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後（1996年），俄羅斯和德國學者在聯合編輯新公開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這批檔案時，也指出史達林這樣批評陳獨秀中共中央是「不公正的」，「這表明他是把莫斯科方針遭到失敗的罪責推到中共身上的首倡者之一」。[76]
綜上所述，陳獨秀在大革命中，在聯共和共產國際準備的全部條件下，被迫進行了對中共與革命的領導工作，但是又被迫接受聯共與國際的領導。最後成為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替罪羊，是因為他沒有實行把中國變成親蘇的「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的國家。具體來說，他沒有執行毫無可能的、莫斯科最後的「緊急指示」。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完全是聯共針對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黨派鬥爭的產物，完全是錯誤的。實際上，在「緊急指示」以前，陳獨秀被迫領導的革命工作，許多應該重新檢討。例如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裝暴動，從當時中國社會狀況來說，根本不具備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領導的「上海市民政權」的條件，所以必然失敗。這是造化弄人，讓一個具有救國救民之心的知識分子，由奮鬥走向無奈。
陳獨秀自身的弱點
如上所述，陳獨秀在1926～1927年的大革命高潮中，處境十分窩囊：在國蘇合作麵前，沒有一點他辦《新青年》時期提倡的「獨立自主的人格，平等自由的權利」。隻能當苦力，處處聽從於共產國際，對國民黨讓步，委曲求全，放棄自己的獨立主張，犧牲黨的利益，最後導致慘烈的失敗。
與1946～1949年成熟時期的共產黨相比，這個時期的共產黨，無論在主觀上或客觀上，這樣的失敗有其必然性。因為這個時期的共產黨尚屬幼年時期，太弱小、太幼稚，隻能做配角和助手，還不能起支配作用，而隻能被支配；就是說，不具備與國民黨、北洋軍閥較量的力量，也不具備對抗共產國際（實為蘇聯）的條件，不能左右革命的全局及其發展趨勢。
這是那個時代的局限！
因此，以「成敗論英雄」來追究陳獨秀，要他對大革命失敗負責，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
不過，對陳獨秀個人來說，的確也暴露了他的一些弱點。在大革命高潮時期的兩年表現，不僅與他在國共合作初期堅持黨的獨立性與爭取革命領導權而堅決鬥爭的態度不同，更與《新青年》和五四時期的陳獨秀根本不同。那時的他，可以說是天馬行空，特立獨行，而且是想他人所不曾想，言他人所不敢言，針砭時弊，振聾發聵，更有「不容他人所匡正」的霸氣，從而奠定了他是中國近代民主主義革命家的地位。
直到1921年9月，他隨包惠僧從廣東回到上海主持共產黨中央工作時，他還強調中國革命要靠我們自己來進行，不要蘇俄的錢，要了人家的錢，就要被人家牽著鼻子走。但是，隨著他在家中被捕，得到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大力營救；再加上第二年，中共二大決定加入共產國際，作為其一個支部（必須服從國際指示）之後，陳獨秀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對這種情況，有人根據陳獨秀性格，認為他本來可以有多種選擇，如像早期革命時期因對同盟會的綱領、組織狀況、鬥爭方式等有看法而不參加同盟會及其後的國民黨那樣，早在1922年全黨都反對黨內合作時或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時，因國際不同意自己「退出國民黨」的主張（大革命中，他曾7次提出這個主張），就應該辭職，而不應該拖到1927年7月革命實際已經失敗時才辭職；或者在1927年4月初，上海「三暴」成功時，就把工人糾察隊轉移到農村保護起來……
但是，歷史不承認假設！實際情況正如他在1929年被黨開除後寫的《告全黨同誌書》長文中承認的，每當出現違背他意願的狀況時，由於「認識不徹底，主張不堅決，動搖不定」，所以屢次「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
「認識不徹底。」說明他一生中一個最大的弱點，就是理論的缺失。他雖然有不少閃光的思想，深遠的預言，振聾發聵的主張，是一個出色的思想家，但是，他沒有係統的深思熟慮的因而堅定不移的理論基礎。所以，他不能在關鍵時刻戰勝對方的說教，有時還往往以對方的說教為是，來說服自己遷就對方。這是他「認識不徹底」的根本原因。他自己沒有理論，於是他先是信仰法蘭西民主主義，再是信仰列寧史達林主義，最後又信仰托洛茨基主義，常常被牽著鼻子走。
「主張不堅決，動搖不定。」說明他除了理論弱點之外，還有性格上的軟弱，有時感情用事，不分是非，兼容善惡。如他在《自傳》中承認的，受母親的影響，他對明知是錯的事，卻由於某種原因（如感情用事、感激馬林營救、喜歡或厭惡某個人等）或形格勢禁（個人難以抗拒的力量），而不得不順從。這表明他原來看似正確的立場和原則，是不堅定的。因此就放棄了，而接受了在他重新認識認為是正確的別人的主張。當事後證明別人的主張是錯誤的時候，他又反悔。這使他後來更堅決地堅持自己的認識，結果由於他理論上的弱點，信仰托洛茨基主義，迷途而不知返，離開了中國革命的主航道，造成悲劇的下場。
所以，在大革命中，把錯誤的責任主要歸咎於共產國際是正確的，但陳獨秀也不是完全違心地執行共產國際的錯誤路線，在某些問題、某種程度上，也可能是認為其正確的指示而執行的。如在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動勝利後放棄反蔣鬥爭，起草《汪陳宣言》等。又如北伐勝利初期，當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主持的武漢國民政府看到蔣介石獨裁傾向，提出「迎汪抑蔣」「以唐製蔣」時，陳獨秀卻主張「蔣汪合作」，於是被蔣利用，促陳抵製武漢的政策。
