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以暴動奪取政權：如果「農運非暴動恐難發展」，「隻能以暴動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為目的，此時尤不可以存『以暴動奪取政權的幻想』」；「隻是幻想政治的暴動，暴動失敗了，我們什麽都得不著；並且還會因此使農民離開我們」。
關於奪取江蘇上海城市政權問題：（王）「若飛對於江蘇運動，偏重在奪取城市的政權（有些似毛潤之的意見），他且幻想會占得滬寧。我當時曾表示不贊成。略說了幾句，他似乎還不大以我的意見為然。這如果是他的自己的意見，望常委急需糾正！如是常委的意見，我提議要切實討論估計，萬萬不可隨便做政治的暴動，尤其是上海」。
關於當前策略：「我提議用『四不』口號（不交租，不完糧，不納捐，不還債），更簡單明了容易喚起廣大的農民了解，而且又可以通行全國。」
陳獨秀擔心這些意見不為黨中央所接受，最後又坦誠地表示：「我見到於革命黨有危險的，我不得不說，我不能顧忌你們說我是機會主義者。」[16]
但是，指導了八一南昌暴動及其南征廣州、指導了八七會議及全國各省的秋收暴動而連連失敗的國際代表和瞿秋白黨中央，根本聽不進陳獨秀的意見。12月9日，中央復函陳獨秀，批駁了他的意見：
關於形勢：國民黨內部存在各種各樣的矛盾，「已經不能鞏固其統治」；「國民黨的統治長久與否，全看民眾暴動的力量能否匯合而成較大規模之勝利」。這就是說形勢的好壞主要取決於革命主觀的努力，而可以無視客觀條件（如階級力量的對比）。這是一種「革命萬能論」的主觀唯心主義。按照這樣的邏輯，革命形勢是可以人為製造的。
關於政策：對陳獨秀的意見，「我們不能同意」！不能以經濟鬥爭為限，「發動工農的經濟鬥爭，以引導政治暴動是非常之必要，而且是唯一的方針」。「四不」口號發動農民群眾非常之對，非常之必要；然而由此便必須走到暴動，農民群眾不拿武器暴動，也決不能實行「四不」。
關於上海暴動：錯誤隻在「以極少數勇敢工人之恐怖行動去『擴大』鬥爭」。「這是一種變相的軍事投機主義。」應當去真正發動群眾，「從經濟鬥爭真正引起群眾的政治鬥爭。引起群眾取得政權之必要的認識，而走上武裝暴動」；「隻準備做經濟鬥爭，而不要指出政權的目標，這就不對了」。
關於革命性質：堅持「中國革命是無間斷性質的革命」，即「實行平民式的徹底的土地革命（完成革命民權主義任務），急轉直下地進於社會主義的道路」。[17]
國際代表和瞿秋白黨中央根本聽不進陳的逆耳忠言，又於12月11～13日，發動了廣州暴動，又一次提出了「建立工農蘇維埃政府」的口號。羅明納茲副手紐曼親自參加了暴動的指揮。陳獨秀獲得此訊後，在13日午前，緊急致函黨中央，認為「廣州暴動，無論成敗我們都應該做！」並提出5條建議，企圖予以正確引導：「在廣州非戰鬥人員悉數遣到有農民暴動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動」；廣州革命政府用「工農平民代表會議政府」，似較妥當，不可用「工農政府」「獨裁政府」「蘇維埃政府」的口號，因為「蘇俄政製精義是無產階級獨裁，離此，則蘇維埃並無特殊意義」；「可以在贊成土地革命的條件之下，與任何國民黨一派或個人黨外合作……即譚平山如以國民黨地位或另組他黨而能從事土地革命工作，我們也不可以加以排斥。我們不可持『黨外無黨』的謬見」；共產國際代表不要參加廣州事變，等等。[18]
陳獨秀雖然反對這次暴動，但暴動已經起來，如果還在一旁反對，潑冷水，則無濟於事。他學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態度，說「廣州暴動，無論成敗我們都應該做！」但是，他又料定這次暴動肯定是要失敗的，關鍵是如何使其減少損失，因此提出5條建議。自然，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是不會接受的。
