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托洛茨基攻擊的史達林，決心堅決捍衛他的「國共合作」主張，並進一步向「形左實右」的路線發展。早在中共五大結束後的5月13日，史達林主持聯共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決定給鮑羅廷、羅易和陳獨秀髮去電報，提出三點建議：（1）在「保護指揮人員財產和分給士兵土地」的前提下，「在共產黨的積極參與下由農民實際沒收土地」，口號是「一切權力歸農會」。這裏雖然有陳獨秀反對農民運動「過火」時的主張之一「反對沒收北伐軍人的財產」，但是，沒有明確對中小地主的政策，實際還是沒收一切土地。（2）「開始組建8個或10個由革命的農民和工人組成的、擁有絕對可靠的指揮人員的師團。這些師團將是武漢在前線和後方用來解除不可靠部隊武裝的近衛軍。」（3）「加強在蔣介石後方的工作，對蔣介石部隊的瓦解工作。」[34]
現在沒有材料說明這個電報是否發出，陳獨秀對此有什麽反應。但是，它卻是緊接著發出的著名的「五月緊急指示」的雛形。因為，正是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期間，5月21日，武漢國民黨第三十五團團長許克祥在湖南長沙發動反共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民眾。中共湖南省委發出指示，組織長沙附近農軍於30日圍攻長沙的叛亂部隊。汪精衛得知後大發脾氣，指責事件是由農運「過火」引起的。鮑羅廷怕國共破裂，主張國共雙方組織代表團赴湘，「一麵查辦許克祥的叛變，一麵查辦農運過火」。[35]陳獨秀為此召集政治局緊急會議，做出《對於湖南工農運動的態度》，也一麵批評國民黨領袖的工農政策「動搖」，一麵批評「貧農幼稚行動」；同時指出「土地問題尚須經過相當宣傳時期，並且必須先行解決土地問題之先決問題——鄉村政治問題，因此我們即須：（一）擴大土地問題在各方麵之宣傳尤其在軍隊中。（二）著手建立鄉村自治政權及縣自治政權」。[36]於是，陳獨秀簽署了中央致湖南省委的信，命令取消進攻長沙的計劃，避免公開衝突，把問題轉移到武漢來解決。同時，鮑羅廷率領國共代表組成的代表團，去長沙查辦許克祥，遭到許的恫嚇而折回。此事引起中共黨內激烈爭吵。陳獨秀、張國燾、李維漢組成的政治局常委一度通過蔡和森提出的強硬方針《兩湖決議案》，號召農民依靠自己的勢力解決許克祥，自動沒收土地，發展5萬以上農軍，推翻代表土豪劣紳的國民黨中央。
這說明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確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要麽支持農民的土地革命，而不顧國共合作破裂；要麽維護國共合作，而阻止農民革命；對工人運動也是如此。
總之，在群眾運動高潮的形勢下，再加上共產國際忽右忽左的政策幹涉，共產黨的理智決策與感情用事，很難達到統一。正如陳獨秀的秘書黃階然後來回憶的：當時陳獨秀十分苦惱，白天去開會，「晚上在房子裏轉來轉去，直到深夜一、二點鍾」才睡，還不斷地對天長嘆：這種政策「究竟叫我怎麽領導？我這個領導怎麽領導法？」[37]
正是在這革命危機的情況下，5月30日，即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會議處理了托洛茨基問題後，聯共中央書記莫洛托夫在徵詢政治局委員意見後，決定給鮑羅廷、羅易、柳克斯（蘇聯駐漢口總領事）發去了被稱為挽救中國革命的「五月緊急指示」的電報：
1.我們堅決主張從下麵實際占領土地。
2.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讓步是必要的，同這些階層的聯合是必要的。隻應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形勢需要，暫時可以不沒收中地主的土地。
3.應該改變國民黨目前的構成，務必更新國民黨上層人士，充實在土地革命中脫穎而出的新領導人。
4.應當消除對不可靠將領的依賴性。要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再加上來自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要利用軍校學員做指揮人員，要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
5.要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和蔣介石保持聯繫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農的軍官。
6.務必報告你們是否收到了電報和採取了什麽措施。[38]
這個指示中，第二條比較理智，也與陳獨秀的主張相符，但在這個指示的原始檔案披露之前，人們看到的是史達林本人在這年8月1日（即大革命失敗後）所做的題為《國際形勢和保衛蘇聯》[39]演講中精心摘取的內容，沒有以上第二條。
這個指示中的第四條，即要共產黨「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一直被作為史達林重視中國武裝鬥爭，陳獨秀反對武裝鬥爭的重要證據。其實在此前，莫斯科一直不允許共產黨組建自己的軍隊，甚至不允許武裝工農。這裏有一個複雜的過程。早在大革命初期，莫斯科領導人對共產黨人掌握軍隊，似乎有所考慮。1925年5月5日，在聯共政治局會議上，史達林曾提出「在廣州組建新的可靠部隊」。為此，會議還做出了向廣州派遣200人的教官隊和提供50萬盧布、2萬支步槍、100挺配備子彈的機槍、一定數量的擲彈炮和手榴彈的決定。可是，不久改由大力加強對「國民黨將領」提供軍事援助的方針。因此這年出現了共產國際給中共「九二八」指示中這樣的文字：「共產黨人在國民革命軍中的工作」，不是「瓦解它，削弱它的戰鬥力和為未來無產階級紅軍準備幹部」，而是「鞏固和加強軍隊」。為此，「應該準備取消軍隊中建立共產黨支部」，而且「決不允許突出共產黨人，讓共產黨人占據太重要的職位，試圖取代最高指揮人員和政工人員」。從此，莫斯科就千方百計阻止和限製中共領導的工農武裝的發展。
