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的孫女陳鴻，後來也丟失了，直到他去世時還沒有找到。史靜儀在莫斯科與李國琛先生結婚，生有一男一女。1939年回國後，史靜儀設法尋找陳喬年之女陳鴻，但始終杳無音信。1969年，她在彌留之際，囑咐李氏兒女繼續尋找。終於在1994年12月，在福州找到已經63歲改名為苗玉的陳鴻。她是已參加革命四十多年的新四軍離休幹部，生活美滿幸福。這也算是給陳獨秀和陳喬年在天之靈的一點安慰。
文字學研究中苦度艱難歲月
但是，經歷了五四前後近二十年的革命失敗、親友犧牲的無數次打擊後的陳獨秀，早已成了一個硬漢子，而且很會排遣痛苦與寂寞。他暫時退出政治，研究他喜愛的文字學，猶如他所說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
中國歷史上，許多文人在政治上受挫或失意之後，就退到學術領域施展才華或尋找精神寄託，有的還取得了輝煌的業績，也算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吧。如前所述，陳獨秀雖然沒有在正規的中學、大學拿過文憑，但他通過自學，對歷史、哲學、政治、文學、教育、宗教、道德、婦女、人口、家庭、婚姻、中外經濟交流和文化交流等領域，都有研究，撰寫了大量論著，發表了不少至今仍閃爍著真理光芒的論著。比較起來，他對文字學更是鍾情。這裏的「文字學」，不是狹義的文字學，而是如古稱「小學」的文字學，即既包括研究字音的音韻學，又包括研究字形、字義、字源及其演繹等的狹義文字學。從現有資料看，陳獨秀最早從事文字學研究，是在參加1913年二次革命（反袁鬥爭）失敗之後，寫了一部《字義類例》一書。現在他研究的是與音韻學有關但又有區別的中國文字的拚音化問題。
陳獨秀為什麽研究這個問題？他在書稿的《自序》中說：用現在的文字——衍音的象形字，「不能夠使多數人識字寫字」，「加造新字很不自由」；還由於中國文字長期以來被官僚文人用來作八股文，「所以一用現在的文字，代表現在的語言，敘述現在的生活，便自然感覺到中國的文字已經破產了」。「文字隻是代表語言的符號，中國許多語言隻能說出，不能寫出，它不成了有語言而無文字的國家！」他還指出，現在有許多人努力推行平民識字運動，但所謂平民千字課絲毫不曾注意平民日常生活之所需，其中平民日常所需的字，百分之九十都沒有，「教他們識了這些字又有什麽用處！」
雖經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提倡和創新，當時中國文字改革運動的阻力還是很大，隻做了一些注音字母的工作。陳獨秀認為注音字母還不如日本的假名便當：「注音字母不能通行，自然原因很多，而其自身缺點太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製造注音字母的人們，既然沒有把它做成拚音的決心，而又要用拚音文字的方法，方法太簡陋，不成其為拚音文字，所以弄得不三不四，自然沒有人肯用了。」
為此，陳獨秀決心率先向舊的傳統宣戰，為後繼者掃除前進的障礙。他說：「有人譏笑製造拚音文字的人，是想做倉頡第二，其實想做倉頡第二並不是什麽可以被人譏笑的事；中國文字當然不是什麽倉頡一人所造，是從遠古一直到現在無數倉頡造成的，今後需要許多倉頡來製造新的文字。」最後他表示：「貿然做這本書……十分冒險，所以希望許多有誌做倉頡的人們，加以討論，糾正，並且有實際的運動，使最近的將來，中國真有一種拚音文字出現。」[21]
可見，陳獨秀不管做什麽事，都有一種創新的精神。這是他所以成為偉人的基本要素之一。誠如近代中國著名評論家王森然所說：「（陳獨秀）先生書無不讀又精通日文、法文（其實還精通英文，懂得德文和拉丁文等多種外文——引者），故其學求無不精；其文，理無不透；雄辯滔滔，長於言才。無論任何問題，研究之，均能深入；解決之，計劃周詳；苟能專門致力於理論及學術，當代名家，實無其匹。」所以如此，他企圖從陳的個性上探究：「其個性過強，凡事均以大無罪不顧一切之精神處理之。無論任何學說，必參己意以研究之，無迷信崇拜之意。故每當大會討論之際，其意見迭出，精詳過人；常使滿座震驚，或拍掌稱快，或呆目無言，誠為一代之驕子當世之怪傑也。」[22]
為了進行這項工作，隻要有人到他家去，寒暄幾句後，他就會提出這個問題來，遇見湖北人時，他問這幾個字湖北音怎樣讀；遇見廣東人時，又問那幾個字廣東音怎樣讀。與他來往的人來自四麵八方，這為他做這樣的工作提供了方便，陳獨秀很快就把中國幾個典型方言調查清楚。
對於陳獨秀進行文字研究工作，人們有種種議論，有人認為他像《漢書》中的曹參為相一般，人家去見曹參有所建議，曹總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議者之口。陳獨秀也是故意以文字學的研究來迴避政治問題，並掩蓋他在黨的路線問題上與中央的分歧。因此，不少人果真以為他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了。[23]
