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民運動高潮中，在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思潮相當泛濫的氛圍中，出現這樣一個文件，提出如此理智的形勢分析和策略，實在是難能可貴。但這個《通告》又遭到來自「左」的方麵的責難，而無法落實。
就這樣，在無休止的爭吵中，6月29日，終於等來了又一個武漢重要將領何鍵的「反共訓令」：呈請武漢國民政府及唐生智總司令，「明令與共產黨分離」[66]。驚慌失措的鮑羅廷和中共中央，立即在第二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為了拉住武漢國民黨，阻滯其急驟右轉，通過了一個「十一條政綱」的決議：承認國民黨「當然處於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兩黨聯席會議是「協商決定共同負責」，「不含聯合政權的意義」；參加政府的共產黨員「為圖減少政局之糾紛，可以請假」；「工農等民眾團體均應受國民黨黨部之領導與監督」，執行國民黨決議和國民政府的法令；「工農武裝隊應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為避免政局之糾紛與誤會，可以減少或編入軍隊」；「工會及工人糾察隊不得黨部或政府之許可，不得執行司法行政權，如捕人，審判及巡邏街市等事」；等等。[67]
這個接著被莫斯科派來的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稱為「退讓投降」「機會主義」「集大成」的十一條政綱，王若飛說是陳獨秀起草的，張國燾說是鮑羅廷根據莫斯科的電令起草的，蔡和森說是瞿秋白起草的。不管是誰起草，應該說既貫徹了莫斯科的有關指示（如工農武裝編入張發奎的軍隊），又考慮到保護工農武裝的利益，是比較理智的。但是，它顯然不符合「緊急指示」的「拚命主義」「冒險主義」的精神。所以，共青團中央書記任弼時在7月3日的會議上，贊同共產國際的指示，反對中央的路線，與陳獨秀吵了起來。陳獨秀說：「共青團根本沒有權利提出政治決議案。」任弼時說：「青年國際代表在場，他可以說一說，共青團是否有這種權利。」陳獨秀說：「青年國際不應當幹涉，他在這裏是客人，他不應當進行幹擾。」當時許多同誌在討論中，「對黨的缺點進行了批評」。陳說：「這不包括在議事日程在內。」[68]
既往著述就把陳與任的這次爭吵反覆渲染，以說明陳獨秀的「家長主義」作風和「右傾機會主義」罪惡。其實任弼時不過是重複了羅易和共產國際的意見，不具有可操作性，也不能挽救革命！
7月4日，中共中央再次舉行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反動到來時如何保存湖南省工農革命力量問題時，會議記錄是這樣的：
仲甫（即陳獨秀——引者）：省黨部應特別注意各軍招兵問題。他們要辦工會或農會，我們可以不客氣的多將群眾送給他們，但要保存與農會的關係以維持階級性革命性。每個招兵告示出來應與農會接洽，因各軍政治部我們都有人。這樣我們可以使農民武裝化，不然我們隻是空叫農民武裝化。
毛（即毛澤東——引者）：省農協二策略：1.改成安撫軍合法保存，此條實難辦到。2.此外尚有兩條路線：a.上山，b.投入軍隊中去。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給養可以賣槍。
特立（即張國燾——引者）：以為可以上山，但不必與c.p.發生關係，可以搶富濟貧。
仲甫：不能如此。槍藏不了的可以上山。招兵工作省黨部應用大力來作。
毛：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
和森：可以留的仍要留。1.送入軍隊，2.保留，3.上山。
仲甫：當兵最好。
和森、特立：同上（即同意陳獨秀的意見——引者）。[69]
這個記錄，是對6月30日所謂「機會主義集大成」政綱的最好注釋，說明後來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最大的罪狀即「解散工農武裝」，實際上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工農武裝力量，以待東山再起，而且是中共中央的集體決定。正因為有了這一步驟，才有以後的「農村武裝割據」。同時還說明，在八七會議前，陳獨秀並不反對「上山」打遊擊。
鮑羅廷見自己已被國民黨解除顧問職務，陳獨秀在黨內的威信也降到最低點，革命失敗已經無法挽回，善後工作也基本安排，終於在7月12日，宣布曾經由羅易提議而由聯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的「共產國際訓令」，改組中共中央，成立以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為成員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兼常委。陳獨秀被停職，「不再視事」，並被召去莫斯科與共產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但是遭到陳的拒絕。這個改組訓令早在6月下旬即已發來，被稱為「駝背毛子」的國際代表還說「不遵守國際訓令者剝奪其在中央之指導權」。鮑羅廷有一種兔死狐悲的感覺，暫時把訓令壓下，直到這時才宣布。[70]其實陳獨秀此前已經提出辭職，指出：「國際一麵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麵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繼續工作。」[71]
7月13日，沒有了陳獨秀的中共中央發表對政局宣言，一改陳獨秀時代的軟弱狀態，譴責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推行「限製群眾運動的政策，任令一切反革命行動不受任何懲罰」，「近日已在公開的準備政變」。這種政策「實足以使國民革命陷於澌滅」；聲明：中國共產黨「決不能對於國民黨中央現時這種政策負責」，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但「共產黨員決無理由可以退出國民黨，或者甚至於拋棄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72]。
