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維經斯基等國際代表多次向莫斯科呼籲，要求武裝工農，特別「在農村，很難說究竟有什麽樣的武裝力量」，要求莫斯科提供武器或購買武器的經費。[40]但莫斯科始終不予理睬。如前所述，在國際代表一再要求下，莫斯科原擬答應撥款10萬盧布，但因反對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臨時取消了這批撥款。隻是在3月22日上海暴動取得勝利後，24日舉行的聯共政治局會議才做出一個事後追認的決定，致電鮑羅廷並轉國民政府：
建議頒布關於根據工會的倡議在工業中心城市建立為數極少的工人糾察隊的法令。首先在上海建立。[41]
這說明，在莫斯科看來，中共在上海接連三次武裝暴動和武漢收回英租界時建立的工人糾察隊是非法的，現在被迫承認，也用「為數極少」來限製它。
莫斯科為什麽如此害怕工農武裝呢？主要是害怕中共的武裝會嚇跑國民黨資產階級，破壞統一戰線，此外，還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思想，即認為隻有國民黨的正規軍和正規戰爭才能戰勝北洋軍。在國民黨軍隊紛紛叛變時，1927年5月13日，史達林還公開宣稱：「在目前，用新的軍隊，用紅軍來代替現在的軍隊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暫時沒有什麽東西可以代替它。」[42]
但是，5月30日的「緊急指示」，卻突然要中共組建由共產黨員和工農組成的7萬人的「可靠部隊」來代替用史達林的話說「不可能」「沒有什麽東西可以代替」的「現在的軍隊」，顯然十分荒唐。
6月3日和6日，史達林聯共中央政治局，又兩次致電鮑羅廷等，同時也帶上了陳獨秀中共中央，強調「任何阻止土地革命的行為都是犯罪」，並點名武漢的張發奎部隊，可以視為「可靠的部隊調作武漢的後備隊，趕緊補充工人和農民，或把它們作為主要支柱留在武漢，或令其向南京蔣介石的後方推進，或利用它們去解放廣州」。[43]這就是後來大革命失敗時，造成工農武裝湧進張發奎部隊和南昌起義時打「國民黨」的旗號，擁護張發奎，向廣州發展，最後又遭失敗的最早的最高指示。這種「遙控」，而且具體，害得中共增加多少失敗和犧牲。
鮑羅廷、羅易等，對聯共最高當局的這個緊急指示，自然不敢怠慢，催促中共中央政治局於6月7日專門召開會議討論落實。
在會議上，陳獨秀大膽、直率批評「莫斯科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並逐條分析批駁了「緊急指示」：（1）關於土地革命，陳認為「長沙的政變不隻是反對土地革命，而且也是由過火行為引起的」；「沒有過火行為，反動派的統一戰線不會這麽容易形成。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談及土地問題」。（2）關於改組國民黨領導機構，陳指出：「國民黨的領導機構是在黨的代表大會上選舉產生的。現在我們怎麽能改變它呢……如果像莫斯科希望的那樣撤換老領導人，那麽國民黨就會變成工農黨。」（3）關於組建工農新軍，陳認為「當然很好，但存在一些困難」，因為根據莫斯科的指示，我們必須要「同軍閥進行接觸」，「進行談判」。在「我們不能同這些將領斷絕往來……的情況下我們沒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4）關於組建革命法庭，陳認為「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因此，陳獨秀的結論是：「我們衷心贊同指示，但問題是我們黨未必能夠貫徹執行。」[44]
這是陳獨秀主持中共以來第一次明確抵製莫斯科指示。
陳獨秀的這種態度是實事求是的。問題的關鍵是兩個：一是由於受到工農運動的衝擊，武漢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控製在反對工農運動以至反共的軍閥、政客手中，想通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貫徹緊急指示，等於讓他們自己打倒自己，無異於癡人說夢；二是如果讓共產黨依靠工農的力量去執行，實質就是讓共產黨去打倒國民黨，但是，由於北伐以來國民黨新軍閥獲得大量的軍事援助和北伐戰爭的勝利成果，共產黨一直受到莫斯科和國民黨的壓製，國共雙方力量對比懸殊，沒有成功的可能。
