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這個問題上，再次表現了陳獨秀、瞿秋白等這幫人書生氣的可笑與窩囊。不管是中共退出國民黨，或是退出國民政府，決定權都不在中共中央手中，而在莫斯科手中，最後又取決於國民黨。莫斯科已經指示退出國民政府而不退出國民黨，中共如何抗拒！汪精衛國民黨若像蔣介石決心分共，哪由你不退出國民黨！所以，結果是先服從莫斯科退出國民政府，後被汪精衛趕出國民黨。
還有一個可笑的是討論攻克鄭州後北伐戰爭的去向問題。鮑羅廷、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主張東征蔣介石；羅易、譚平山主張南伐廣東李濟深；蔡和森主張先解決兩湖問題，認為：「兩湖反革命大暴動不解決，而高唱東征、南伐，隻是一句空話！」然而軍事決定權根本不在他們手中，而在即將反共反蘇的軍事將領手中。
6月23日，陳獨秀召集李立三、蔡和森、張國燾舉行中央常務會，討論通過了蔡和森提出、吸收了陳獨秀和李立三的意見起草的《提高反帝運動通告》，並以中共中央秘書廳名義發出《致上海區委的信》：加強反帝運動以刺激帝國主義的武裝幹涉，然後「在抵抗武裝幹涉的反帝高潮之下來猛烈的實行土地革命」。[62]真是煞費苦心，想曲線救革命，貫徹莫斯科的緊急指示。
但是，這個通告和信發出後，蔡和森又「自己感覺不正確」——「顯然表示一種沒有出路的冒險主義拚命主義的精神」，於是又提議政治局全體委員參加的常委擴大會議複議。但是，陳獨秀兩次召集擴大會議，均遭抵製，「二次都隻有獨秀、和森二人出席」。可見，陳獨秀此時的威信，已是何等的低下。陳本人倒是坦然地說：「反帝運動是我們的經常工作，何必再三討論。」在蔡和森的堅持下，28日在政治局會議討論此問題時，還未離華的羅易（中共還不知道莫斯科調離羅的指示）嚴厲批評致上海的信「非常危險」，是「要用反帝鬥爭取代階級鬥爭」；「這不是領導無產階級去爭取勝利，而是去遭受屠殺」。但當會議決定否決這封信時，秘書廳說信已經發出。
其實，這封信發出不發出，都毫無意義。因為這信發出後的第三天，即6月26日，陳獨秀的長子陳延年調到上海重整被「四一二」破壞的黨組織，成立以他為書記的中共江蘇省委時，與組織部長郭伯和、宣傳部長韓步先一起被捕，由於韓的叛變，陳、郭身份暴露。陳在獄中給汪孟鄒寫了一封信。汪立即到南京請胡適設法營救。胡表示「我一定營救他」。但與陳獨秀同樣書生氣十足的胡適，卻把信交給了吳稚暉。這位對共產黨和陳氏父子恨透了的吳稚暉立即報告蔣介石（一說密報上海警備司令楊虎），並說延年比其父親陳獨秀還可惡，催促迅即將其處決。
7月4日，陳延年、郭伯和被殺害。接替陳延年任代理書記的趙世炎，也在7月2日被捕，19日被殺害。對於中共來說，像陳延年、趙世炎這樣的幹部，是當時在第一線戰鬥的最優秀的高級領導幹部。中共損失巨大。
第一線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在不斷地流血犧牲，中共中央、聯共及國際代表則越加分裂。羅易走後，鮑羅廷雖然是羅易冒失行動的第一個犧牲品——6月17日被武漢國民黨中央解除顧問職務——但他在漢口的住宅還是相對安全的地方，於是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經常開會的場所。鮑藉此經常發泄對羅易和其他國際代表的不滿。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鮑又發表長篇演說：「我的每一政策至少要比羅易十倍以上的革命」；中國「在客觀上無產階級本有取得領導權的可能……可是我們主觀的力量沒有成熟，我們不能領導農民（是地痞領導的），我們不能真正領導工人，我們不能組織廣大的失業軍，所以我們不能取得領導權」；「史達林主張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對的，可是史達林他所接受於季諾維也夫（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前是國際主席）的遺產太壞了。以季諾維也夫及其在中國的代表隻教我們幫助中國資產階級武裝中國資產階級，未教我們武裝工農，準備與資產階級決裂。所以現在史達林的政策難於實行」。[63]
