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 《沃茲涅先斯基給拉斯科爾尼科夫的信》，1927年7月6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393～394頁。
[76] 《國民革命的危機和共產國際與國民黨關係破裂》導言，《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193頁。
十二 探索革命新路（1927～1928）
舔吮自己的傷口
1927年7月，大革命失敗時，無數的共產黨員和工農民眾流血犧牲，陳獨秀也被莫斯科之鞭抽打得遍體鱗傷。
鑑於武漢反共形勢日益嚴重，陳獨秀離開中央工作崗位以後，就從中央機關「六十一號」搬出，與秘書黃文容另租房子隱蔽起來。鄭超麟說：開始時，陳獨秀「每天還同國民黨要人見麵。他一人綜合各方麵的秘密消息，每夜臨睡前口授黃文容記下，用複寫或油印發給黨內重要同誌，省委（湖北）有一份，我每天可以看見。這雖是無係統的、瑣細的消息，但若有一份留下來定是當時最好的史料，其中有許多關於國民黨要人的態度和私下言論，因為我們在這些要人身邊都布置了密探」。[1]可見，當時共產黨雖在幼年，但情報工作已經相當成熟。後來陳獨秀一度隱藏在黨的印刷機關的長江印刷廠新創辦的宏源紙行樓上，這個地方隻有創辦人陳喬年和汪原放（當時公開身份是《民國日報》營業部主任，實為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長，兼管長江書店、長江印刷廠）等少數人知道。陳獨秀還說「紙店的招牌取得很好，千萬不要用時髦的字樣」。他還讓陳喬年轉告汪原放，到他的老朋友柏文蔚的三十三軍處去搞一位置，意思是要一張「護身符」，準備白色恐怖的到來。「七一五」汪精衛分共後，陳獨秀成為國民黨公開通緝的「共匪首領」，他就藏到工人住宅區。汪原放回憶：
有一晚，喬年對我說：「今天父親對我說，要你去一去。明天我和你一道去罷。」
我們去了，走到一個一樓一底的門口，一張竹床上，有一個人麵孔朝屋內、頭靠著門躺著。喬年和我進了門，他一頭坐了起來，肩上披著一條粗夏布的大圍巾，手上還拿著一把芭蕉扇，說：「來了？」我才知道是仲翁……
差不多在走時，他笑著說：「剛才你來時，看見我像一個工人罷？」我道：「這一帶是工人住宅，湊門乘涼的，我看見很多。朝裏躺，更好。」[2]
後來，回到上海，陳獨秀就讓陳喬年轉告汪原放，不要再與自己聯繫，「不要再幹了，還是把店（指《亞東圖書館》——引者）事做好要緊」[3]。
這時的陳獨秀已經48歲，又飽經鬥爭的磨難，可以說是一個「老革命」了。他的經驗，對於年輕人來說，是多麽的寶貴，關係到革命者的生命。
1927年7月23日，代替羅易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終於來到武漢，德國人紐曼為其副手。羅手中拿著批判陳獨秀中共中央「機會主義錯誤」的尚方寶劍，在清算陳獨秀的同時，還要強行貫徹「緊急指示」，為挽救莫斯科在中國的「革命」事業，做最後的努力。羅首先與瞿秋白、張國燾談話，宣布中共中央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拒絕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因此，決定正式改組中共中央。陳獨秀不能再任總書記，而應到莫斯科去總結經驗教訓（實為接受批判和懲罰）。於是決定在8月7日召開中央緊急會議。
八七會議前，即4日或5日，羅明納茲和紐曼到長沙，在麻園嶺蘇聯領事館內召開農民運動最發達也最受摧殘的湖南省委臨時會議（由領事館英文秘書饒漱石任翻譯），動員他們起來批判陳獨秀，並要求大家簽名「打倒陳獨秀」。但是，湖南省委代理書記易禮容等不同意。易說：「為什麽要打倒陳獨秀呢？革命連續失敗，同誌犧牲慘重，黨組織多遭破壞，一時創巨痛深，不易活動；陳獨秀在社會上有聲望，在黨內有號召力，打倒他，很少有人能起來領導；革命失敗不能說是他一個人之過，共產國際對中共不斷有指示，還派來了代表監督執行，難道就沒有責任？而且，也不宜以下級組織簽名方式來撤銷黨的總書記。」會議上，易還主張土地革命不該打倒中小地主。會議開到第二天早晨，雙方爭執不下，不歡而散。[4]於是，在八七會議上，羅明納茲即批判湖南省委書記「代表地主階級思想」。
原來，易禮容在一些基本問題上，是與陳獨秀一致的。1922年湖南建黨時，毛澤東是湘區區委書記，易是委員。1926年易任省農民協會委員長，作風穩健，曾主持製定了《湖南農民運動目前的策略》，贊同陳獨秀的先進行國民革命，然後才開展社會革命的觀點，堅持實行三民主義，主張實行減租減息和耕地農有，不贊成沒收富農和中小地主土地，並贊同在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刪掉「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等詞句。1927年中共五大上他被選為中央委員。5月21日馬日事變時，他正在武漢開會。24日，陳獨秀約見他，告訴他：湖南白色恐怖嚴重，原省委書記夏曦、代理書記郭亮均已被迫離開，現省委無人負責，中央決定要他回湘主持工作。易臨危受命，於28日化裝潛入長沙，逐漸恢復起被破壞的黨組織。所以，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當場反駁羅明納茲說：「湖南省委書記等人做了許多艱苦卓絕的工作，他們在前線血滴滴地同敵人鬥爭，你們卻坐在租界裏說風涼話。」但是，會後，黨中央還是開除了易的省委書記職務。
