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會議在漢口舉行。在當地的中央委員都被邀請參加了會議，陳獨秀也是中央委員，人也在漢口，可是李立三說：「臨時的中央還主張他加入，國際代表非常反對。」[5]不知是羅明納茲和中共中央為了避免矛盾（大家了解陳的叛逆性格，若把大革命失敗責任全推在陳一人身上，他必抗辯，臨時中央的成員也難以麵對），抑或其他原因。總之，八七會議在處理黨內犯錯誤幹部問題上，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如以下周恩來、毛澤東所說：
「八七」會議的主要缺點是：一、「八七」會議把機會主義罵得痛快淋漓，指出了要以起義來反對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但到底怎樣具體辦，沒有明確地指出，以作為全黨的方向；二、「八七」會議在黨內鬥爭上造成了不良傾向，沒有讓陳獨秀參加會議，而把反對機會主義看成是對機會主義錯誤的負責者的人身攻擊。所以發展到後來，各地反對機會主義都找一兩個負責者當做機會主義，鬥爭一番，工作撤換一下，就認為機會主義沒有了，萬事大吉了，犯了懲辦主義的錯誤。[6]
毛澤東也說，這樣的「鬥爭方法有缺點：一方麵，沒有使幹部在思想上徹底了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以致後來又可能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麵，太著重了個人的責任，不能團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這兩個缺點，我們應引為鑑戒」[7]。
大會通過的主要文件是《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同誌書》。這個文件由羅明納茲起草，瞿秋白翻譯，主要內容是兩項：一是批判中共中央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成立瞿秋白、李維漢等七人臨時中央政治局，陳獨秀實際被撤職。但是，無論在政治上或組織上，文字上或口頭上，都未點陳獨秀的名。在這一點上，顯然是中國的同誌進行了廣泛的抵製，因為，按照蘇共的做法，如此嚴厲的處置，不僅要點名，還要明確做出撤職的決定。這至少說明，當時陳獨秀在黨內還有相當的威望，並且人們對共產國際把大革命失敗歸罪於陳一人不滿，甚至表麵上忠實於莫斯科而代替陳、實際上成了中共第一把手的瞿秋白，在內心深處，也充滿著矛盾。據鄭超麟說，約一個月後，黨中央遷到上海。「此時反陳獨秀的空氣落下來了。過去其實並沒有明白反對陳獨秀的文件，隻有空泛反對『機會主義』。八七會議議決案未曾提起陳獨秀姓名。下層同誌也許莫名其妙，但與中央工作接近的人都明白：武漢失敗責任不能歸獨秀一人擔負的。獨秀退出領導機關，完全出於國際命令。秋白到了上海後，自己也是這般相信，至少表麵裝做這般相信。他一到上海，二三日內，即去訪問獨秀，態度又是很恭敬的。」[8]
陳獨秀是一個既堅持原則，又能照顧大局的人。他對於未被邀請參加八七會議，並不計較，但對革命失敗責任全由他一人承擔，併到莫斯科去接受懲罰，堅決不答應。會後，瞿秋白和李維漢一起，到陳獨秀住處，告訴他關於八七會議的情況，並勸他接受國際的指示，到莫斯科去，他堅決不去，表示他的錯誤共產國際有責任。[9]
陳拒絕到莫斯科去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想擺脫國際，自己獨立思考，探索革命的新出路。
9月10日，在請汪原放向上海的汪孟鄒探明上海租界相對比較安全的情況下，陳獨秀與黃文容（階然）、汪原放、陳嘯青（亞東圖書館職員）在武漢秘密登船，前往上海。晚上到九江，正值中秋之夜，後半夜甲板上人少了，陳獨秀出來憑欄賞了一會兒江月。一路上，一個揮之不去的想法，總在他頭腦中縈繞，不時沉吟道：「中國的革命，總要中國人自己領導！」[10]
這個思想其實早在1920年、1921年建黨時就有了，是他的本色思想，為此還與馬林吵過一架，「不要共產國際領導」。後來被迫接受了，他還是不忘中國人自己探索革命理論和道路的念頭。為此大約在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他把黨內領導人所寫的探索革命的重要文章，以《中國革命論文集》為書名，以「中國革命之性質」「帝國主義侵略下之中國」「中國革命過去之經驗」「中國革命中之國民黨」「軍閥製度與聯省自治」「革命與不合作」「勞動運動」7個總目，編輯了34篇文章，以「新青年社」的名義，出了一本小冊子，供黨內閱讀研究。其中「陳獨秀」有15篇。筆者1998年訪問日本時，有幸在豐橋市的愛知大學霞山會館文庫，見到了這本珍貴的小冊子。其中「屈維它」是瞿秋白的筆名，「孫譯」即馬林，各收了一篇。
《中國革命論文集》封麵及目錄
後來，筆者又在中央編譯局見到這本小冊子的gg詞，其中說道：「中國革命問題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要完成中國革命，要使中國革命走上正確道路，而不至有已發展的革命運動走入軍閥勾結帝國主義之新式統治的危險，必須拿最革命最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分析中國革命各方麵的問題，以求得明了的觀念。這部書正是以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革命問題之結晶品。」從gg詞上看到，這本小冊子，後來由上海華興出版社出版，[11]但在國內沒有發現原書。