就這樣，在無休止的爭吵中，6月29日，終於等來了又一個武漢重要將領何鍵的「反共訓令」：呈請武漢國民政府及唐生智總司令，「明令與共產黨分離」[66]。驚慌失措的鮑羅廷和中共中央，立即在第二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為了拉住武漢國民黨，阻滯其急驟右轉，通過了一個「十一條政綱」的決議：承認國民黨「當然處於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兩黨聯席會議是「協商決定共同負責」，「不含聯合政權的意義」；參加政府的共產黨員「為圖減少政局之糾紛，可以請假」；「工農等民眾團體均應受國民黨黨部之領導與監督」，執行國民黨決議和國民政府的法令；「工農武裝隊應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為避免政局之糾紛與誤會，可以減少或編入軍隊」；「工會及工人糾察隊不得黨部或政府之許可，不得執行司法行政權，如捕人，審判及巡邏街市等事」；等等。[67]
這個接著被莫斯科派來的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稱為「退讓投降」「機會主義」「集大成」的十一條政綱，王若飛說是陳獨秀起草的，張國燾說是鮑羅廷根據莫斯科的電令起草的，蔡和森說是瞿秋白起草的。不管是誰起草，應該說既貫徹了莫斯科的有關指示（如工農武裝編入張發奎的軍隊），又考慮到保護工農武裝的利益，是比較理智的。但是，它顯然不符合「緊急指示」的「拚命主義」「冒險主義」的精神。所以，共青團中央書記任弼時在7月3日的會議上，贊同共產國際的指示，反對中央的路線，與陳獨秀吵了起來。陳獨秀說：「共青團根本沒有權利提出政治決議案。」任弼時說：「青年國際代表在場，他可以說一說，共青團是否有這種權利。」陳獨秀說：「青年國際不應當幹涉，他在這裏是客人，他不應當進行幹擾。」當時許多同誌在討論中，「對黨的缺點進行了批評」。陳說：「這不包括在議事日程在內。」[68]
既往著述就把陳與任的這次爭吵反覆渲染，以說明陳獨秀的「家長主義」作風和「右傾機會主義」罪惡。其實任弼時不過是重複了羅易和共產國際的意見，不具有可操作性，也不能挽救革命！
7月4日，中共中央再次舉行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反動到來時如何保存湖南省工農革命力量問題時，會議記錄是這樣的：
仲甫（即陳獨秀——引者）：省黨部應特別注意各軍招兵問題。他們要辦工會或農會，我們可以不客氣的多將群眾送給他們，但要保存與農會的關係以維持階級性革命性。每個招兵告示出來應與農會接洽，因各軍政治部我們都有人。這樣我們可以使農民武裝化，不然我們隻是空叫農民武裝化。
毛（即毛澤東——引者）：省農協二策略：1.改成安撫軍合法保存，此條實難辦到。2.此外尚有兩條路線：a.上山，b.投入軍隊中去。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給養可以賣槍。
特立（即張國燾——引者）：以為可以上山，但不必與c.p.發生關係，可以搶富濟貧。
仲甫：不能如此。槍藏不了的可以上山。招兵工作省黨部應用大力來作。
毛：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
和森：可以留的仍要留。1.送入軍隊，2.保留，3.上山。
仲甫：當兵最好。
和森、特立：同上（即同意陳獨秀的意見——引者）。[69]
這個記錄，是對6月30日所謂「機會主義集大成」政綱的最好注釋，說明後來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最大的罪狀即「解散工農武裝」，實際上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工農武裝力量，以待東山再起，而且是中共中央的集體決定。正因為有了這一步驟，才有以後的「農村武裝割據」。同時還說明，在八七會議前，陳獨秀並不反對「上山」打遊擊。
鮑羅廷見自己已被國民黨解除顧問職務，陳獨秀在黨內的威信也降到最低點，革命失敗已經無法挽回，善後工作也基本安排，終於在7月12日，宣布曾經由羅易提議而由聯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的「共產國際訓令」，改組中共中央，成立以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為成員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兼常委。陳獨秀被停職，「不再視事」，並被召去莫斯科與共產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但是遭到陳的拒絕。這個改組訓令早在6月下旬即已發來，被稱為「駝背毛子」的國際代表還說「不遵守國際訓令者剝奪其在中央之指導權」。鮑羅廷有一種兔死狐悲的感覺，暫時把訓令壓下，直到這時才宣布。[70]其實陳獨秀此前已經提出辭職，指出：「國際一麵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麵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繼續工作。」[71]
7月13日，沒有了陳獨秀的中共中央發表對政局宣言，一改陳獨秀時代的軟弱狀態，譴責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推行「限製群眾運動的政策，任令一切反革命行動不受任何懲罰」，「近日已在公開的準備政變」。這種政策「實足以使國民革命陷於澌滅」；聲明：中國共產黨「決不能對於國民黨中央現時這種政策負責」，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但「共產黨員決無理由可以退出國民黨，或者甚至於拋棄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