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陳獨秀再一次表示了兩個與莫斯科完全對立的立場：「緊急指示」行不通；汪精衛不可靠。[51]
但是，第二天，羅易給聯共中央政治局的電報，告發陳獨秀「隻是表麵上接受」國際指示，「共產黨答覆中的一些說法是不對的」，並逐條駁斥了陳獨秀的報告：「第一，國民黨土地委員會（有共產黨員的代表參加——引者）隻是原則上作出了沒收（土地）的決定，但把沒收的具體實施時間作了無限期的推遲。第二，湖南的將領們多數不是中小地主，而是大地主。第三，關於過火行為的說法基本上是虛假的，是為宣傳目的偽造出來的。第四，國民黨在夏鬥寅叛變前就反對土地改革。第五，湖南多數農民協會不是由流氓組成，而是由佃農和貧農組成的。當然無地的農民更為革命。第六，平分土地的要求不具有普遍性，而隻是一些例外。昨天，在共產黨政治局會議上，鮑（羅廷）和另一些人不同意沒收大地主（土地）的要求。」[52]
被「四一二」之前的「勝利沖昏頭腦」，繼而又被急轉直下的挫折撞得頭破血流，同時遭到托洛茨基反對派猛烈攻擊的以史達林為首的莫斯科最高當局，已經完全失去理智。他們哪聽得進陳獨秀的苦口良言，反而因此把拒絕執行「緊急指示」——拒絕挽救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全部推在陳獨秀一個人身上，製造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這個罪名（在後來的抗日戰爭中，又被升級到「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
莫斯科見羅易借批判鮑羅廷而否定「四年來」的政策，當然不能聽他的話而撤換鮑羅廷。羅於是我行我素，在6月5日，私自把「緊急指示」的副本送給汪精衛，想依靠汪來挽救局勢，並且說：「你如接受電報的要旨並給予執行的便利，共產國際將繼續同你合作，否則就將同國民黨一刀兩斷。」汪見後「非常吃驚」，指責說：「你們破壞了協議。」陳友仁得知其內容後，麵如土色，說：「這意味著國民黨同共產黨之間的戰爭。」於是，他們加快了「分共」「自救」的步伐。擅長情報和統戰工作的周恩來報告了從國民黨內部透露出來的羅易向汪精衛泄露國際指示的消息，大家都怔住了。鮑羅廷立即向莫斯科報告了這個嚴重事件，也報復了這位多次向聯共最高當局告他狀的印度人。共產國際不得不做出撤職、「召回」羅易的決定，批評羅「違反了紀律」，「因為他給國民黨中央的一些委員看了隻發給鮑、羅、柳三同誌而無論如何不能給其他人看的電報」，並任命紐曼來華接替他。[53]
自以為忠於莫斯科的羅易，被這一悶棍打得暈頭轉向。他在6月28日打電報給共產國際，表示強烈抗議（雖然他必須服從國際的決定）：「以違反紀律為由把我召回使我感到驚訝。這裏必然造成這樣一種印象：雖然我嚴格按照共產國際決議和你們的指示行事，共產國際卻否定我的看法。不是我，而是另一些人違反了紀律，無視和否定共產國際的決議。我將在莫斯科證明，對我的指控是荒唐的。」然後，他又說「共產黨政治局正在逐步走取消主義的道路」。「陳（獨秀）聲稱，莫斯科不了解情況，發出了不可能執行的指示」，局勢非常嚴重，「在這種危機的情況下，共產國際卻要召回自己捍衛了正確政策的代表」。[54]
看來，羅易也被莫斯科混亂的政策弄得滿腔悲憤。
麵對羅易造成的更嚴重的危局，鮑羅廷「垂頭喪氣」；陳獨秀「認為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又無法善後」，開始消極，並再次主張「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55]
其實羅易深諳莫斯科的想法，即依靠武漢國民黨來拯救革命。不過他的行動如毛澤東後來的評價是「冒失鬼」而已。於是，羅易被撤回後，出現了更具諷刺意味的事情：史達林親自出麵直接向汪精衛做工作。汪精衛這位狡猾的政客，摸到了莫斯科的要害，於是獅子大開口。他曾對羅易表示：「同意此項計劃，隻要必需的援助能及時到來」[56]，並要求1500萬盧布。羅易被撤的第二天（即6月23日），聯共中央政治局做出決定，致電汪精衛：「懇請您運用您的全部威望對國民黨的其他中央委員施加影響，支持土地革命的農民……我們認為，通過國民黨民主化、更多地聯繫群眾、停止領導層內的動搖是可以挽救事業的。」同時向汪提供200萬盧布的援助，並說明「現在我們無法滿足」1500萬。但第二天史達林得到武漢回答，不提供1500萬「就拒絕立即反對蔣介石」。莫斯科立即回覆：「再給武漢國民黨政府匯款200萬盧布」，同時指望第一筆匯款能用於「組建由工農組成的並擁有革命軍官的可靠的忠於革命的部隊」。30日的聯共政治局會議記錄稱：「6月29日已寄出100萬美元，日內我們還將寄出50萬美元。」[57]史達林在蘇聯南方索契休養地向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寫信解釋這種「金錢外交」時說：「我擔心，武漢會膽怯，屈從於南京……要千方百計堅持不讓武漢屈從於南京，隻要還有這種可能的話。因為喪失武漢這個獨立的中心就是喪失某個革命運動的中心，喪失工人自由集會的可能性，喪失共產黨公開存在的可能，喪失公開出版革命刊物的可能，一句話，喪失公開組織無產階級和革命的可能。請相信，因此給武漢追加300萬到500萬是值得的，隻要有所依靠，武漢就不會向南京無條件投降，錢就不會白花。」[58]