這裏，鮑羅廷也在文過飾非，並保護史達林，實際季諾維也夫任國際主席時，史達林的政策與國際政策是一致的。鮑羅廷也是積極執行了的。不過鮑的這些話卻道出了國際執委七大前莫斯科在中國政策的要害：「隻教我們幫助中國資產階級武裝中國資產階級，未教我們武裝工農，準備與資產階級決裂。」
陳獨秀在鮑羅廷與羅易之間左右為難，同時，為了執行退出國民政府的指示，又在國際代表和中共黨內以瞿秋白等為代表的激進派之間受盡了隔板氣，在國民黨與革命群眾之間受盡隔板氣。但是，他是一個負責任的人，隻要他在任一天，就要奮鬥一天。
6月4日，陳獨秀以中共中央名義，致函國民黨中央，提出削平湖南反革命的「六項要求」：立即下令，由唐生智派兵討滅長沙叛亂；武裝農民以防禦反革命叛亂等。[64]14日，陳又以中共中央和中央農民部的名義發出通告，指出：「分地運動是貧農要求解決生計問題的迫切表現，其起源則在減租減息的運動，但我們黨不能放任他們自由做去。分地雖然是必不可免的階段，但在將來革命已有新的發展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了鞏固的聯合戰線時，可由沒收而均分，然後再走上土地國有的道路……至於現時的聯合戰線，還不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真正聯合戰線，國民政府及其軍官之中還包含有中等地主，甚而至於大地主的少數分子在內。現在減租減稅的運動和解決一部分貧農的生計問題，都是將來解決土地問題之準備而已」；「鄉村中之聯合戰線，當以貧農為中心。領導中農富農並吸收小商人手工業者。同時，對小地主革命軍官讓步。農民協會對這些同盟者的利益亦須盡量擁護。領導他們向大地主土豪劣紳鬥爭」，這樣才不會「使他們站在反革命的方麵去」；至於農民內部，應注意會黨問題，「農協中不應用任何方法、任何形式排拒會黨」，但不能放任他們永久留在封建式的領袖之下，更不能放任他們遊民式的思想和政策，反而來指導農協的運動」。[65]
還有一個可笑的是討論攻克鄭州後北伐戰爭的去向問題。鮑羅廷、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主張東征蔣介石；羅易、譚平山主張南伐廣東李濟深；蔡和森主張先解決兩湖問題，認為：「兩湖反革命大暴動不解決，而高唱東征、南伐，隻是一句空話！」然而軍事決定權根本不在他們手中，而在即將反共反蘇的軍事將領手中。
6月23日，陳獨秀召集李立三、蔡和森、張國燾舉行中央常務會，討論通過了蔡和森提出、吸收了陳獨秀和李立三的意見起草的《提高反帝運動通告》，並以中共中央秘書廳名義發出《致上海區委的信》：加強反帝運動以刺激帝國主義的武裝幹涉，然後「在抵抗武裝幹涉的反帝高潮之下來猛烈的實行土地革命」。[62]真是煞費苦心，想曲線救革命，貫徹莫斯科的緊急指示。
但是，這個通告和信發出後，蔡和森又「自己感覺不正確」——「顯然表示一種沒有出路的冒險主義拚命主義的精神」，於是又提議政治局全體委員參加的常委擴大會議複議。但是，陳獨秀兩次召集擴大會議，均遭抵製，「二次都隻有獨秀、和森二人出席」。可見，陳獨秀此時的威信，已是何等的低下。陳本人倒是坦然地說：「反帝運動是我們的經常工作，何必再三討論。」在蔡和森的堅持下，28日在政治局會議討論此問題時，還未離華的羅易（中共還不知道莫斯科調離羅的指示）嚴厲批評致上海的信「非常危險」，是「要用反帝鬥爭取代階級鬥爭」；「這不是領導無產階級去爭取勝利，而是去遭受屠殺」。但當會議決定否決這封信時，秘書廳說信已經發出。
其實，這封信發出不發出，都毫無意義。因為這信發出後的第三天，即6月26日，陳獨秀的長子陳延年調到上海重整被「四一二」破壞的黨組織，成立以他為書記的中共江蘇省委時，與組織部長郭伯和、宣傳部長韓步先一起被捕，由於韓的叛變，陳、郭身份暴露。陳在獄中給汪孟鄒寫了一封信。汪立即到南京請胡適設法營救。胡表示「我一定營救他」。但與陳獨秀同樣書生氣十足的胡適，卻把信交給了吳稚暉。這位對共產黨和陳氏父子恨透了的吳稚暉立即報告蔣介石（一說密報上海警備司令楊虎），並說延年比其父親陳獨秀還可惡，催促迅即將其處決。
