勸他赴蘇的人：「中國人的問題是中國人了解，還是外國人了解？我是中國人，我要研究中國問題，為什麽不能在中國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25]王若飛同情陳獨秀的處境，雖然奉命來勸說，但也擔心蘇聯「正在反對托洛茨基，他去時一定堅持自己的意見，反對國際意見，那時人家一定為了打擊托洛茨基原故來打擊他」。所以，除了他強調的「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來領導」，反對莫斯科幹涉中國革命這個正當的理由之外，在內心深處，不能不說也有警惕的一麵，黨內許多同誌也勸他不去莫斯科。彭述之也採取了與他同樣的立場。
共產國際東方局副局長索洛維約夫曾給聯共政治局中國委員會透露，共產國際早在大革命勝利高潮的1926年秋天和1927年春天，提出過請陳獨秀來莫斯科的建議，那時是想真誠聽取陳獨秀的意見的。但是，顯然史達林最高當局認為自己的路線完全正確並因此給鮑羅廷和加倫頒發了紅旗勳章，「沒有同意讓陳獨秀來莫斯科」。索洛維約夫說：「很可惜，如果當時陳獨秀來莫斯科，就可以和他一起製定中國黨較為正確的路線。」[26]
《拚音草案》擬定的單聲母和單韻母共43個，採用的字母形體「大致是比較完備的國際音標，但也有小小增改的地方」。尤其是因為「中國結合聲母的語言特別發達，國際音標不盡適用」，於是，陳獨秀依據音理參照國際音標及各國字母，創造了九個結合聲母及三個單聲母。
此稿完成後，售給商務印書館。該館主持人與國民黨當局關係甚深。陳獨秀是當時國民黨通緝的「共黨首領」。書稿當然不可能出版。但陳獨秀畢竟不是一般的作者。於是，他在政界和學術界一些很有地位的朋友、學生和商務印書館的老闆張菊生、王雲五、胡適之、傅孟真、趙元任等，共同捐贈了稿費千元。當時共產黨處於最困難的時期，無力關照他的生活。《獨秀文存》當然也不可能再印，不能再以其版稅收入來維持生活。這筆稿費使他渡過了一次難關，過了一段貧困的生活。
1942年陳獨秀逝世後，大革命失敗後一度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曾受北京大學同學會的委託，照料過陳獨秀的晚年生活的何資深（又名何之瑜），負責收集、編輯並出版陳獨秀遺著《獨秀叢著》，最後與商務印書館簽約，分兩部出版陳獨秀文字學方麵的全部論著：第一部取名為《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共收入他音韻學方麵的七篇論文；第二部是他所寫的六篇文字學（狹義文字學）方麵的論著及《中國拚音文字草案》。結果，第一部的清樣出來時，上海解放，這位已被共產黨定為「大罪人」的著作，也被嚴禁出版，盡管這些是純學術、純語言文字的而非政治性的著作。直到改革開放後的2001年，原已是清樣並由何之瑜核校完畢的《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在筆者的努力下，由中華書局以繁體字出版，並改名為大家易懂的《陳獨秀音韻學論文集》。但是，《中國拚音文字草案》至今尚未問世。
其實，以筆者粗見，由於中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各地方言極其複雜，要想用一種拚音文字來統一，的確是一件難事，實可稱「難於上青天」，可能是陳獨秀永遠也不能實現的一個理想。也許這是無知的外行話。我至今也難以理解，陳獨秀為什麽做這樣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也許他的思想比我們更深遠。不過，如今以北京話為基礎的「普通話」，並已在包括港台在內的各地普及而且說寫基本統一。這也是陳獨秀做拚音文字的初衷。
拒絕去莫斯科參加六大
大革命失敗，之後又有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州暴動等接連的失敗，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指導下，中共中央又對這些暴動的負責人進行嚴厲處分，當時黨內思想混亂，失敗主義情緒瀰漫。為了總結失敗的教訓，製定新的政策和策略，以向全黨指明新的方向，1928年3月，共產國際做出了4月在莫斯科舉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定。決定中有一條就是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必須參加。但是要在一個月內，把散在全國各地的共產黨領導人作為代表送到莫斯科，是不可能的。於是，會議不得不推遲到6月召開。
陳獨秀再次拒絕到莫斯科去，雖然黨中央為了執行莫斯科的指示，對他做了許多工作，除了瞿秋白親自出麵外，還通過與他關係親近的人進行勸說，如王若飛、鄭超麟、黃文容等。但他堅持認為「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來領導」，這是他從自己親身的痛苦教訓中得出的一條最基本的原則。他絕不讓步。他認為大革命及其後一係列暴動的失敗，主要是莫斯科瞎指揮的結果。而他們所以錯誤，是由於外國人不了解中國情況。他曾反問勸他赴蘇的人：「中國人的問題是中國人了解，還是外國人了解？我是中國人，我要研究中國問題，為什麽不能在中國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25]王若飛同情陳獨秀的處境，雖然奉命來勸說，但也擔心蘇聯「正在反對托洛茨基，他去時一定堅持自己的意見，反對國際意見，那時人家一定為了打擊托洛茨基原故來打擊他」。所以，除了他強調的「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來領導」，反對莫斯科幹涉中國革命這個正當的理由之外，在內心深處，不能不說也有警惕的一麵，黨內許多同誌也勸他不去莫斯科。彭述之也採取了與他同樣的立場。
共產國際東方局副局長索洛維約夫曾給聯共政治局中國委員會透露，共產國際早在大革命勝利高潮的1926年秋天和1927年春天，提出過請陳獨秀來莫斯科的建議，那時是想真誠聽取陳獨秀的意見的。但是，顯然史達林最高當局認為自己的路線完全正確並因此給鮑羅廷和加倫頒發了紅旗勳章，「沒有同意讓陳獨秀來莫斯科」。索洛維約夫說：「很可惜，如果當時陳獨秀來莫斯科，就可以和他一起製定中國黨較為正確的路線。」[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