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信中談到了蘇聯承認蔣介石的問題。史達林說：「三年前我們承認了張作霖。如果問題發生在現在，我們就不會正式承認他。現在承認蔣介石，就是打擊武漢（武漢還存在）和向張作霖挑戰（請回憶一下中東路事件）。同蔣介石的關係問題最好等一等，要維持現狀。」
這簡直是在賭博，是在做一筆大買賣。在這筆買賣中，中共的利益完全被忽視了，在「四一二」時就出賣了，因此這次連提也沒提一句。而對給了中共巨大打擊的蔣介石，連一句譴責的話也沒有，反而要承認他，現在隻是考慮使武漢國民黨的麵子問題，暫時等一等，看來，早晚是要承認的。
被撤而尚未離華的羅易見史達林如此「慷慨資助」汪精衛，深感委屈。他在6月29日直接給史達林的信中，這樣諷刺地說：「盡管有對我的荒唐指責，我還是對於我執行了正確的革命政策而感到滿意，這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整個活動時期可能是第一次。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忠實地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行事。莫斯科最近的指示隻是證明，從我到這裏時起，我始終執行了正確的政策。共產國際在藉助荒唐的指控損害我的名譽的同時，承認我的所有建議都是正確的，並根據這些建議採取了行動，這個事實令人振奮。」[59]
是的，羅易是最有資格對史達林，對共產國際說這種話的。因為，他一直在忠實執行莫斯科的政策，即使在做給汪精衛看「緊急指示」的蠢事時，也是如此。甚至所謂挽救革命的「緊急指示」，實際上也是在採納了羅易5月28日、30日的兩個報告中的意見後做出的。羅易在報告中說：武漢和南京之間「沒有多大差別」，「汪（精衛）是中央委員會內唯一的左派」。這就是莫斯科既要改組武漢國民黨，又要依靠汪精衛的主要根據。羅易又說：「所謂的國民革命軍（大部分）是反動的，然而它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影響卻在日益增大。」這就是要中共以大批工農群眾組建「可靠部隊」或改造國民革命軍的主要根據。羅易說：「武漢政府的武裝部隊總數約10萬人，其中5萬人集中在湖南湖北兩省，名義上隸屬於國民政府……實際上是獨立因素，當國民政府符合它們的利益時，它們就支持，但它們隨時都會不知羞恥地起來造政府的反。」這就是「緊急指示」中能提出具體數字——「要運動兩萬共產黨員，再加上來自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並成立革命法庭懲辦反動軍官的主要根據。
但是，羅易畢竟是一個初來乍到的外國人，帶著一心堅決執行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決議和後來「緊急指示」的執著，對中國的國情和當時的形勢沒有深切的了解，就與莫斯科互為影響，把大革命引向了最後的失敗。直到7月8日，莫斯科終於不得不承認在中國的失敗。這一天聯共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決定寫道：「盡管我們一再提出忠告，但是國民政府實際上不僅不支持土地革命，而且還放開了敵人的手腳。解除了工人武裝、討伐農民……唐生智在長沙槍殺革命者，這些行動都是反革命的公開表演。武漢以唐生智為首的主要武裝力量事實上已成為同蔣介石半結盟的、也可能是直接結盟的反革命分子的工具。」接著，指示中共採取兩項應急措施：第一，退出國民政府，但不退出國民黨：「退出國民政府並不意味著退出國民黨。共產黨人必須留在國民黨內，並在國民黨的組織中和擁護它的群眾中……進行堅決的鬥爭。」第二，批判陳獨秀中共中央的機會主義錯誤：「中國共產黨應該召開（最好是秘密召開）緊急代表會議，以便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糾正黨的領導所犯的根本性質的錯誤。」[60]
陳獨秀比較了解中國的情況，又從一開始經歷甚至「領導」了這場革命的全過程，所以他看透了這個「緊急指示」是一步死棋，採取消極抵製的做法。這是他被說成「抵製國際英明指示」的重大事例。
成為大革命失敗的替罪羊
與此同時，被蒙在鼓裏的陳獨秀在鮑羅廷和國際代表的監督下，對來自莫斯科的有些指示和訓令還是盡量執行，並設法努力減少黨員和工農民眾的犧牲。為此，6月下旬至7月上旬，中共中央召開了一係列重要的應變會議。
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中共退出國民政府而不退出國民黨的莫斯科指示。陳獨秀說：「不僅要退出國民政府，而且要退出國民黨」；「武漢國民黨已經跟著蔣介石走，我們若不改變政策，也同樣是走上蔣介石的道路了」。鮑羅廷說：「你這個意見我很贊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允許。」周恩來說：「退出國民黨後工農運動是方便得多，可是軍事運動大受損失了。」瞿秋白說：「寧可讓國民黨開除我們，不可由自己退出。」[61]瞿秋白則是緊跟莫斯科。俄羅斯研究共產國際和中蘇關係專家潘多夫（a.pantsov）在2004年6月2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學術演講，介紹他看到的一度開放又很快封閉的莫斯科秘檔時說：「夜裏，瞿秋白很虛心地與陳獨秀討論領導革命的戰略和策略；白天，他就按照國際代表的意見批判陳獨秀。」這裏，不是說瞿秋白是個兩麵派，而是說瞿秋白經常是個矛盾的人。直到最後犧牲前寫的《多餘的話》，他敘述了在這種矛盾中工作和生活所受的巨大精神折磨和痛苦，令人震撼。
