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陳獨秀的這個思想與莫斯科及其在中國的代表羅明納茲及黨中央瞿秋白等的思想完全對立。他們的思想充分表現在1927年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文件中，認為革命形勢還在高潮中，並且是「不斷高漲」，「是直接革命形勢」。他們一方麵承認為貫徹「緊急指示」而發動的「南昌暴動及南征廣東的革命軍隊失敗」，承認「廣東兩湖的農民暴動一處也沒得確定的大規模的勝利」；另一方麵，卻又說「單是敵人的屠殺進攻，不但還不是革命的潰散，反而證明革命潮流之高漲」。而且，他們還為中國革命「創造」出一種「不斷革命」的理論（當時稱「無間斷的革命」）：「中國革命雖然簡直還沒有開始其民權主義任務的解決，但是現在的革命鬥爭，已經必然要超越民權主義的範圍而急遽的進展；中國革命的進程，必然要徹底解決民權主義任務而急轉直下的進於社會主義的道路。」[12]瞿秋白更是認為：「要說中國革命已經是純粹社會主義的革命，固然不對，要說中國革命僅僅是民權主義革命……更是不對」；它是「工人階級領導農民武裝暴動獲得政權開闢社會主義道路的革命」。[13]
如此混亂的戰略思想，在革命實踐中，勢必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出現「左」傾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政策。
周恩來說：「『不斷革命論』是那時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明納茲提出來的，我們當時並不知道」；其意「是認為中國革命是『不斷革命』，一直發展下去沒有間斷地達到社會主義」。[14]
這比起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會議提出的國民革命的前途是「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來，就更加激進了，自然也失敗得更快了。
其實，周恩來不知道，所謂「不斷革命論」真正的精神並不是羅明納茲的發明，而恰恰來自莫斯科最高當局，即聯共中央政治局和史達林。隻是史達林不用「不斷革命論」這個詞，而用「蘇維埃」這個同樣能混淆革命性質的詞。8月8日、13日，史達林兩次簽署的給紐曼的政治局會議決定說：關於蘇維埃的最近指示是這樣，「發動國民黨左派群眾起來反對上層；如果不能爭取國民黨」，或「國民黨革命化在實踐上毫無指望」，「而革命將走向高潮，那就必須提出蘇維埃的口號並著手建立蘇維埃」。[15]
莫斯科和史達林提出「如果」和「指望」，在華的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就來「製造」出這種如果和指望。於是一係列顯示高潮的「暴動」就出現了，蘇維埃也在廣州暴動中建立了。而在革命策略上，就把一切地主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富農甚至中農和小資產階級，都當成了革命對象。在前述中共的決議案中竟規定：
沒收中外大資本家的大工廠大商店銀行礦山鐵路等，收歸國有，工廠歸工人管理，厲行勞動法，如果小廠主怠工閉廠，便也沒收他的工廠，殲滅一切工賊反革命派。
工農武裝暴動的策略，尤其應當注意的是：對於豪紳工賊及一切反革命派，應當採取毫無顧惜的殲滅政策……對於上層小資產階級——店東商人等等，切不可以存著猶豫動搖的心理，如果怕擾亂他們的安寧秩序，因而不去發展革命的群眾的獨裁製，甚至阻止群眾的劇烈的革命行動。
土地革命的口號應當是：完全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由農民代表會議自己支配給貧農耕種，耕者有其田，完全取消租田製度……殲滅豪紳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本黨堅決的反對用減租、沒收大地主、打倒劣紳惡地主等改良主義的口號，來替代上述的革命口號。
如此極左的戰略和策略，一是被國民黨殘酷的屠殺政策所激憤；二是被莫斯科過去推行（表麵上表現為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所執行）的對國民黨一再退讓的政策所激憤；三是由本來就極左的莫斯科的五月「緊急指示」被羅明納茲極端發展的結果。它不僅與國民革命經過「四一二」「七一五」兩次反共事變後正在走向低落的形勢相違背，而且與陳獨秀的比較穩健的思想與策略格格不入。
11月11日、12日，即中央臨時政治局通過極左綱領《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的第二、第三天，陳獨秀連續兩次致函中共中央，直抒衷腸。
關於當前形勢：「國民黨雖然不能長久統治鞏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潰，因此，我們以群眾力量掃蕩它們奪取政權的時機尚未到來。在實際行動上若取時機過早的政策，更是錯誤。」關於這一點，中共江蘇省委常委王若飛有一次到陳獨秀家去，談到大革命失敗後的形勢時，二人又發生了爭論，王若飛堅持中央意見，認為革命形勢還是「向上漲的」；陳說是「向下落」。陳問道：「這幾天上海的外國兵大部分撤退回國，你以為中國革命還在高漲時候，帝國主義肯把軍隊撤退麽？」這麽一問使王若飛恍然大悟，回去後起草了一個《江蘇省委決議案》的文件，批評瞿秋白為代表的中央「左」傾盲動主義錯誤（這個決議案未及省委通過，王即赴蘇參加中共六大，決議譯成英文，作為中國問題的文件在六大上散發）。
