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陳獨秀與毛澤東之間、鮑羅廷與羅易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就是這種「內戰」。前者要想控製農民運動，後者則崇拜農民運動的自發性、狹隘的報復性和盲目的破壞性。
到1926年9月，北伐軍占領武昌後，國民政府轄區達四個省約1.5億人口，共產黨員雖了有了大發展，達到1.5萬多名，但在這麽廣大地區開展農民運動，維經斯基說：中共「要根據客觀的條件來開展工作，既缺少人手又缺少經費」；「中央因缺乏工作人員而喘不過氣來」[27]。譚平山則指出：新黨員60%是工人，來不及進行培訓就投入鬥爭，「大多數同誌還缺乏必要的政治素質」；「我們一直保持著對農會的領導權，但是黨太小，有許多農民組織是在反對地主、土匪和政府軍的鬥爭中自發產生的，黨還不能完成在這些農民組織中的主要工作」。還有一個中共中央無法解決的困難是，由於國民黨右派掌握著地方政權，竭力破壞農民運動，經費問題，「黨無力獨立地加以解決」[28]。1927年1月，共產黨員的人數達到5萬名，維經斯基更是感嘆道：一年多來「黨大約壯大了10倍。沒有足夠的力量用來改造最近幾個月湧入黨內的群眾」。[29]
至於說到陳獨秀「反對武裝工農」這一大罪狀，已如前述，既然是共產國際的指示，又是中共在幹部和經濟上麵臨的困境，是不應歸罪於陳獨秀的。陳本人是很想武裝的，否則他怎會親自領導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動。但是，正如他後來所說：中山艦事件時，「我們要求把供給蔣介石、李濟深等的槍械勻出五千支武裝廣東農民，國際代表（指鮑羅廷——引者）說：『武裝農民不能去打陳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國民黨的疑忌及農民反抗國民黨』」，因此遭到拒絕。[30]
關於革命發展方向，當時有兩層意思：一是北伐戰爭向何處去？二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如何發展？由於史達林和共產國際把革命完全依附於北伐戰爭的發展，這兩個問題有不可分割的聯繫。
對這個問題，中共五大上出現了四種意見：一是繼續北伐，與馮玉祥的國民軍呼應，向河南省推進，直搗北京。二是東征蔣介石，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李立三等人持此意見。五大前他們就致信黨中央，指出：「即使武漢北伐，能直搗京津，而蔣之政權已固，繼蔣而起者亦將大有人在，日帝國主義在北京亦未嚐不可與國民政府成直接衝突。」[31]三是南進廣東，打倒李濟深，重新建立廣東革命根據地。四是向西北發展。這是鮑羅廷和陳獨秀的意見，認為東南反動勢力太強大，向西北發展可以接受蘇聯援助。當時這種意見被斥為「向西北逃跑」的機會主義路線。
由於羅易實際上操縱了會議，會議通過的決議嚴厲批判了鮑羅廷、陳獨秀「先擴大，後深入」的主張和向西北發展的路線，決定了先在武漢地區深入土地革命的路線。
這使正在走向低落和困難的大革命，隻能在武漢等「死」了。
其實，在中共五大上爭論這個問題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共產黨的發展已經依附於北伐戰爭的發展，而武漢的北伐方向決定權掌握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手中，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又被正在動搖、即將反共的唐生智、朱培德等新軍閥所操縱。他們是絕不會服從共產黨代表大會的決議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五大必須遵守莫斯科的死命令：無論是改造國民黨、深入工農運動，還是爭奪革命領導權，都必須通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去執行。所以，決議案又狠批陳獨秀關於共產黨必須退出國民黨才能執行獨立政策的主張，宣稱：「四年前中國共產黨在兩種條件之下，加入中國國民黨，（a）保持組織的獨立性；（b）有批評的自由，以執行其擁護工人階級利益之政治主張……但是，本黨在國民黨中，以前隻有離開國民黨而求所謂『獨立』的政策，而實際上並未能將真正獨立的工人階級之政策執行起來。」[32]
就這樣，中共五大，雖然通過了一個「左」傾的決議案，企圖統一思想，挽救正在走向失敗的革命，但實際上什麽問題也沒有解決。而且，陳獨秀雖然保留了總書記的位置，由於在會上處處挨批，威信掃地，更被國際代表及其他中共領導人不放在眼裏了。
陳獨秀根本不想接受莫斯科和羅易推行的、完全脫離中國實際的「左」傾路線，於是，他除了消極應付以外，隻得跟在鮑羅廷後麵跑。
明確抵製莫斯科的「緊急指示」
陳獨秀消極抵製國際執委七大路線和莫斯科「三三」指示，已經被羅易和遠東局中的激進派視為機會主義者。但是，致使他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者」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和全體中央委員及國際駐華代表共同抵製所謂莫斯科挽救大革命的五月「緊急指示」。
中共五大閉幕不久，即1927年5月18～30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在莫斯科舉行第八次全會，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史達林和托洛茨基都參加了會議，雙方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托洛茨基在發言中著重批評了史達林和布哈林繼續依靠武漢汪精衛推行的中國路線，順帶也點名批評了陳獨秀的兩個思想：「將土地革命延遲至疆土在軍事上已有保證之後」，「將政治改組延遲至軍事勝利之後」。[33]他堅決主張保衛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發展工農武裝，成立蘇維埃，開展土地革命，並要求把反對派對史達林中國政策的批評公之於眾。這表明雙方鬥爭已經白熱化。但他畢竟是少數派，他的主張遭到大會的拒絕，並被斥為「反黨罪行」。全會通過特別決議，譴責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黨聯盟的分裂行動，撤銷了托洛茨基共產國際執委的職務。這就減弱了國際中支持陳獨秀退出國民黨主張的力量。