這種情況，在中國的每一個中共領導人和蘇聯、共產國際代表都十分清楚。隻有遠在莫斯科的領導人不清楚。所以他們才憑主觀想像和蘇俄革命的經驗，發來這種形左實右、矛盾百出、無法執行的指示。在這次會議和以後幾次國際代表與中共中央的聯席會議上，陳獨秀一直堅持上述態度，甚至說：「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莫斯科根本不了解這裏發生的事情。」[45]鮑羅廷也明確說：「我們不同意這些電報的方針」，甚至「反對沒收大地主的土地」，認為若進行徹底的土地革命，「共產黨人應該反對國民政府，而這必然會導致十分危險的武裝起義」。周恩來則擔心莫斯科出爾反爾：「在上海我們收到了莫斯科關於建立民主政府的指示。後來當我們這樣做了時，他們卻對我們說，這是不對的。莫斯科經常這樣做，應當弄清楚，莫斯科到底想怎麽辦。」瞿秋白口頭上「完全同意」莫斯科指示，但也「迴避明確提出問題」。[46]
隻有羅易一人認為可以執行「緊急指示」，他隻是認為莫斯科的指示「有點晚了」，必須採取「果斷的組織措施」，即撤換鮑羅廷和陳獨秀，才可能「挽回局麵」。正如他在6月5日和17日給史達林和布哈林的電報所說：「現在的危機是鮑羅廷過去實行的政策造成的」，甚至說：「共產黨領導的令人可悲的狀況是近四年來實行錯誤政策的結果」；而「鮑不同意你們的指示，並且公然對抗這些指示」，還對羅易進行封鎖：「莫斯科的電報，除了我堅決要求給我一些摘錄外，都沒有給我看」；「我沒有錢，甚至黨的預算也在上海（蘇聯領事館——引者），我控製不了」。但是，鮑羅廷恰恰因為執行「過去的政策」的成功，在前一年北伐高潮中，獲得了史達林頒發的紅旗勳章，深得聯共中央的信任。所以，羅易不敢明說撤換鮑羅廷，隻說：「所有俄國的負責同誌都認為局勢危險，並反對鮑的政策。情況不正常。一個人無視最高領導機構的指示，而所有其他負責同誌都不能監督他……鮑應當服從黨的命令。」而對陳獨秀則完全不一樣了，羅易用嚴厲的口吻說：「應當把陳獨秀清除出共產黨領導機構。這裏必須創造條件使你們的指示得到有力貫徹。」[47]然而，即使從羅易自己匯報的情況來看，造成革命危機「主犯」是鮑，陳不過是「脅從」。
建議頒布關於根據工會的倡議在工業中心城市建立為數極少的工人糾察隊的法令。首先在上海建立。[41]
這說明，在莫斯科看來，中共在上海接連三次武裝暴動和武漢收回英租界時建立的工人糾察隊是非法的，現在被迫承認，也用「為數極少」來限製它。
莫斯科為什麽如此害怕工農武裝呢？主要是害怕中共的武裝會嚇跑國民黨資產階級，破壞統一戰線，此外，還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思想，即認為隻有國民黨的正規軍和正規戰爭才能戰勝北洋軍。在國民黨軍隊紛紛叛變時，1927年5月13日，史達林還公開宣稱：「在目前，用新的軍隊，用紅軍來代替現在的軍隊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暫時沒有什麽東西可以代替它。」[42]
但是，5月30日的「緊急指示」，卻突然要中共組建由共產黨員和工農組成的7萬人的「可靠部隊」來代替用史達林的話說「不可能」「沒有什麽東西可以代替」的「現在的軍隊」，顯然十分荒唐。
6月3日和6日，史達林聯共中央政治局，又兩次致電鮑羅廷等，同時也帶上了陳獨秀中共中央，強調「任何阻止土地革命的行為都是犯罪」，並點名武漢的張發奎部隊，可以視為「可靠的部隊調作武漢的後備隊，趕緊補充工人和農民，或把它們作為主要支柱留在武漢，或令其向南京蔣介石的後方推進，或利用它們去解放廣州」。[43]這就是後來大革命失敗時，造成工農武裝湧進張發奎部隊和南昌起義時打「國民黨」的旗號，擁護張發奎，向廣州發展，最後又遭失敗的最早的最高指示。這種「遙控」，而且具體，害得中共增加多少失敗和犧牲。
鮑羅廷、羅易等，對聯共最高當局的這個緊急指示，自然不敢怠慢，催促中共中央政治局於6月7日專門召開會議討論落實。
