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估計是否成立，暫且不說，但卻說明，應當請陳獨秀去的時候不請，實際撤銷陳獨秀總書記職務後，幾次三番邀請他，其用心何在令人懷疑。
不過，陳獨秀1928年5月拒絕參加六大時誠懇地表示，他不再參加中共的領導工作，也不為自己辯護，更不出麵批評別人；可如往常為中央刊物多做些短篇文章；如果第六次大會成績不錯，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將不持反對態度。[27]據張國燾回憶，當時，張曾多次拜訪陳獨秀，鑑於瞿秋白「左」傾路線造成的嚴重後果，張曾提議另組「工農黨」，以擺脫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的領導。陳一度「大感興趣」，認為是「合情合理改變黨內現狀的要圖」。但又考慮到這畢竟是分裂黨的嚴重行動，困難多多，後因瞿秋白路線結束，中央又準備召開六大，於是作罷。他預料「第六次代表大會能改正瞿秋白這種明顯的盲動錯誤」，[28]所以對六大寄予極大的希望，希望它成為一個歷史的轉折點。
當時有一批陳獨秀領導黨中央時期的骨幹，對共產國際和新中央處理陳獨秀不滿，私下串聯成一個派別，自稱「陳獨秀派」，並仍擁護陳為他們的領袖，鼓動陳也參加，為恢復往日的地位而奮鬥。但是，一向光明磊落的陳獨秀不參加，也不支持他們的活動，但也不阻止，表明了他對中共六大的期待。因為這些幹部分散在各地任職，陳獨秀又是這種態度，因此他們沒有什麽活動。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檢討了大革命時期和瞿秋白時期的「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不僅批評了陳獨秀，也批評了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羅易等。當然，共產國際和史達林是不會做自我批評的。大會再次確認了反帝反封建、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民主革命的綱領。從這個意義上說，六大的確成了中共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但是，由於「左」傾的基因未除，被幾位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參加國民黨政府的假象所迷惑，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自相矛盾地宣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之中動力，現在隻是中國底無產階級和農民」；「民族資產階級是阻礙革命勝利的最危險的敵人之一」。於是自然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革命底動力，已經隻有無產階級和農民，而且無產階級底領導權，又能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中就建立起來，所以，這就可以開闢中國革命將來發展的道路，使它有非資本主義的前途，就是社會主義的前途。」[29]這就為以後發生更嚴重的「左」傾錯誤路線，埋下了根子。
關於陳獨秀問題，中共六大及其後緊接著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7月15日至9月1日），發生兩個插曲。一是對陳獨秀有親切友誼而為人正派的王若飛，在對於大革命時期「右傾」錯誤的責任問題上，不同意有些人搞文過飾非，把錯誤全推在陳獨秀一人身上的做法，認為應該黨中央集體負責。他在大會發言時，批評了陳獨秀領導的錯誤，也批評了瞿秋白的錯誤；同時，對他自己在擔任中央秘書長期間的工作也做了自我批評。在選舉中央委員會時，他還提名陳獨秀為候選人。這實際上是在向史達林為首的聯共政治局和共產國際挑戰，是要有很大的勇氣的。這場鬥爭的複雜與激烈，充分反映在瞿秋白所做的總結報告中：
講到機會主義的責任問題——陳獨秀的問題。大家提及了這個問題，使我不得不來說一說。是否責任由他一人負呢？大家說不應該，又說他應負一點。這是法律的觀點。他的思想是有係統的，常有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在政治意義上說，是他要負責的。但他的作用在中國革命中始終是偉大的。在武漢他有機會主義的政策，妨害了甚至於出賣了工人階級，這是不錯；但當時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負責的。至於過去，則「五四」運動的《新青年》雜誌以來，他對中國革命有很大的功績。現在，隻說他個人做了錯誤，在政治上，機會主義應由政治局負責。[30]
顯然，瞿秋白的這段話，基本上是同情陳獨秀的，但是又不得不照顧到控製大會的共產國際及其主席布哈林的麵子。所以講得很「累」：他一方麵說「在法律的觀點」上來說，陳獨秀「應負一點」，「在政治意義上，是他要負責的」。另一方麵，他又強調：「在政治上，機會主義應由政治局負責」。一方麵，他批評陳「的思想是有係統的，常有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甚至說「在武漢他有機會主義的政策，妨害了甚至於出賣了工人階級」。另一方麵，他又說陳「的作用在中國革命中始終是偉大的」，還扯出與五四運動的《新青年》雜誌以來，「他對中國革命有很大的功績」。瞿是一個有頭腦的人，他曾與鮑羅廷、維經斯基和羅易關係密切，自然知道陳獨秀的錯誤是與共產國際史達林有關的，但是，他又不得不避開這個「地雷」。
第二個插曲是，在共產國際六大上，被流放在阿拉木圖的托洛茨基，向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提交了一個名為《共產國際綱領——對根本原則的批判》的文件，並要求在大會上散發和恢復其黨籍。這個文件是批判史達林和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六大搞的《共產國際綱領》的。文件分三個部分：（1）「世界革命的綱領，還是一國革命的綱領」：以托洛茨基發明的「不斷革命論」，批判史達林的「民族改良主義」的「一國社會主義」的綱領。（2）「帝國主義時期的戰略和策略」：詳細論述了共產國際歷次大會的錯誤策略，和在這個策略指導下，各國革命失敗的教訓。（3）「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把中國大革命及其後一係列武裝暴動的失敗，作為批判史達林的重磅炸彈，全麵總結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路線的錯誤。史達林隻在大會上印發了這個文件的（1）、（3）部分，並嚴格規定：閱後收回，不準帶回國。