但是，不管人們對他從事這一研究工作的動機作何種猜測，誰也不否認，他對此的確到了入迷的程度，並且終於在一年以後，即1929年3月，寫成了《中國拚音文字草案》一稿。[24]此書稿分五部分：自序及說明；北京話；漢口話；上海話；廣州話。陳獨秀還請鄧穎超校核北京話，項英核漢口話，沈雁冰和陸綴文校核上海話，楊殷和羅綺園校核廣州話。這些人都是地道的當地人，可見其做學問認真。
文字學研究中苦度艱難歲月
但是，經歷了五四前後近二十年的革命失敗、親友犧牲的無數次打擊後的陳獨秀，早已成了一個硬漢子，而且很會排遣痛苦與寂寞。他暫時退出政治，研究他喜愛的文字學，猶如他所說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
中國歷史上，許多文人在政治上受挫或失意之後，就退到學術領域施展才華或尋找精神寄託，有的還取得了輝煌的業績，也算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吧。如前所述，陳獨秀雖然沒有在正規的中學、大學拿過文憑，但他通過自學，對歷史、哲學、政治、文學、教育、宗教、道德、婦女、人口、家庭、婚姻、中外經濟交流和文化交流等領域，都有研究，撰寫了大量論著，發表了不少至今仍閃爍著真理光芒的論著。比較起來，他對文字學更是鍾情。這裏的「文字學」，不是狹義的文字學，而是如古稱「小學」的文字學，即既包括研究字音的音韻學，又包括研究字形、字義、字源及其演繹等的狹義文字學。從現有資料看，陳獨秀最早從事文字學研究，是在參加1913年二次革命（反袁鬥爭）失敗之後，寫了一部《字義類例》一書。現在他研究的是與音韻學有關但又有區別的中國文字的拚音化問題。
陳獨秀為什麽研究這個問題？他在書稿的《自序》中說：用現在的文字——衍音的象形字，「不能夠使多數人識字寫字」，「加造新字很不自由」；還由於中國文字長期以來被官僚文人用來作八股文，「所以一用現在的文字，代表現在的語言，敘述現在的生活，便自然感覺到中國的文字已經破產了」。「文字隻是代表語言的符號，中國許多語言隻能說出，不能寫出，它不成了有語言而無文字的國家！」他還指出，現在有許多人努力推行平民識字運動，但所謂平民千字課絲毫不曾注意平民日常生活之所需，其中平民日常所需的字，百分之九十都沒有，「教他們識了這些字又有什麽用處！」
雖經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提倡和創新，當時中國文字改革運動的阻力還是很大，隻做了一些注音字母的工作。陳獨秀認為注音字母還不如日本的假名便當：「注音字母不能通行，自然原因很多，而其自身缺點太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製造注音字母的人們，既然沒有把它做成拚音的決心，而又要用拚音文字的方法，方法太簡陋，不成其為拚音文字，所以弄得不三不四，自然沒有人肯用了。」
為此，陳獨秀決心率先向舊的傳統宣戰，為後繼者掃除前進的障礙。他說：「有人譏笑製造拚音文字的人，是想做倉頡第二，其實想做倉頡第二並不是什麽可以被人譏笑的事；中國文字當然不是什麽倉頡一人所造，是從遠古一直到現在無數倉頡造成的，今後需要許多倉頡來製造新的文字。」最後他表示：「貿然做這本書……十分冒險，所以希望許多有誌做倉頡的人們，加以討論，糾正，並且有實際的運動，使最近的將來，中國真有一種拚音文字出現。」[21]
可見，陳獨秀不管做什麽事，都有一種創新的精神。這是他所以成為偉人的基本要素之一。誠如近代中國著名評論家王森然所說：「（陳獨秀）先生書無不讀又精通日文、法文（其實還精通英文，懂得德文和拉丁文等多種外文——引者），故其學求無不精；其文，理無不透；雄辯滔滔，長於言才。無論任何問題，研究之，均能深入；解決之，計劃周詳；苟能專門致力於理論及學術，當代名家，實無其匹。」所以如此，他企圖從陳的個性上探究：「其個性過強，凡事均以大無罪不顧一切之精神處理之。無論任何學說，必參己意以研究之，無迷信崇拜之意。故每當大會討論之際，其意見迭出，精詳過人；常使滿座震驚，或拍掌稱快，或呆目無言，誠為一代之驕子當世之怪傑也。」[22]
為了進行這項工作，隻要有人到他家去，寒暄幾句後，他就會提出這個問題來，遇見湖北人時，他問這幾個字湖北音怎樣讀；遇見廣東人時，又問那幾個字廣東音怎樣讀。與他來往的人來自四麵八方，這為他做這樣的工作提供了方便，陳獨秀很快就把中國幾個典型方言調查清楚。
對於陳獨秀進行文字研究工作，人們有種種議論，有人認為他像《漢書》中的曹參為相一般，人家去見曹參有所建議，曹總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議者之口。陳獨秀也是故意以文字學的研究來迴避政治問題，並掩蓋他在黨的路線問題上與中央的分歧。因此，不少人果真以為他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了。[23]
但是，不管人們對他從事這一研究工作的動機作何種猜測，誰也不否認，他對此的確到了入迷的程度，並且終於在一年以後，即1929年3月，寫成了《中國拚音文字草案》一稿。[24]此書稿分五部分：自序及說明；北京話；漢口話；上海話；廣州話。陳獨秀還請鄧穎超校核北京話，項英核漢口話，沈雁冰和陸綴文校核上海話，楊殷和羅綺園校核廣州話。這些人都是地道的當地人，可見其做學問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