在廣州暴動領導人中，總司令葉挺曾提出與陳獨秀相同意見：由於國民黨援軍就要到來，而暴動部隊消耗很大，提議撤退到海陸豐革命根據地，但卻被國際代表紐曼所否定。紐曼說馬克思主義的暴動原則是「進攻，進攻，再進攻」，指責葉挺向農村撤退的主張是政治動搖。最後，由於國民黨軍隊的大量到來，寡不敵眾，總指揮張太雷也在戰鬥中犧牲，餘部不得不撤出廣州市區，暴動失敗，一部分部隊與海陸豐農民武裝相結合。
但是，廣州暴動的失敗，並沒有使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吸取教訓，反而使他們走向更加極端。12月下旬，正是廣州暴動失敗後的餘部向東撤退之際，中共中央常委會就廣州暴動問題復函陳獨秀，稱暴動雖敗，但「其他各鄉之暴動可以趁軍閥混戰而形成多部分之割據與再行匯合的局麵」。關於革命性質與目標，仍強調「民權主義的獨裁」在中國「其勢非以共產黨一黨政權表現之」。[19]
陳獨秀的意見非但沒有被採納，他還從已經成為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的兒子喬年口中得知，中央還把他的意見「當作笑話到處宣傳」，這使他受到很大的刺激。而且回上海不久，瞿秋白因黨中央人手不足，把黃文容調去做鄭超麟助手，編輯新的中央機關報《布爾塞維克》。從此，他真的有些心灰意冷了，十分痛苦和孤獨。還好，喬年經常來看望他，同情父親的遭遇，也贊同父親的某些主張。但他對陳獨秀與黨中央之間的矛盾，很感為難，勸告父親不要再給黨中央寫信了。於是，約有一年半的時間，陳獨秀沒有再給黨中央提出過一條建議。不久，喬年與史靜儀結婚，二位都是在當時革命者中「最漂亮的人」，人人稱羨。他們生了一個名叫「紅五」的男孩。陳獨秀很喜歡這個小孩，也算有了一點天倫之樂。可惜孫兒不久夭折，陳喬年又在1928年6月6日被捕犧牲。兒媳史靜儀曾任中共北方區委婦委書記，為考慮安全，由組織安排，把喬年犧牲後生的遺腹女陳鴻寄養朋友處後，史再次赴莫斯科學習，後來他適。[20]陳獨秀在政治上、生活上接連打擊之下，重又陷於空前的寂寞與悲痛之中。
關於奪取江蘇上海城市政權問題：（王）「若飛對於江蘇運動，偏重在奪取城市的政權（有些似毛潤之的意見），他且幻想會占得滬寧。我當時曾表示不贊成。略說了幾句，他似乎還不大以我的意見為然。這如果是他的自己的意見，望常委急需糾正！如是常委的意見，我提議要切實討論估計，萬萬不可隨便做政治的暴動，尤其是上海」。
關於當前策略：「我提議用『四不』口號（不交租，不完糧，不納捐，不還債），更簡單明了容易喚起廣大的農民了解，而且又可以通行全國。」
陳獨秀擔心這些意見不為黨中央所接受，最後又坦誠地表示：「我見到於革命黨有危險的，我不得不說，我不能顧忌你們說我是機會主義者。」[16]
但是，指導了八一南昌暴動及其南征廣州、指導了八七會議及全國各省的秋收暴動而連連失敗的國際代表和瞿秋白黨中央，根本聽不進陳獨秀的意見。12月9日，中央復函陳獨秀，批駁了他的意見：
關於形勢：國民黨內部存在各種各樣的矛盾，「已經不能鞏固其統治」；「國民黨的統治長久與否，全看民眾暴動的力量能否匯合而成較大規模之勝利」。這就是說形勢的好壞主要取決於革命主觀的努力，而可以無視客觀條件（如階級力量的對比）。這是一種「革命萬能論」的主觀唯心主義。按照這樣的邏輯，革命形勢是可以人為製造的。
關於政策：對陳獨秀的意見，「我們不能同意」！不能以經濟鬥爭為限，「發動工農的經濟鬥爭，以引導政治暴動是非常之必要，而且是唯一的方針」。「四不」口號發動農民群眾非常之對，非常之必要；然而由此便必須走到暴動，農民群眾不拿武器暴動，也決不能實行「四不」。
關於上海暴動：錯誤隻在「以極少數勇敢工人之恐怖行動去『擴大』鬥爭」。「這是一種變相的軍事投機主義。」應當去真正發動群眾，「從經濟鬥爭真正引起群眾的政治鬥爭。引起群眾取得政權之必要的認識，而走上武裝暴動」；「隻準備做經濟鬥爭，而不要指出政權的目標，這就不對了」。