綜上所述，陳獨秀在大革命中，在聯共和共產國際準備的全部條件下，被迫進行了對中共與革命的領導工作，但是又被迫接受聯共與國際的領導。最後成為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替罪羊，是因為他沒有實行把中國變成親蘇的「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的國家。具體來說，他沒有執行毫無可能的、莫斯科最後的「緊急指示」。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完全是聯共針對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黨派鬥爭的產物，完全是錯誤的。實際上，在「緊急指示」以前，陳獨秀被迫領導的革命工作，許多應該重新檢討。例如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裝暴動，從當時中國社會狀況來說，根本不具備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領導的「上海市民政權」的條件，所以必然失敗。這是造化弄人，讓一個具有救國救民之心的知識分子，由奮鬥走向無奈。
陳獨秀自身的弱點
如上所述，陳獨秀在1926～1927年的大革命高潮中，處境十分窩囊：在國蘇合作麵前，沒有一點他辦《新青年》時期提倡的「獨立自主的人格，平等自由的權利」。隻能當苦力，處處聽從於共產國際，對國民黨讓步，委曲求全，放棄自己的獨立主張，犧牲黨的利益，最後導致慘烈的失敗。
與1946～1949年成熟時期的共產黨相比，這個時期的共產黨，無論在主觀上或客觀上，這樣的失敗有其必然性。因為這個時期的共產黨尚屬幼年時期，太弱小、太幼稚，隻能做配角和助手，還不能起支配作用，而隻能被支配；就是說，不具備與國民黨、北洋軍閥較量的力量，也不具備對抗共產國際（實為蘇聯）的條件，不能左右革命的全局及其發展趨勢。
這是那個時代的局限！
因此，以「成敗論英雄」來追究陳獨秀，要他對大革命失敗負責，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
不過，對陳獨秀個人來說，的確也暴露了他的一些弱點。在大革命高潮時期的兩年表現，不僅與他在國共合作初期堅持黨的獨立性與爭取革命領導權而堅決鬥爭的態度不同，更與《新青年》和五四時期的陳獨秀根本不同。那時的他，可以說是天馬行空，特立獨行，而且是想他人所不曾想，言他人所不敢言，針砭時弊，振聾發聵，更有「不容他人所匡正」的霸氣，從而奠定了他是中國近代民主主義革命家的地位。
直到1921年9月，他隨包惠僧從廣東回到上海主持共產黨中央工作時，他還強調中國革命要靠我們自己來進行，不要蘇俄的錢，要了人家的錢，就要被人家牽著鼻子走。但是，隨著他在家中被捕，得到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大力營救；再加上第二年，中共二大決定加入共產國際，作為其一個支部（必須服從國際指示）之後，陳獨秀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對這種情況，有人根據陳獨秀性格，認為他本來可以有多種選擇，如像早期革命時期因對同盟會的綱領、組織狀況、鬥爭方式等有看法而不參加同盟會及其後的國民黨那樣，早在1922年全黨都反對黨內合作時或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時，因國際不同意自己「退出國民黨」的主張（大革命中，他曾7次提出這個主張），就應該辭職，而不應該拖到1927年7月革命實際已經失敗時才辭職；或者在1927年4月初，上海「三暴」成功時，就把工人糾察隊轉移到農村保護起來……
但是，歷史不承認假設！實際情況正如他在1929年被黨開除後寫的《告全黨同誌書》長文中承認的，每當出現違背他意願的狀況時，由於「認識不徹底，主張不堅決，動搖不定」，所以屢次「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
「認識不徹底。」說明他一生中一個最大的弱點，就是理論的缺失。他雖然有不少閃光的思想，深遠的預言，振聾發聵的主張，是一個出色的思想家，但是，他沒有係統的深思熟慮的因而堅定不移的理論基礎。所以，他不能在關鍵時刻戰勝對方的說教，有時還往往以對方的說教為是，來說服自己遷就對方。這是他「認識不徹底」的根本原因。他自己沒有理論，於是他先是信仰法蘭西民主主義，再是信仰列寧史達林主義，最後又信仰托洛茨基主義，常常被牽著鼻子走。
「主張不堅決，動搖不定。」說明他除了理論弱點之外，還有性格上的軟弱，有時感情用事，不分是非，兼容善惡。如他在《自傳》中承認的，受母親的影響，他對明知是錯的事，卻由於某種原因（如感情用事、感激馬林營救、喜歡或厭惡某個人等）或形格勢禁（個人難以抗拒的力量），而不得不順從。這表明他原來看似正確的立場和原則，是不堅定的。因此就放棄了，而接受了在他重新認識認為是正確的別人的主張。當事後證明別人的主張是錯誤的時候，他又反悔。這使他後來更堅決地堅持自己的認識，結果由於他理論上的弱點，信仰托洛茨基主義，迷途而不知返，離開了中國革命的主航道，造成悲劇的下場。
所以，在大革命中，把錯誤的責任主要歸咎於共產國際是正確的，但陳獨秀也不是完全違心地執行共產國際的錯誤路線，在某些問題、某種程度上，也可能是認為其正確的指示而執行的。如在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動勝利後放棄反蔣鬥爭，起草《汪陳宣言》等。又如北伐勝利初期，當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主持的武漢國民政府看到蔣介石獨裁傾向，提出「迎汪抑蔣」「以唐製蔣」時，陳獨秀卻主張「蔣汪合作」，於是被蔣利用，促陳抵製武漢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