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在大革命失敗問題上，羅易創造了「放棄主犯，專打脅從」的模式。因為鮑羅廷的政策實際上是史達林的政策，這就註定了羅易的最後失敗。但是，他創造的這個模式，卻被不斷模仿，大家都來把全部髒水潑在陳獨秀身上，而把史達林視為「完全正確」的化身。
羅易在電報中批評譚平山遵照鮑羅廷的主張而率考察團（鮑羅廷也參加）去長沙解決馬日事變時指出：「陳（獨秀）比譚更壞。他的領導無疑有害於黨。」誣陷陳「是國民黨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完全支持國民黨鎮壓湖南『過火行動』的政策，這實際上是向農民進攻」。為此，他不僅主張撤換陳獨秀，而且首次提出：「陳應立即召到莫斯科去」，甚至要取消中國共產黨，由共產國際直接領導。他說：「中國共產黨現階段的領導很軟弱，共產國際實行直接領導是完全必要的。」他的具體建議是：「在國民黨內設共產國際的代表機構」；「由擁有同樣全權的鮑、加（倫）和共產國際代表（自然是羅易自己——引者）組成的三駕馬車應對整個工作負責」。他強調：「盡管有莫斯科的正確指示和極大幫助，但當地的領導如果沒有一些明確的組織措施，就會喪失一切。」[48]
在當時站在中共之上的兩位最高領導人鮑與羅如此對立的情況下，再加上當時極其混亂的局勢，陳獨秀到底能起什麽作用？有什麽影響？不是可想而知嗎！
在對待「緊急指示」問題上，柳克斯也贊同鮑羅廷、陳獨秀的意見。這樣，「不能執行」「緊急指示」，就成了多數人的意見。但是，講實話，對莫斯科說「不」，鮑、柳二個俄國人深深地知道，會遭到怎樣的命運。於是，書生氣十足而又不設防的陳獨秀被引進了圈套：本來應該由三個外國人向莫斯科報告的任務，卻由陳獨秀一個人來承擔。
6月15日，陳獨秀根據政治局會議和聯席會議討論的情況，致電共產國際再次詳細解釋了暫時不能執行「緊急指示」的原因。他指出，土地革命能否開展是能否得到軍隊的支持聯繫在一起的，因為國民革命軍的「大多數軍官來自中小地主階級，因而反對土地革命」。但他們用來反對土地革命的藉口，不是沒收土地，而是農民運動的「過火」行為，如軍官家裏的土地和財產被沒收，親屬被拘禁；一些平民被扣留和罰款；禁止運糧；強迫商人攤款；農民私分糧食，吃大戶；士兵寄回家鄉的小額匯款被農民沒收和瓜分；等等。「這些過火行為迫使出身中小地主階級的軍人與土豪劣紳結成反共反農民的聯合戰線。那些家中遭到衝擊的軍人更是憤怒。」
陳獨秀畢竟「高高在上」，了解情況不深，實際情況比這嚴重得多。如湖北省農民協會秘書長陸沉除前述農會私自處死大批紳士外，還說：「過去由縣司法機關審理的所有訴訟案件現在幾乎都在農村就地解決，縣司法當局抱怨無事可做」；「地主和豪紳大批遷居城市，他們當中最反動者的財產（包括土地）被農民沒收。僅陽新縣就沒收這種財產達100萬元。湖北全省所沒收的財產（包括土地）的價值，據省農民協會計算達2000萬元」；「在羅田和黃岡兩縣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地主自己自願去農民協會，建議農會收走他們的土地。這一方麵是因為地主害怕農民，一旦暴力沒收，農民可能不僅沒收土地，而且拿走所有財產」。[49]
當時國民黨著名學者陶希聖因不滿武漢工會、農會的做法，幾次阻止農會濫殺無辜農民，而被農會捕走。陳獨秀得施存統報告，下令釋放了陶。後來陶希聖投桃報李，陳獨秀在國民黨監獄裏出來後，生活困難，陶曾聘陳在他主持的藝文研究社刊物上寫稿。
一是武漢地區的農民運動正處在高潮之中，二是共產黨又處於幼稚階段，沒有力量和正確的政策加以引導。所以，農民運動出現上述「過火」現象是必然的。問題是對其應該採取什麽樣的態度。陳獨秀給國際的報告就以湖南為例子說：湖南農民運動發展迅速，但「國民革命軍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個軍隊對農民運動的過火行為都抱敵意。夏鬥寅叛變和長沙事件是這種普遍敵意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是國民黨，就是共產黨也必須採取讓步政策。必須糾正過火行為，節製沒收土地的行動……否則，將立即引起與大部分反動軍隊的衝突，與國民黨發生分裂，而我們將變成一個反對黨」。
最後，陳獨秀為了照顧莫斯科的麵子，又要說服他們放棄錯誤的指示，苦口婆心地說：
你們的指示是正確而重要的，我們表示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設法要建立民主專政，但在短時期內不可能實現。用改組的辦法驅逐汪精衛尤其困難。當我們還不能實現這些任務的時候，必須與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將領保持良好關係。我們必須吸收住他們的左翼領導人，並達成一個共同的政綱。如果我們同他們分裂，要建立我們自己的軍事力量將是很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沒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土地的政策沒有廢止，也沒有禁止農民自己起來沒收土地。我們的迫切任務是要糾正「過火」行為，然後沒收土地。並揭露言過其實的反動宣傳以中止軍官和國民黨左派間引起的恐慌，從而克服農民運動道路上的障礙。失業、無地的農民是湖南農民運動中的動力。他們不僅要求平分土地，而且要求分配一切財產，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租地者和自耕農之間的衝突。這一點必須改變，貧農必須成為運動的中心。[50]