不過，陳獨秀1928年5月拒絕參加六大時誠懇地表示，他不再參加中共的領導工作，也不為自己辯護，更不出麵批評別人；可如往常為中央刊物多做些短篇文章；如果第六次大會成績不錯，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將不持反對態度。[27]據張國燾回憶，當時，張曾多次拜訪陳獨秀，鑑於瞿秋白「左」傾路線造成的嚴重後果，張曾提議另組「工農黨」，以擺脫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的領導。陳一度「大感興趣」，認為是「合情合理改變黨內現狀的要圖」。但又考慮到這畢竟是分裂黨的嚴重行動，困難多多，後因瞿秋白路線結束，中央又準備召開六大，於是作罷。他預料「第六次代表大會能改正瞿秋白這種明顯的盲動錯誤」，[28]所以對六大寄予極大的希望，希望它成為一個歷史的轉折點。
當時有一批陳獨秀領導黨中央時期的骨幹，對共產國際和新中央處理陳獨秀不滿，私下串聯成一個派別，自稱「陳獨秀派」，並仍擁護陳為他們的領袖，鼓動陳也參加，為恢復往日的地位而奮鬥。但是，一向光明磊落的陳獨秀不參加，也不支持他們的活動，但也不阻止，表明了他對中共六大的期待。因為這些幹部分散在各地任職，陳獨秀又是這種態度，因此他們沒有什麽活動。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檢討了大革命時期和瞿秋白時期的「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不僅批評了陳獨秀，也批評了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羅易等。當然，共產國際和史達林是不會做自我批評的。大會再次確認了反帝反封建、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民主革命的綱領。從這個意義上說，六大的確成了中共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但是，由於「左」傾的基因未除，被幾位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參加國民黨政府的假象所迷惑，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自相矛盾地宣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之中動力，現在隻是中國底無產階級和農民」；「民族資產階級是阻礙革命勝利的最危險的敵人之一」。於是自然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革命底動力，已經隻有無產階級和農民，而且無產階級底領導權，又能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中就建立起來，所以，這就可以開闢中國革命將來發展的道路，使它有非資本主義的前途，就是社會主義的前途。」[29]這就為以後發生更嚴重的「左」傾錯誤路線，埋下了根子。
關於陳獨秀問題，中共六大及其後緊接著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7月15日至9月1日），發生兩個插曲。一是對陳獨秀有親切友誼而為人正派的王若飛，在對於大革命時期「右傾」錯誤的責任問題上，不同意有些人搞文過飾非，把錯誤全推在陳獨秀一人身上的做法，認為應該黨中央集體負責。他在大會發言時，批評了陳獨秀領導的錯誤，也批評了瞿秋白的錯誤；同時，對他自己在擔任中央秘書長期間的工作也做了自我批評。在選舉中央委員會時，他還提名陳獨秀為候選人。這實際上是在向史達林為首的聯共政治局和共產國際挑戰，是要有很大的勇氣的。這場鬥爭的複雜與激烈，充分反映在瞿秋白所做的總結報告中：
講到機會主義的責任問題——陳獨秀的問題。大家提及了這個問題，使我不得不來說一說。是否責任由他一人負呢？大家說不應該，又說他應負一點。這是法律的觀點。他的思想是有係統的，常有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在政治意義上說，是他要負責的。但他的作用在中國革命中始終是偉大的。在武漢他有機會主義的政策，妨害了甚至於出賣了工人階級，這是不錯；但當時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負責的。至於過去，則「五四」運動的《新青年》雜誌以來，他對中國革命有很大的功績。現在，隻說他個人做了錯誤，在政治上，機會主義應由政治局負責。[30]
顯然，瞿秋白的這段話，基本上是同情陳獨秀的，但是又不得不照顧到控製大會的共產國際及其主席布哈林的麵子。所以講得很「累」：他一方麵說「在法律的觀點」上來說，陳獨秀「應負一點」，「在政治意義上，是他要負責的」。另一方麵，他又強調：「在政治上，機會主義應由政治局負責」。一方麵，他批評陳「的思想是有係統的，常有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甚至說「在武漢他有機會主義的政策，妨害了甚至於出賣了工人階級」。另一方麵，他又說陳「的作用在中國革命中始終是偉大的」，還扯出與五四運動的《新青年》雜誌以來，「他對中國革命有很大的功績」。瞿是一個有頭腦的人，他曾與鮑羅廷、維經斯基和羅易關係密切，自然知道陳獨秀的錯誤是與共產國際史達林有關的，但是，他又不得不避開這個「地雷」。
第二個插曲是，在共產國際六大上，被流放在阿拉木圖的托洛茨基，向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提交了一個名為《共產國際綱領——對根本原則的批判》的文件，並要求在大會上散發和恢復其黨籍。這個文件是批判史達林和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六大搞的《共產國際綱領》的。文件分三個部分：（1）「世界革命的綱領，還是一國革命的綱領」：以托洛茨基發明的「不斷革命論」，批判史達林的「民族改良主義」的「一國社會主義」的綱領。（2）「帝國主義時期的戰略和策略」：詳細論述了共產國際歷次大會的錯誤策略，和在這個策略指導下，各國革命失敗的教訓。（3）「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把中國大革命及其後一係列武裝暴動的失敗，作為批判史達林的重磅炸彈，全麵總結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路線的錯誤。史達林隻在大會上印發了這個文件的（1）、（3）部分，並嚴格規定：閱後收回，不準帶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