現在沒有材料說明這個電報是否發出，陳獨秀對此有什麽反應。但是，它卻是緊接著發出的著名的「五月緊急指示」的雛形。因為，正是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期間，5月21日，武漢國民黨第三十五團團長許克祥在湖南長沙發動反共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民眾。中共湖南省委發出指示，組織長沙附近農軍於30日圍攻長沙的叛亂部隊。汪精衛得知後大發脾氣，指責事件是由農運「過火」引起的。鮑羅廷怕國共破裂，主張國共雙方組織代表團赴湘，「一麵查辦許克祥的叛變，一麵查辦農運過火」。[35]陳獨秀為此召集政治局緊急會議，做出《對於湖南工農運動的態度》，也一麵批評國民黨領袖的工農政策「動搖」，一麵批評「貧農幼稚行動」；同時指出「土地問題尚須經過相當宣傳時期，並且必須先行解決土地問題之先決問題——鄉村政治問題，因此我們即須：（一）擴大土地問題在各方麵之宣傳尤其在軍隊中。（二）著手建立鄉村自治政權及縣自治政權」。[36]於是，陳獨秀簽署了中央致湖南省委的信，命令取消進攻長沙的計劃，避免公開衝突，把問題轉移到武漢來解決。同時，鮑羅廷率領國共代表組成的代表團，去長沙查辦許克祥，遭到許的恫嚇而折回。此事引起中共黨內激烈爭吵。陳獨秀、張國燾、李維漢組成的政治局常委一度通過蔡和森提出的強硬方針《兩湖決議案》，號召農民依靠自己的勢力解決許克祥，自動沒收土地，發展5萬以上農軍，推翻代表土豪劣紳的國民黨中央。
這說明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確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要麽支持農民的土地革命，而不顧國共合作破裂；要麽維護國共合作，而阻止農民革命；對工人運動也是如此。
總之，在群眾運動高潮的形勢下，再加上共產國際忽右忽左的政策幹涉，共產黨的理智決策與感情用事，很難達到統一。正如陳獨秀的秘書黃階然後來回憶的：當時陳獨秀十分苦惱，白天去開會，「晚上在房子裏轉來轉去，直到深夜一、二點鍾」才睡，還不斷地對天長嘆：這種政策「究竟叫我怎麽領導？我這個領導怎麽領導法？」[37]
正是在這革命危機的情況下，5月30日，即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會議處理了托洛茨基問題後，聯共中央書記莫洛托夫在徵詢政治局委員意見後，決定給鮑羅廷、羅易、柳克斯（蘇聯駐漢口總領事）發去了被稱為挽救中國革命的「五月緊急指示」的電報：
1.我們堅決主張從下麵實際占領土地。
2.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讓步是必要的，同這些階層的聯合是必要的。隻應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形勢需要，暫時可以不沒收中地主的土地。
3.應該改變國民黨目前的構成，務必更新國民黨上層人士，充實在土地革命中脫穎而出的新領導人。
4.應當消除對不可靠將領的依賴性。要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再加上來自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要利用軍校學員做指揮人員，要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
5.要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和蔣介石保持聯繫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農的軍官。
6.務必報告你們是否收到了電報和採取了什麽措施。[38]
這個指示中，第二條比較理智，也與陳獨秀的主張相符，但在這個指示的原始檔案披露之前，人們看到的是史達林本人在這年8月1日（即大革命失敗後）所做的題為《國際形勢和保衛蘇聯》[39]演講中精心摘取的內容，沒有以上第二條。
這個指示中的第四條，即要共產黨「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一直被作為史達林重視中國武裝鬥爭，陳獨秀反對武裝鬥爭的重要證據。其實在此前，莫斯科一直不允許共產黨組建自己的軍隊，甚至不允許武裝工農。這裏有一個複雜的過程。早在大革命初期，莫斯科領導人對共產黨人掌握軍隊，似乎有所考慮。1925年5月5日，在聯共政治局會議上，史達林曾提出「在廣州組建新的可靠部隊」。為此，會議還做出了向廣州派遣200人的教官隊和提供50萬盧布、2萬支步槍、100挺配備子彈的機槍、一定數量的擲彈炮和手榴彈的決定。可是，不久改由大力加強對「國民黨將領」提供軍事援助的方針。因此這年出現了共產國際給中共「九二八」指示中這樣的文字：「共產黨人在國民革命軍中的工作」，不是「瓦解它，削弱它的戰鬥力和為未來無產階級紅軍準備幹部」，而是「鞏固和加強軍隊」。為此，「應該準備取消軍隊中建立共產黨支部」，而且「決不允許突出共產黨人，讓共產黨人占據太重要的職位，試圖取代最高指揮人員和政工人員」。從此，莫斯科就千方百計阻止和限製中共領導的工農武裝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