羅易在電報中批評譚平山遵照鮑羅廷的主張而率考察團（鮑羅廷也參加）去長沙解決馬日事變時指出：「陳（獨秀）比譚更壞。他的領導無疑有害於黨。」誣陷陳「是國民黨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完全支持國民黨鎮壓湖南『過火行動』的政策，這實際上是向農民進攻」。為此，他不僅主張撤換陳獨秀，而且首次提出：「陳應立即召到莫斯科去」，甚至要取消中國共產黨，由共產國際直接領導。他說：「中國共產黨現階段的領導很軟弱，共產國際實行直接領導是完全必要的。」他的具體建議是：「在國民黨內設共產國際的代表機構」；「由擁有同樣全權的鮑、加（倫）和共產國際代表（自然是羅易自己——引者）組成的三駕馬車應對整個工作負責」。他強調：「盡管有莫斯科的正確指示和極大幫助，但當地的領導如果沒有一些明確的組織措施，就會喪失一切。」[48]
在當時站在中共之上的兩位最高領導人鮑與羅如此對立的情況下，再加上當時極其混亂的局勢，陳獨秀到底能起什麽作用？有什麽影響？不是可想而知嗎！
在對待「緊急指示」問題上，柳克斯也贊同鮑羅廷、陳獨秀的意見。這樣，「不能執行」「緊急指示」，就成了多數人的意見。但是，講實話，對莫斯科說「不」，鮑、柳二個俄國人深深地知道，會遭到怎樣的命運。於是，書生氣十足而又不設防的陳獨秀被引進了圈套：本來應該由三個外國人向莫斯科報告的任務，卻由陳獨秀一個人來承擔。
6月15日，陳獨秀根據政治局會議和聯席會議討論的情況，致電共產國際再次詳細解釋了暫時不能執行「緊急指示」的原因。他指出，土地革命能否開展是能否得到軍隊的支持聯繫在一起的，因為國民革命軍的「大多數軍官來自中小地主階級，因而反對土地革命」。但他們用來反對土地革命的藉口，不是沒收土地，而是農民運動的「過火」行為，如軍官家裏的土地和財產被沒收，親屬被拘禁；一些平民被扣留和罰款；禁止運糧；強迫商人攤款；農民私分糧食，吃大戶；士兵寄回家鄉的小額匯款被農民沒收和瓜分；等等。「這些過火行為迫使出身中小地主階級的軍人與土豪劣紳結成反共反農民的聯合戰線。那些家中遭到衝擊的軍人更是憤怒。」
陳獨秀畢竟「高高在上」，了解情況不深，實際情況比這嚴重得多。如湖北省農民協會秘書長陸沉除前述農會私自處死大批紳士外，還說：「過去由縣司法機關審理的所有訴訟案件現在幾乎都在農村就地解決，縣司法當局抱怨無事可做」；「地主和豪紳大批遷居城市，他們當中最反動者的財產（包括土地）被農民沒收。僅陽新縣就沒收這種財產達100萬元。湖北全省所沒收的財產（包括土地）的價值，據省農民協會計算達2000萬元」；「在羅田和黃岡兩縣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地主自己自願去農民協會，建議農會收走他們的土地。這一方麵是因為地主害怕農民，一旦暴力沒收，農民可能不僅沒收土地，而且拿走所有財產」。[49]
當時國民黨著名學者陶希聖因不滿武漢工會、農會的做法，幾次阻止農會濫殺無辜農民，而被農會捕走。陳獨秀得施存統報告，下令釋放了陶。後來陶希聖投桃報李，陳獨秀在國民黨監獄裏出來後，生活困難，陶曾聘陳在他主持的藝文研究社刊物上寫稿。
一是武漢地區的農民運動正處在高潮之中，二是共產黨又處於幼稚階段，沒有力量和正確的政策加以引導。所以，農民運動出現上述「過火」現象是必然的。問題是對其應該採取什麽樣的態度。陳獨秀給國際的報告就以湖南為例子說：湖南農民運動發展迅速，但「國民革命軍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個軍隊對農民運動的過火行為都抱敵意。夏鬥寅叛變和長沙事件是這種普遍敵意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是國民黨，就是共產黨也必須採取讓步政策。必須糾正過火行為，節製沒收土地的行動……否則，將立即引起與大部分反動軍隊的衝突，與國民黨發生分裂，而我們將變成一個反對黨」。
最後，陳獨秀為了照顧莫斯科的麵子，又要說服他們放棄錯誤的指示，苦口婆心地說：
你們的指示是正確而重要的，我們表示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設法要建立民主專政，但在短時期內不可能實現。用改組的辦法驅逐汪精衛尤其困難。當我們還不能實現這些任務的時候，必須與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將領保持良好關係。我們必須吸收住他們的左翼領導人，並達成一個共同的政綱。如果我們同他們分裂，要建立我們自己的軍事力量將是很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沒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土地的政策沒有廢止，也沒有禁止農民自己起來沒收土地。我們的迫切任務是要糾正「過火」行為，然後沒收土地。並揭露言過其實的反動宣傳以中止軍官和國民黨左派間引起的恐慌，從而克服農民運動道路上的障礙。失業、無地的農民是湖南農民運動中的動力。他們不僅要求平分土地，而且要求分配一切財產，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租地者和自耕農之間的衝突。這一點必須改變，貧農必須成為運動的中心。[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