這簡直是在賭博，是在做一筆大買賣。在這筆買賣中，中共的利益完全被忽視了，在「四一二」時就出賣了，因此這次連提也沒提一句。而對給了中共巨大打擊的蔣介石，連一句譴責的話也沒有，反而要承認他，現在隻是考慮使武漢國民黨的麵子問題，暫時等一等，看來，早晚是要承認的。
被撤而尚未離華的羅易見史達林如此「慷慨資助」汪精衛，深感委屈。他在6月29日直接給史達林的信中，這樣諷刺地說：「盡管有對我的荒唐指責，我還是對於我執行了正確的革命政策而感到滿意，這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整個活動時期可能是第一次。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忠實地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行事。莫斯科最近的指示隻是證明，從我到這裏時起，我始終執行了正確的政策。共產國際在藉助荒唐的指控損害我的名譽的同時，承認我的所有建議都是正確的，並根據這些建議採取了行動，這個事實令人振奮。」[59]
是的，羅易是最有資格對史達林，對共產國際說這種話的。因為，他一直在忠實執行莫斯科的政策，即使在做給汪精衛看「緊急指示」的蠢事時，也是如此。甚至所謂挽救革命的「緊急指示」，實際上也是在採納了羅易5月28日、30日的兩個報告中的意見後做出的。羅易在報告中說：武漢和南京之間「沒有多大差別」，「汪（精衛）是中央委員會內唯一的左派」。這就是莫斯科既要改組武漢國民黨，又要依靠汪精衛的主要根據。羅易又說：「所謂的國民革命軍（大部分）是反動的，然而它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影響卻在日益增大。」這就是要中共以大批工農群眾組建「可靠部隊」或改造國民革命軍的主要根據。羅易說：「武漢政府的武裝部隊總數約10萬人，其中5萬人集中在湖南湖北兩省，名義上隸屬於國民政府……實際上是獨立因素，當國民政府符合它們的利益時，它們就支持，但它們隨時都會不知羞恥地起來造政府的反。」這就是「緊急指示」中能提出具體數字——「要運動兩萬共產黨員，再加上來自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並成立革命法庭懲辦反動軍官的主要根據。
但是，羅易畢竟是一個初來乍到的外國人，帶著一心堅決執行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決議和後來「緊急指示」的執著，對中國的國情和當時的形勢沒有深切的了解，就與莫斯科互為影響，把大革命引向了最後的失敗。直到7月8日，莫斯科終於不得不承認在中國的失敗。這一天聯共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決定寫道：「盡管我們一再提出忠告，但是國民政府實際上不僅不支持土地革命，而且還放開了敵人的手腳。解除了工人武裝、討伐農民……唐生智在長沙槍殺革命者，這些行動都是反革命的公開表演。武漢以唐生智為首的主要武裝力量事實上已成為同蔣介石半結盟的、也可能是直接結盟的反革命分子的工具。」接著，指示中共採取兩項應急措施：第一，退出國民政府，但不退出國民黨：「退出國民政府並不意味著退出國民黨。共產黨人必須留在國民黨內，並在國民黨的組織中和擁護它的群眾中……進行堅決的鬥爭。」第二，批判陳獨秀中共中央的機會主義錯誤：「中國共產黨應該召開（最好是秘密召開）緊急代表會議，以便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糾正黨的領導所犯的根本性質的錯誤。」[60]
陳獨秀比較了解中國的情況，又從一開始經歷甚至「領導」了這場革命的全過程，所以他看透了這個「緊急指示」是一步死棋，採取消極抵製的做法。這是他被說成「抵製國際英明指示」的重大事例。
成為大革命失敗的替罪羊
與此同時，被蒙在鼓裏的陳獨秀在鮑羅廷和國際代表的監督下，對來自莫斯科的有些指示和訓令還是盡量執行，並設法努力減少黨員和工農民眾的犧牲。為此，6月下旬至7月上旬，中共中央召開了一係列重要的應變會議。
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中共退出國民政府而不退出國民黨的莫斯科指示。陳獨秀說：「不僅要退出國民政府，而且要退出國民黨」；「武漢國民黨已經跟著蔣介石走，我們若不改變政策，也同樣是走上蔣介石的道路了」。鮑羅廷說：「你這個意見我很贊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允許。」周恩來說：「退出國民黨後工農運動是方便得多，可是軍事運動大受損失了。」瞿秋白說：「寧可讓國民黨開除我們，不可由自己退出。」[61]瞿秋白則是緊跟莫斯科。俄羅斯研究共產國際和中蘇關係專家潘多夫（a.pantsov）在2004年6月2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學術演講，介紹他看到的一度開放又很快封閉的莫斯科秘檔時說：「夜裏，瞿秋白很虛心地與陳獨秀討論領導革命的戰略和策略；白天，他就按照國際代表的意見批判陳獨秀。」這裏，不是說瞿秋白是個兩麵派，而是說瞿秋白經常是個矛盾的人。直到最後犧牲前寫的《多餘的話》，他敘述了在這種矛盾中工作和生活所受的巨大精神折磨和痛苦，令人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