關於革命性質：中央第十三號通告中，「所有政治的經濟的政綱，都是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十月革命的政綱，且明言『武裝暴動的工農革命』」，而不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綱，要求迅速確定「現在的革命性質及吾黨政綱」。
如此混亂的戰略思想，在革命實踐中，勢必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出現「左」傾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政策。
周恩來說：「『不斷革命論』是那時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明納茲提出來的，我們當時並不知道」；其意「是認為中國革命是『不斷革命』，一直發展下去沒有間斷地達到社會主義」。[14]
這比起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會議提出的國民革命的前途是「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來，就更加激進了，自然也失敗得更快了。
其實，周恩來不知道，所謂「不斷革命論」真正的精神並不是羅明納茲的發明，而恰恰來自莫斯科最高當局，即聯共中央政治局和史達林。隻是史達林不用「不斷革命論」這個詞，而用「蘇維埃」這個同樣能混淆革命性質的詞。8月8日、13日，史達林兩次簽署的給紐曼的政治局會議決定說：關於蘇維埃的最近指示是這樣，「發動國民黨左派群眾起來反對上層；如果不能爭取國民黨」，或「國民黨革命化在實踐上毫無指望」，「而革命將走向高潮，那就必須提出蘇維埃的口號並著手建立蘇維埃」。[15]
莫斯科和史達林提出「如果」和「指望」，在華的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就來「製造」出這種如果和指望。於是一係列顯示高潮的「暴動」就出現了，蘇維埃也在廣州暴動中建立了。而在革命策略上，就把一切地主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富農甚至中農和小資產階級，都當成了革命對象。在前述中共的決議案中竟規定：
沒收中外大資本家的大工廠大商店銀行礦山鐵路等，收歸國有，工廠歸工人管理，厲行勞動法，如果小廠主怠工閉廠，便也沒收他的工廠，殲滅一切工賊反革命派。
工農武裝暴動的策略，尤其應當注意的是：對於豪紳工賊及一切反革命派，應當採取毫無顧惜的殲滅政策……對於上層小資產階級——店東商人等等，切不可以存著猶豫動搖的心理，如果怕擾亂他們的安寧秩序，因而不去發展革命的群眾的獨裁製，甚至阻止群眾的劇烈的革命行動。
土地革命的口號應當是：完全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由農民代表會議自己支配給貧農耕種，耕者有其田，完全取消租田製度……殲滅豪紳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本黨堅決的反對用減租、沒收大地主、打倒劣紳惡地主等改良主義的口號，來替代上述的革命口號。
如此極左的戰略和策略，一是被國民黨殘酷的屠殺政策所激憤；二是被莫斯科過去推行（表麵上表現為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所執行）的對國民黨一再退讓的政策所激憤；三是由本來就極左的莫斯科的五月「緊急指示」被羅明納茲極端發展的結果。它不僅與國民革命經過「四一二」「七一五」兩次反共事變後正在走向低落的形勢相違背，而且與陳獨秀的比較穩健的思想與策略格格不入。
11月11日、12日，即中央臨時政治局通過極左綱領《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的第二、第三天，陳獨秀連續兩次致函中共中央，直抒衷腸。
關於當前形勢：「國民黨雖然不能長久統治鞏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潰，因此，我們以群眾力量掃蕩它們奪取政權的時機尚未到來。在實際行動上若取時機過早的政策，更是錯誤。」關於這一點，中共江蘇省委常委王若飛有一次到陳獨秀家去，談到大革命失敗後的形勢時，二人又發生了爭論，王若飛堅持中央意見，認為革命形勢還是「向上漲的」；陳說是「向下落」。陳問道：「這幾天上海的外國兵大部分撤退回國，你以為中國革命還在高漲時候，帝國主義肯把軍隊撤退麽？」這麽一問使王若飛恍然大悟，回去後起草了一個《江蘇省委決議案》的文件，批評瞿秋白為代表的中央「左」傾盲動主義錯誤（這個決議案未及省委通過，王即赴蘇參加中共六大，決議譯成英文，作為中國問題的文件在六大上散發）。
關於革命性質：中央第十三號通告中，「所有政治的經濟的政綱，都是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十月革命的政綱，且明言『武裝暴動的工農革命』」，而不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綱，要求迅速確定「現在的革命性質及吾黨政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