到1926年9月，北伐軍占領武昌後，國民政府轄區達四個省約1.5億人口，共產黨員雖了有了大發展，達到1.5萬多名，但在這麽廣大地區開展農民運動，維經斯基說：中共「要根據客觀的條件來開展工作，既缺少人手又缺少經費」；「中央因缺乏工作人員而喘不過氣來」[27]。譚平山則指出：新黨員60%是工人，來不及進行培訓就投入鬥爭，「大多數同誌還缺乏必要的政治素質」；「我們一直保持著對農會的領導權，但是黨太小，有許多農民組織是在反對地主、土匪和政府軍的鬥爭中自發產生的，黨還不能完成在這些農民組織中的主要工作」。還有一個中共中央無法解決的困難是，由於國民黨右派掌握著地方政權，竭力破壞農民運動，經費問題，「黨無力獨立地加以解決」[28]。1927年1月，共產黨員的人數達到5萬名，維經斯基更是感嘆道：一年多來「黨大約壯大了10倍。沒有足夠的力量用來改造最近幾個月湧入黨內的群眾」。[29]
至於說到陳獨秀「反對武裝工農」這一大罪狀，已如前述，既然是共產國際的指示，又是中共在幹部和經濟上麵臨的困境，是不應歸罪於陳獨秀的。陳本人是很想武裝的，否則他怎會親自領導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動。但是，正如他後來所說：中山艦事件時，「我們要求把供給蔣介石、李濟深等的槍械勻出五千支武裝廣東農民，國際代表（指鮑羅廷——引者）說：『武裝農民不能去打陳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國民黨的疑忌及農民反抗國民黨』」，因此遭到拒絕。[30]
關於革命發展方向，當時有兩層意思：一是北伐戰爭向何處去？二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如何發展？由於史達林和共產國際把革命完全依附於北伐戰爭的發展，這兩個問題有不可分割的聯繫。
對這個問題，中共五大上出現了四種意見：一是繼續北伐，與馮玉祥的國民軍呼應，向河南省推進，直搗北京。二是東征蔣介石，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李立三等人持此意見。五大前他們就致信黨中央，指出：「即使武漢北伐，能直搗京津，而蔣之政權已固，繼蔣而起者亦將大有人在，日帝國主義在北京亦未嚐不可與國民政府成直接衝突。」[31]三是南進廣東，打倒李濟深，重新建立廣東革命根據地。四是向西北發展。這是鮑羅廷和陳獨秀的意見，認為東南反動勢力太強大，向西北發展可以接受蘇聯援助。當時這種意見被斥為「向西北逃跑」的機會主義路線。
由於羅易實際上操縱了會議，會議通過的決議嚴厲批判了鮑羅廷、陳獨秀「先擴大，後深入」的主張和向西北發展的路線，決定了先在武漢地區深入土地革命的路線。
這使正在走向低落和困難的大革命，隻能在武漢等「死」了。
其實，在中共五大上爭論這個問題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共產黨的發展已經依附於北伐戰爭的發展，而武漢的北伐方向決定權掌握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手中，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又被正在動搖、即將反共的唐生智、朱培德等新軍閥所操縱。他們是絕不會服從共產黨代表大會的決議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五大必須遵守莫斯科的死命令：無論是改造國民黨、深入工農運動，還是爭奪革命領導權，都必須通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去執行。所以，決議案又狠批陳獨秀關於共產黨必須退出國民黨才能執行獨立政策的主張，宣稱：「四年前中國共產黨在兩種條件之下，加入中國國民黨，（a）保持組織的獨立性；（b）有批評的自由，以執行其擁護工人階級利益之政治主張……但是，本黨在國民黨中，以前隻有離開國民黨而求所謂『獨立』的政策，而實際上並未能將真正獨立的工人階級之政策執行起來。」[32]
就這樣，中共五大，雖然通過了一個「左」傾的決議案，企圖統一思想，挽救正在走向失敗的革命，但實際上什麽問題也沒有解決。而且，陳獨秀雖然保留了總書記的位置，由於在會上處處挨批，威信掃地，更被國際代表及其他中共領導人不放在眼裏了。
陳獨秀根本不想接受莫斯科和羅易推行的、完全脫離中國實際的「左」傾路線，於是，他除了消極應付以外，隻得跟在鮑羅廷後麵跑。
明確抵製莫斯科的「緊急指示」
陳獨秀消極抵製國際執委七大路線和莫斯科「三三」指示，已經被羅易和遠東局中的激進派視為機會主義者。但是，致使他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者」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和全體中央委員及國際駐華代表共同抵製所謂莫斯科挽救大革命的五月「緊急指示」。
中共五大閉幕不久，即1927年5月18～30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在莫斯科舉行第八次全會，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史達林和托洛茨基都參加了會議，雙方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托洛茨基在發言中著重批評了史達林和布哈林繼續依靠武漢汪精衛推行的中國路線，順帶也點名批評了陳獨秀的兩個思想：「將土地革命延遲至疆土在軍事上已有保證之後」，「將政治改組延遲至軍事勝利之後」。[33]他堅決主張保衛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發展工農武裝，成立蘇維埃，開展土地革命，並要求把反對派對史達林中國政策的批評公之於眾。這表明雙方鬥爭已經白熱化。但他畢竟是少數派，他的主張遭到大會的拒絕，並被斥為「反黨罪行」。全會通過特別決議，譴責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黨聯盟的分裂行動，撤銷了托洛茨基共產國際執委的職務。這就減弱了國際中支持陳獨秀退出國民黨主張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