7月4日，陳延年、郭伯和被殺害。接替陳延年任代理書記的趙世炎，也在7月2日被捕，19日被殺害。對於中共來說，像陳延年、趙世炎這樣的幹部，是當時在第一線戰鬥的最優秀的高級領導幹部。中共損失巨大。
第一線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在不斷地流血犧牲，中共中央、聯共及國際代表則越加分裂。羅易走後，鮑羅廷雖然是羅易冒失行動的第一個犧牲品——6月17日被武漢國民黨中央解除顧問職務——但他在漢口的住宅還是相對安全的地方，於是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經常開會的場所。鮑藉此經常發泄對羅易和其他國際代表的不滿。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鮑又發表長篇演說：「我的每一政策至少要比羅易十倍以上的革命」；中國「在客觀上無產階級本有取得領導權的可能……可是我們主觀的力量沒有成熟，我們不能領導農民（是地痞領導的），我們不能真正領導工人，我們不能組織廣大的失業軍，所以我們不能取得領導權」；「史達林主張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對的，可是史達林他所接受於季諾維也夫（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前是國際主席）的遺產太壞了。以季諾維也夫及其在中國的代表隻教我們幫助中國資產階級武裝中國資產階級，未教我們武裝工農，準備與資產階級決裂。所以現在史達林的政策難於實行」。[63]
這裏，鮑羅廷也在文過飾非，並保護史達林，實際季諾維也夫任國際主席時，史達林的政策與國際政策是一致的。鮑羅廷也是積極執行了的。不過鮑的這些話卻道出了國際執委七大前莫斯科在中國政策的要害：「隻教我們幫助中國資產階級武裝中國資產階級，未教我們武裝工農，準備與資產階級決裂。」
陳獨秀在鮑羅廷與羅易之間左右為難，同時，為了執行退出國民政府的指示，又在國際代表和中共黨內以瞿秋白等為代表的激進派之間受盡了隔板氣，在國民黨與革命群眾之間受盡隔板氣。但是，他是一個負責任的人，隻要他在任一天，就要奮鬥一天。
6月4日，陳獨秀以中共中央名義，致函國民黨中央，提出削平湖南反革命的「六項要求」：立即下令，由唐生智派兵討滅長沙叛亂；武裝農民以防禦反革命叛亂等。[64]14日，陳又以中共中央和中央農民部的名義發出通告，指出：「分地運動是貧農要求解決生計問題的迫切表現，其起源則在減租減息的運動，但我們黨不能放任他們自由做去。分地雖然是必不可免的階段，但在將來革命已有新的發展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了鞏固的聯合戰線時，可由沒收而均分，然後再走上土地國有的道路……至於現時的聯合戰線，還不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真正聯合戰線，國民政府及其軍官之中還包含有中等地主，甚而至於大地主的少數分子在內。現在減租減稅的運動和解決一部分貧農的生計問題，都是將來解決土地問題之準備而已」；「鄉村中之聯合戰線，當以貧農為中心。領導中農富農並吸收小商人手工業者。同時，對小地主革命軍官讓步。農民協會對這些同盟者的利益亦須盡量擁護。領導他們向大地主土豪劣紳鬥爭」，這樣才不會「使他們站在反革命的方麵去」；至於農民內部，應注意會黨問題，「農協中不應用任何方法、任何形式排拒會黨」，但不能放任他們永久留在封建式的領袖之下，更不能放任他們遊民式的思想和政策，反而來指導農協的運動」。[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