在會議上，陳獨秀大膽、直率批評「莫斯科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並逐條分析批駁了「緊急指示」：（1）關於土地革命，陳認為「長沙的政變不隻是反對土地革命，而且也是由過火行為引起的」；「沒有過火行為，反動派的統一戰線不會這麽容易形成。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談及土地問題」。（2）關於改組國民黨領導機構，陳指出：「國民黨的領導機構是在黨的代表大會上選舉產生的。現在我們怎麽能改變它呢……如果像莫斯科希望的那樣撤換老領導人，那麽國民黨就會變成工農黨。」（3）關於組建工農新軍，陳認為「當然很好，但存在一些困難」，因為根據莫斯科的指示，我們必須要「同軍閥進行接觸」，「進行談判」。在「我們不能同這些將領斷絕往來……的情況下我們沒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4）關於組建革命法庭，陳認為「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因此，陳獨秀的結論是：「我們衷心贊同指示，但問題是我們黨未必能夠貫徹執行。」[44]
這是陳獨秀主持中共以來第一次明確抵製莫斯科指示。
陳獨秀的這種態度是實事求是的。問題的關鍵是兩個：一是由於受到工農運動的衝擊，武漢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控製在反對工農運動以至反共的軍閥、政客手中，想通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貫徹緊急指示，等於讓他們自己打倒自己，無異於癡人說夢；二是如果讓共產黨依靠工農的力量去執行，實質就是讓共產黨去打倒國民黨，但是，由於北伐以來國民黨新軍閥獲得大量的軍事援助和北伐戰爭的勝利成果，共產黨一直受到莫斯科和國民黨的壓製，國共雙方力量對比懸殊，沒有成功的可能。
這種情況，在中國的每一個中共領導人和蘇聯、共產國際代表都十分清楚。隻有遠在莫斯科的領導人不清楚。所以他們才憑主觀想像和蘇俄革命的經驗，發來這種形左實右、矛盾百出、無法執行的指示。在這次會議和以後幾次國際代表與中共中央的聯席會議上，陳獨秀一直堅持上述態度，甚至說：「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莫斯科根本不了解這裏發生的事情。」[45]鮑羅廷也明確說：「我們不同意這些電報的方針」，甚至「反對沒收大地主的土地」，認為若進行徹底的土地革命，「共產黨人應該反對國民政府，而這必然會導致十分危險的武裝起義」。周恩來則擔心莫斯科出爾反爾：「在上海我們收到了莫斯科關於建立民主政府的指示。後來當我們這樣做了時，他們卻對我們說，這是不對的。莫斯科經常這樣做，應當弄清楚，莫斯科到底想怎麽辦。」瞿秋白口頭上「完全同意」莫斯科指示，但也「迴避明確提出問題」。[46]
隻有羅易一人認為可以執行「緊急指示」，他隻是認為莫斯科的指示「有點晚了」，必須採取「果斷的組織措施」，即撤換鮑羅廷和陳獨秀，才可能「挽回局麵」。正如他在6月5日和17日給史達林和布哈林的電報所說：「現在的危機是鮑羅廷過去實行的政策造成的」，甚至說：「共產黨領導的令人可悲的狀況是近四年來實行錯誤政策的結果」；而「鮑不同意你們的指示，並且公然對抗這些指示」，還對羅易進行封鎖：「莫斯科的電報，除了我堅決要求給我一些摘錄外，都沒有給我看」；「我沒有錢，甚至黨的預算也在上海（蘇聯領事館——引者），我控製不了」。但是，鮑羅廷恰恰因為執行「過去的政策」的成功，在前一年北伐高潮中，獲得了史達林頒發的紅旗勳章，深得聯共中央的信任。所以，羅易不敢明說撤換鮑羅廷，隻說：「所有俄國的負責同誌都認為局勢危險，並反對鮑的政策。情況不正常。一個人無視最高領導機構的指示，而所有其他負責同誌都不能監督他……鮑應當服從黨的命令。」而對陳獨秀則完全不一樣了，羅易用嚴厲的口吻說：「應當把陳獨秀清除出共產黨領導機構。這裏必須創造條件使你們的指示得到有力貫徹。」[47]然而，即使從羅易自己匯報的情況來看，造成革命危機「主犯」是鮑，陳不過是「脅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