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早已摸透了史達林的心思，見共產黨終於攤牌，就在7月15日召開國民黨中央第二十次擴大會議，進行「分共」。大革命終於失敗。
幾年來，陳獨秀多次要求退出國民黨，史達林不允許，現在還是由汪精衛裁定了。但是，史達林還要讓中共留在國民黨內，隻是退出國民政府，真是「單相思」。
麵對中國革命無可挽回的失敗，特別是托洛茨基的猛烈抨擊，史達林絞盡腦汁尋找解脫自己的出路。羅易多次攻擊鮑羅廷和陳獨秀的電報，成了他最好的盾牌。鮑羅廷雖然抵製「緊急指示」比陳獨秀更明確而堅決，但因是在大革命前期和中期忠實執行他的路線而獲得他頒發的紅旗勳章的人，否定鮑就等於否定了他自己。不僅如此，他甚至在7月9日給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一封信中為鮑辯護說：「中共中央是否執行了這些指示呢？沒有……羅易為此怪罪鮑羅廷，這是愚蠢的。鮑羅廷不可能在中共那裏或者在中共中央那裏享有比共產國際更高的威望。」於是，陳獨秀成了唯一的替罪人選。就在這封信中，史達林對陳獨秀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進行了最嚴厲的抨擊：
我們在中國沒有真正的共產黨……中共中央能提供什麽呢？除了「一整套」從各處收集來的、與任何路線和任何指導思想毫無聯繫的一般詞句外，不能提供任何東西。
中共中央不理解新革命階段的涵義。中央沒有一個能理解所發生的事件的內情（社會內情）的馬克思主義頭腦。中共中央不善於利用這個與國民黨合作的寶貴時期，去大力開展工作……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國民黨養活，享受著工作的自由和組織的自由，但它沒有做任何工作，以便促使被錯誤地稱之為政黨的各種人物的大雜燴變成為一個真正的政黨。
中共中央喜歡在與國民黨領導人和將領的幕後交談中消磨時光。中共中央有時也奢談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但是，在這種奢談中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這樣一個情況，即它對領導權一竅不通（黑體字是原有的——引者）。[73]
對照大革命真實的歷史，史達林的這些話，除了歪曲，沒有一句是符合事實的。其中最大的謊言是說中共中央整整一年「享受著工作的自由和組織的自由」。實際上，在聯共和共產國際的統製和國民黨的擠壓下，中共中央毫無自由可言。僅從1993年起，俄羅斯公布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翻譯的、不完全的聯共（布）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係統檔案資料表明，1923年至1927年，指導中國革命的最高決策機關是史達林為首的聯共中央政治局，在這期間為討論中國問題共召開122次會議，做出了738個決定，從大的決策（如令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對待國民革命的總方針、北伐），到小的決定（如何時結束五卅罷工、何時派誰去與蔣介石談話、談時要注意什麽問題等），指示得十分具體。甚至在所謂「緊急指示」後第四天，（即6月3日），聯共政治局緊急會議還對北伐戰爭做出決定並拍來電報指手畫腳道：「讓唐生智馮（玉祥）向北京和濟南府推進，切斷蔣介石的去路，進而在山東和北京站穩腳跟。」[74]蘇聯最高當局這樣的決定，與當時的中國實際相差何止十萬八千裏。
這些大大小小的決定、決議，通過兩個渠道在中國執行：一是命令他們派駐在中國的代表，包括駐華使館和領事館官員加拉罕等，駐國民黨顧問鮑羅廷、加倫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維經斯基、羅易及駐上海的機構遠東局等，在中國執行。二是由共產國際再做成國際的決議、決定、指示、命令、訓令等，命其在華人員和機構執行，或由他們的代表布置給中共中央並監督其執行。
所以，在大革命中，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革命的實際權力和工作範圍是很有限的，大量的工作實際上是在「國蘇合作」的前提下進行的。共產黨的一切工作也必須服從「國蘇合作」的方針。表麵上的「國共合作」，掩蓋著實質上的「國蘇合作」。因此「國共合作」對於共產黨來說一開始就是不平等的，而且蘇聯和共產國際一直以犧牲中共的利益來實現和維持「國蘇合作」。國民黨的領導人從孫中山、胡漢民到蔣介石、汪精衛，也是這樣來處理國共關係的和國蘇關係的。
如此，在蘇聯和國民黨再加一個共產國際三重壓迫下，陳獨秀中共中央哪有「自由」可言。稍有一點不同意見（如陳獨秀在中共受壓迫時多次提出的退出國民黨的主張），就遭嚴厲批評和否定。
由於史達林的這種文過飾非行為，於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就被生生地釘在恥辱柱上了。
自然，有良知的人還是有的。7月6日，時任蘇聯不許幹涉中國委員會主席團委員的沃茲涅先斯基寫信給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拉斯科爾尼科夫指出：「我們這些有罪的人在想，最近兩年，中國的條件非常有利，但農民運動卻很少發展，這種情況多少是由於我們的錯誤造成的，因為許多同誌，其中也包括您在內，都認為，促使共產黨到國民政府和馮玉祥政府地區開展運動是不合時宜的」；「國民革命運動剛剛開始時，我們把它看作是革命運動的高潮；反帝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剛剛開始時，我們把它看作是革命已轉入『社會主義軌道』。我們錯了」；昨天在您這裏的宣傳標語上，把陳獨秀「說成是人民英雄，而今天卻被說成是『壞蛋』、『叛徒』等等」；「現在的這種歇斯底裏又從何而來的呢」[75]——當然，它來自史達林。