關於革命性質：堅持「中國革命是無間斷性質的革命」，即「實行平民式的徹底的土地革命（完成革命民權主義任務），急轉直下地進於社會主義的道路」。[17]
國際代表和瞿秋白黨中央根本聽不進陳的逆耳忠言，又於12月11～13日，發動了廣州暴動，又一次提出了「建立工農蘇維埃政府」的口號。羅明納茲副手紐曼親自參加了暴動的指揮。陳獨秀獲得此訊後，在13日午前，緊急致函黨中央，認為「廣州暴動，無論成敗我們都應該做！」並提出5條建議，企圖予以正確引導：「在廣州非戰鬥人員悉數遣到有農民暴動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動」；廣州革命政府用「工農平民代表會議政府」，似較妥當，不可用「工農政府」「獨裁政府」「蘇維埃政府」的口號，因為「蘇俄政製精義是無產階級獨裁，離此，則蘇維埃並無特殊意義」；「可以在贊成土地革命的條件之下，與任何國民黨一派或個人黨外合作……即譚平山如以國民黨地位或另組他黨而能從事土地革命工作，我們也不可以加以排斥。我們不可持『黨外無黨』的謬見」；共產國際代表不要參加廣州事變，等等。[18]
陳獨秀雖然反對這次暴動，但暴動已經起來，如果還在一旁反對，潑冷水，則無濟於事。他學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態度，說「廣州暴動，無論成敗我們都應該做！」但是，他又料定這次暴動肯定是要失敗的，關鍵是如何使其減少損失，因此提出5條建議。自然，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是不會接受的。
在廣州暴動領導人中，總司令葉挺曾提出與陳獨秀相同意見：由於國民黨援軍就要到來，而暴動部隊消耗很大，提議撤退到海陸豐革命根據地，但卻被國際代表紐曼所否定。紐曼說馬克思主義的暴動原則是「進攻，進攻，再進攻」，指責葉挺向農村撤退的主張是政治動搖。最後，由於國民黨軍隊的大量到來，寡不敵眾，總指揮張太雷也在戰鬥中犧牲，餘部不得不撤出廣州市區，暴動失敗，一部分部隊與海陸豐農民武裝相結合。
但是，廣州暴動的失敗，並沒有使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吸取教訓，反而使他們走向更加極端。12月下旬，正是廣州暴動失敗後的餘部向東撤退之際，中共中央常委會就廣州暴動問題復函陳獨秀，稱暴動雖敗，但「其他各鄉之暴動可以趁軍閥混戰而形成多部分之割據與再行匯合的局麵」。關於革命性質與目標，仍強調「民權主義的獨裁」在中國「其勢非以共產黨一黨政權表現之」。[19]
陳獨秀的意見非但沒有被採納，他還從已經成為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的兒子喬年口中得知，中央還把他的意見「當作笑話到處宣傳」，這使他受到很大的刺激。而且回上海不久，瞿秋白因黨中央人手不足，把黃文容調去做鄭超麟助手，編輯新的中央機關報《布爾塞維克》。從此，他真的有些心灰意冷了，十分痛苦和孤獨。還好，喬年經常來看望他，同情父親的遭遇，也贊同父親的某些主張。但他對陳獨秀與黨中央之間的矛盾，很感為難，勸告父親不要再給黨中央寫信了。於是，約有一年半的時間，陳獨秀沒有再給黨中央提出過一條建議。不久，喬年與史靜儀結婚，二位都是在當時革命者中「最漂亮的人」，人人稱羨。他們生了一個名叫「紅五」的男孩。陳獨秀很喜歡這個小孩，也算有了一點天倫之樂。可惜孫兒不久夭折，陳喬年又在1928年6月6日被捕犧牲。兒媳史靜儀曾任中共北方區委婦委書記，為考慮安全，由組織安排，把喬年犧牲後生的遺腹女陳鴻寄養朋友處後，史再次赴莫斯科學習，後來他適。[20]陳獨秀在政治上、生活上接連打擊之下，重又陷於空前的寂寞與悲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