[76] 《國民革命的危機和共產國際與國民黨關係破裂》導言，《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193頁。
十二 探索革命新路（1927～1928）
舔吮自己的傷口
1927年7月，大革命失敗時，無數的共產黨員和工農民眾流血犧牲，陳獨秀也被莫斯科之鞭抽打得遍體鱗傷。
鑑於武漢反共形勢日益嚴重，陳獨秀離開中央工作崗位以後，就從中央機關「六十一號」搬出，與秘書黃文容另租房子隱蔽起來。鄭超麟說：開始時，陳獨秀「每天還同國民黨要人見麵。他一人綜合各方麵的秘密消息，每夜臨睡前口授黃文容記下，用複寫或油印發給黨內重要同誌，省委（湖北）有一份，我每天可以看見。這雖是無係統的、瑣細的消息，但若有一份留下來定是當時最好的史料，其中有許多關於國民黨要人的態度和私下言論，因為我們在這些要人身邊都布置了密探」。[1]可見，當時共產黨雖在幼年，但情報工作已經相當成熟。後來陳獨秀一度隱藏在黨的印刷機關的長江印刷廠新創辦的宏源紙行樓上，這個地方隻有創辦人陳喬年和汪原放（當時公開身份是《民國日報》營業部主任，實為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長，兼管長江書店、長江印刷廠）等少數人知道。陳獨秀還說「紙店的招牌取得很好，千萬不要用時髦的字樣」。他還讓陳喬年轉告汪原放，到他的老朋友柏文蔚的三十三軍處去搞一位置，意思是要一張「護身符」，準備白色恐怖的到來。「七一五」汪精衛分共後，陳獨秀成為國民黨公開通緝的「共匪首領」，他就藏到工人住宅區。汪原放回憶：
有一晚，喬年對我說：「今天父親對我說，要你去一去。明天我和你一道去罷。」
我們去了，走到一個一樓一底的門口，一張竹床上，有一個人麵孔朝屋內、頭靠著門躺著。喬年和我進了門，他一頭坐了起來，肩上披著一條粗夏布的大圍巾，手上還拿著一把芭蕉扇，說：「來了？」我才知道是仲翁……
差不多在走時，他笑著說：「剛才你來時，看見我像一個工人罷？」我道：「這一帶是工人住宅，湊門乘涼的，我看見很多。朝裏躺，更好。」[2]
後來，回到上海，陳獨秀就讓陳喬年轉告汪原放，不要再與自己聯繫，「不要再幹了，還是把店（指《亞東圖書館》——引者）事做好要緊」[3]。
這時的陳獨秀已經48歲，又飽經鬥爭的磨難，可以說是一個「老革命」了。他的經驗，對於年輕人來說，是多麽的寶貴，關係到革命者的生命。
1927年7月23日，代替羅易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終於來到武漢，德國人紐曼為其副手。羅手中拿著批判陳獨秀中共中央「機會主義錯誤」的尚方寶劍，在清算陳獨秀的同時，還要強行貫徹「緊急指示」，為挽救莫斯科在中國的「革命」事業，做最後的努力。羅首先與瞿秋白、張國燾談話，宣布中共中央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拒絕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因此，決定正式改組中共中央。陳獨秀不能再任總書記，而應到莫斯科去總結經驗教訓（實為接受批判和懲罰）。於是決定在8月7日召開中央緊急會議。
八七會議前，即4日或5日，羅明納茲和紐曼到長沙，在麻園嶺蘇聯領事館內召開農民運動最發達也最受摧殘的湖南省委臨時會議（由領事館英文秘書饒漱石任翻譯），動員他們起來批判陳獨秀，並要求大家簽名「打倒陳獨秀」。但是，湖南省委代理書記易禮容等不同意。易說：「為什麽要打倒陳獨秀呢？革命連續失敗，同誌犧牲慘重，黨組織多遭破壞，一時創巨痛深，不易活動；陳獨秀在社會上有聲望，在黨內有號召力，打倒他，很少有人能起來領導；革命失敗不能說是他一個人之過，共產國際對中共不斷有指示，還派來了代表監督執行，難道就沒有責任？而且，也不宜以下級組織簽名方式來撤銷黨的總書記。」會議上，易還主張土地革命不該打倒中小地主。會議開到第二天早晨，雙方爭執不下，不歡而散。[4]於是，在八七會議上，羅明納茲即批判湖南省委書記「代表地主階級思想」。
原來，易禮容在一些基本問題上，是與陳獨秀一致的。1922年湖南建黨時，毛澤東是湘區區委書記，易是委員。1926年易任省農民協會委員長，作風穩健，曾主持製定了《湖南農民運動目前的策略》，贊同陳獨秀的先進行國民革命，然後才開展社會革命的觀點，堅持實行三民主義，主張實行減租減息和耕地農有，不贊成沒收富農和中小地主土地，並贊同在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刪掉「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等詞句。1927年中共五大上他被選為中央委員。5月21日馬日事變時，他正在武漢開會。24日，陳獨秀約見他，告訴他：湖南白色恐怖嚴重，原省委書記夏曦、代理書記郭亮均已被迫離開，現省委無人負責，中央決定要他回湘主持工作。易臨危受命，於28日化裝潛入長沙，逐漸恢復起被破壞的黨組織。所以，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當場反駁羅明納茲說：「湖南省委書記等人做了許多艱苦卓絕的工作，他們在前線血滴滴地同敵人鬥爭，你們卻坐在租界裏說風涼話。」但是，會後，黨中央還是開除了易的省委書記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