但是，第二天，羅易給聯共中央政治局的電報，告發陳獨秀「隻是表麵上接受」國際指示，「共產黨答覆中的一些說法是不對的」，並逐條駁斥了陳獨秀的報告：「第一，國民黨土地委員會（有共產黨員的代表參加——引者）隻是原則上作出了沒收（土地）的決定，但把沒收的具體實施時間作了無限期的推遲。第二，湖南的將領們多數不是中小地主，而是大地主。第三，關於過火行為的說法基本上是虛假的，是為宣傳目的偽造出來的。第四，國民黨在夏鬥寅叛變前就反對土地改革。第五，湖南多數農民協會不是由流氓組成，而是由佃農和貧農組成的。當然無地的農民更為革命。第六，平分土地的要求不具有普遍性，而隻是一些例外。昨天，在共產黨政治局會議上，鮑（羅廷）和另一些人不同意沒收大地主（土地）的要求。」[52]
被「四一二」之前的「勝利沖昏頭腦」，繼而又被急轉直下的挫折撞得頭破血流，同時遭到托洛茨基反對派猛烈攻擊的以史達林為首的莫斯科最高當局，已經完全失去理智。他們哪聽得進陳獨秀的苦口良言，反而因此把拒絕執行「緊急指示」——拒絕挽救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全部推在陳獨秀一個人身上，製造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這個罪名（在後來的抗日戰爭中，又被升級到「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
莫斯科見羅易借批判鮑羅廷而否定「四年來」的政策，當然不能聽他的話而撤換鮑羅廷。羅於是我行我素，在6月5日，私自把「緊急指示」的副本送給汪精衛，想依靠汪來挽救局勢，並且說：「你如接受電報的要旨並給予執行的便利，共產國際將繼續同你合作，否則就將同國民黨一刀兩斷。」汪見後「非常吃驚」，指責說：「你們破壞了協議。」陳友仁得知其內容後，麵如土色，說：「這意味著國民黨同共產黨之間的戰爭。」於是，他們加快了「分共」「自救」的步伐。擅長情報和統戰工作的周恩來報告了從國民黨內部透露出來的羅易向汪精衛泄露國際指示的消息，大家都怔住了。鮑羅廷立即向莫斯科報告了這個嚴重事件，也報復了這位多次向聯共最高當局告他狀的印度人。共產國際不得不做出撤職、「召回」羅易的決定，批評羅「違反了紀律」，「因為他給國民黨中央的一些委員看了隻發給鮑、羅、柳三同誌而無論如何不能給其他人看的電報」，並任命紐曼來華接替他。[53]
自以為忠於莫斯科的羅易，被這一悶棍打得暈頭轉向。他在6月28日打電報給共產國際，表示強烈抗議（雖然他必須服從國際的決定）：「以違反紀律為由把我召回使我感到驚訝。這裏必然造成這樣一種印象：雖然我嚴格按照共產國際決議和你們的指示行事，共產國際卻否定我的看法。不是我，而是另一些人違反了紀律，無視和否定共產國際的決議。我將在莫斯科證明，對我的指控是荒唐的。」然後，他又說「共產黨政治局正在逐步走取消主義的道路」。「陳（獨秀）聲稱，莫斯科不了解情況，發出了不可能執行的指示」，局勢非常嚴重，「在這種危機的情況下，共產國際卻要召回自己捍衛了正確政策的代表」。[54]
看來，羅易也被莫斯科混亂的政策弄得滿腔悲憤。
麵對羅易造成的更嚴重的危局，鮑羅廷「垂頭喪氣」；陳獨秀「認為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又無法善後」，開始消極，並再次主張「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55]
其實羅易深諳莫斯科的想法，即依靠武漢國民黨來拯救革命。不過他的行動如毛澤東後來的評價是「冒失鬼」而已。於是，羅易被撤回後，出現了更具諷刺意味的事情：史達林親自出麵直接向汪精衛做工作。汪精衛這位狡猾的政客，摸到了莫斯科的要害，於是獅子大開口。他曾對羅易表示：「同意此項計劃，隻要必需的援助能及時到來」[56]，並要求1500萬盧布。羅易被撤的第二天（即6月23日），聯共中央政治局做出決定，致電汪精衛：「懇請您運用您的全部威望對國民黨的其他中央委員施加影響，支持土地革命的農民……我們認為，通過國民黨民主化、更多地聯繫群眾、停止領導層內的動搖是可以挽救事業的。」同時向汪提供200萬盧布的援助，並說明「現在我們無法滿足」1500萬。但第二天史達林得到武漢回答，不提供1500萬「就拒絕立即反對蔣介石」。莫斯科立即回覆：「再給武漢國民黨政府匯款200萬盧布」，同時指望第一筆匯款能用於「組建由工農組成的並擁有革命軍官的可靠的忠於革命的部隊」。30日的聯共政治局會議記錄稱：「6月29日已寄出100萬美元，日內我們還將寄出50萬美元。」[57]史達林在蘇聯南方索契休養地向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寫信解釋這種「金錢外交」時說：「我擔心，武漢會膽怯，屈從於南京……要千方百計堅持不讓武漢屈從於南京，隻要還有這種可能的話。因為喪失武漢這個獨立的中心就是喪失某個革命運動的中心，喪失工人自由集會的可能性，喪失共產黨公開存在的可能，喪失公開出版革命刊物的可能，一句話，喪失公開組織無產階級和革命的可能。請相信，因此給武漢追加300萬到500萬是值得的，隻要有所依靠，武漢就不會向南京無條件投降，錢就不會白花。」[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