幾年來，陳獨秀多次要求退出國民黨，史達林不允許，現在還是由汪精衛裁定了。但是，史達林還要讓中共留在國民黨內，隻是退出國民政府，真是「單相思」。
麵對中國革命無可挽回的失敗，特別是托洛茨基的猛烈抨擊，史達林絞盡腦汁尋找解脫自己的出路。羅易多次攻擊鮑羅廷和陳獨秀的電報，成了他最好的盾牌。鮑羅廷雖然抵製「緊急指示」比陳獨秀更明確而堅決，但因是在大革命前期和中期忠實執行他的路線而獲得他頒發的紅旗勳章的人，否定鮑就等於否定了他自己。不僅如此，他甚至在7月9日給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一封信中為鮑辯護說：「中共中央是否執行了這些指示呢？沒有……羅易為此怪罪鮑羅廷，這是愚蠢的。鮑羅廷不可能在中共那裏或者在中共中央那裏享有比共產國際更高的威望。」於是，陳獨秀成了唯一的替罪人選。就在這封信中，史達林對陳獨秀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進行了最嚴厲的抨擊：
我們在中國沒有真正的共產黨……中共中央能提供什麽呢？除了「一整套」從各處收集來的、與任何路線和任何指導思想毫無聯繫的一般詞句外，不能提供任何東西。
中共中央不理解新革命階段的涵義。中央沒有一個能理解所發生的事件的內情（社會內情）的馬克思主義頭腦。中共中央不善於利用這個與國民黨合作的寶貴時期，去大力開展工作……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國民黨養活，享受著工作的自由和組織的自由，但它沒有做任何工作，以便促使被錯誤地稱之為政黨的各種人物的大雜燴變成為一個真正的政黨。
中共中央喜歡在與國民黨領導人和將領的幕後交談中消磨時光。中共中央有時也奢談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但是，在這種奢談中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這樣一個情況，即它對領導權一竅不通（黑體字是原有的——引者）。[73]
對照大革命真實的歷史，史達林的這些話，除了歪曲，沒有一句是符合事實的。其中最大的謊言是說中共中央整整一年「享受著工作的自由和組織的自由」。實際上，在聯共和共產國際的統製和國民黨的擠壓下，中共中央毫無自由可言。僅從1993年起，俄羅斯公布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翻譯的、不完全的聯共（布）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係統檔案資料表明，1923年至1927年，指導中國革命的最高決策機關是史達林為首的聯共中央政治局，在這期間為討論中國問題共召開122次會議，做出了738個決定，從大的決策（如令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對待國民革命的總方針、北伐），到小的決定（如何時結束五卅罷工、何時派誰去與蔣介石談話、談時要注意什麽問題等），指示得十分具體。甚至在所謂「緊急指示」後第四天，（即6月3日），聯共政治局緊急會議還對北伐戰爭做出決定並拍來電報指手畫腳道：「讓唐生智馮（玉祥）向北京和濟南府推進，切斷蔣介石的去路，進而在山東和北京站穩腳跟。」[74]蘇聯最高當局這樣的決定，與當時的中國實際相差何止十萬八千裏。
這些大大小小的決定、決議，通過兩個渠道在中國執行：一是命令他們派駐在中國的代表，包括駐華使館和領事館官員加拉罕等，駐國民黨顧問鮑羅廷、加倫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維經斯基、羅易及駐上海的機構遠東局等，在中國執行。二是由共產國際再做成國際的決議、決定、指示、命令、訓令等，命其在華人員和機構執行，或由他們的代表布置給中共中央並監督其執行。
所以，在大革命中，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革命的實際權力和工作範圍是很有限的，大量的工作實際上是在「國蘇合作」的前提下進行的。共產黨的一切工作也必須服從「國蘇合作」的方針。表麵上的「國共合作」，掩蓋著實質上的「國蘇合作」。因此「國共合作」對於共產黨來說一開始就是不平等的，而且蘇聯和共產國際一直以犧牲中共的利益來實現和維持「國蘇合作」。國民黨的領導人從孫中山、胡漢民到蔣介石、汪精衛，也是這樣來處理國共關係的和國蘇關係的。
如此，在蘇聯和國民黨再加一個共產國際三重壓迫下，陳獨秀中共中央哪有「自由」可言。稍有一點不同意見（如陳獨秀在中共受壓迫時多次提出的退出國民黨的主張），就遭嚴厲批評和否定。
由於史達林的這種文過飾非行為，於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就被生生地釘在恥辱柱上了。
自然，有良知的人還是有的。7月6日，時任蘇聯不許幹涉中國委員會主席團委員的沃茲涅先斯基寫信給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拉斯科爾尼科夫指出：「我們這些有罪的人在想，最近兩年，中國的條件非常有利，但農民運動卻很少發展，這種情況多少是由於我們的錯誤造成的，因為許多同誌，其中也包括您在內，都認為，促使共產黨到國民政府和馮玉祥政府地區開展運動是不合時宜的」；「國民革命運動剛剛開始時，我們把它看作是革命運動的高潮；反帝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剛剛開始時，我們把它看作是革命已轉入『社會主義軌道』。我們錯了」；昨天在您這裏的宣傳標語上，把陳獨秀「說成是人民英雄，而今天卻被說成是『壞蛋』、『叛徒』等等」；「現在的這種歇斯底裏又從何而來的呢」[75]——當然，它來自史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