大革命失敗後的陳獨秀，雖然受到史達林和共產國際文過飾非的打擊，思想上並未消極，抱著進一步探索中國革命經驗之目的，勤於思索，他也不計較個人恩怨，把反對或批判過他的人，都視為同誌，一視同仁，不過是在共同探索中國革命道路上產生一些分歧而已。他從大局出發，在八七會議後不久，先是在武漢，然後到上海，多次向臨時中央貢獻自己思考的意見，其主要精神是認為革命已經進入低潮，策略應該是退守和防禦的。
「八七」會議的主要缺點是：一、「八七」會議把機會主義罵得痛快淋漓，指出了要以起義來反對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但到底怎樣具體辦，沒有明確地指出，以作為全黨的方向；二、「八七」會議在黨內鬥爭上造成了不良傾向，沒有讓陳獨秀參加會議，而把反對機會主義看成是對機會主義錯誤的負責者的人身攻擊。所以發展到後來，各地反對機會主義都找一兩個負責者當做機會主義，鬥爭一番，工作撤換一下，就認為機會主義沒有了，萬事大吉了，犯了懲辦主義的錯誤。[6]
毛澤東也說，這樣的「鬥爭方法有缺點：一方麵，沒有使幹部在思想上徹底了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以致後來又可能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麵，太著重了個人的責任，不能團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這兩個缺點，我們應引為鑑戒」[7]。
大會通過的主要文件是《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同誌書》。這個文件由羅明納茲起草，瞿秋白翻譯，主要內容是兩項：一是批判中共中央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成立瞿秋白、李維漢等七人臨時中央政治局，陳獨秀實際被撤職。但是，無論在政治上或組織上，文字上或口頭上，都未點陳獨秀的名。在這一點上，顯然是中國的同誌進行了廣泛的抵製，因為，按照蘇共的做法，如此嚴厲的處置，不僅要點名，還要明確做出撤職的決定。這至少說明，當時陳獨秀在黨內還有相當的威望，並且人們對共產國際把大革命失敗歸罪於陳一人不滿，甚至表麵上忠實於莫斯科而代替陳、實際上成了中共第一把手的瞿秋白，在內心深處，也充滿著矛盾。據鄭超麟說，約一個月後，黨中央遷到上海。「此時反陳獨秀的空氣落下來了。過去其實並沒有明白反對陳獨秀的文件，隻有空泛反對『機會主義』。八七會議議決案未曾提起陳獨秀姓名。下層同誌也許莫名其妙，但與中央工作接近的人都明白：武漢失敗責任不能歸獨秀一人擔負的。獨秀退出領導機關，完全出於國際命令。秋白到了上海後，自己也是這般相信，至少表麵裝做這般相信。他一到上海，二三日內，即去訪問獨秀，態度又是很恭敬的。」[8]
陳獨秀是一個既堅持原則，又能照顧大局的人。他對於未被邀請參加八七會議，並不計較，但對革命失敗責任全由他一人承擔，併到莫斯科去接受懲罰，堅決不答應。會後，瞿秋白和李維漢一起，到陳獨秀住處，告訴他關於八七會議的情況，並勸他接受國際的指示，到莫斯科去，他堅決不去，表示他的錯誤共產國際有責任。[9]
陳拒絕到莫斯科去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想擺脫國際，自己獨立思考，探索革命的新出路。
9月10日，在請汪原放向上海的汪孟鄒探明上海租界相對比較安全的情況下，陳獨秀與黃文容（階然）、汪原放、陳嘯青（亞東圖書館職員）在武漢秘密登船，前往上海。晚上到九江，正值中秋之夜，後半夜甲板上人少了，陳獨秀出來憑欄賞了一會兒江月。一路上，一個揮之不去的想法，總在他頭腦中縈繞，不時沉吟道：「中國的革命，總要中國人自己領導！」[10]
這個思想其實早在1920年、1921年建黨時就有了，是他的本色思想，為此還與馬林吵過一架，「不要共產國際領導」。後來被迫接受了，他還是不忘中國人自己探索革命理論和道路的念頭。為此大約在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他把黨內領導人所寫的探索革命的重要文章，以《中國革命論文集》為書名，以「中國革命之性質」「帝國主義侵略下之中國」「中國革命過去之經驗」「中國革命中之國民黨」「軍閥製度與聯省自治」「革命與不合作」「勞動運動」7個總目，編輯了34篇文章，以「新青年社」的名義，出了一本小冊子，供黨內閱讀研究。其中「陳獨秀」有15篇。筆者1998年訪問日本時，有幸在豐橋市的愛知大學霞山會館文庫，見到了這本珍貴的小冊子。其中「屈維它」是瞿秋白的筆名，「孫譯」即馬林，各收了一篇。
《中國革命論文集》封麵及目錄
後來，筆者又在中央編譯局見到這本小冊子的gg詞，其中說道：「中國革命問題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要完成中國革命，要使中國革命走上正確道路，而不至有已發展的革命運動走入軍閥勾結帝國主義之新式統治的危險，必須拿最革命最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分析中國革命各方麵的問題，以求得明了的觀念。這部書正是以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革命問題之結晶品。」從gg詞上看到，這本小冊子，後來由上海華興出版社出版，[11]但在國內沒有發現原書。
大革命失敗後的陳獨秀，雖然受到史達林和共產國際文過飾非的打擊，思想上並未消極，抱著進一步探索中國革命經驗之目的，勤於思索，他也不計較個人恩怨，把反對或批判過他的人，都視為同誌，一視同仁，不過是在共同探索中國革命道路上產生一些分歧而已。他從大局出發，在八七會議後不久，先是在武漢，然後到上海，多次向臨時中央貢獻自己思考的意見，其主要精神是認為革命已經進入低潮，策略應該是退守和防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