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他不能或不敢在這個問題上說明真相，但是，他又暗示退讓方針是國際決定的，而自己曾提出「退出國民黨」的策略是正確的。
關於退讓方針，他明確指出：「鮑羅廷同誌堅持認為，共產黨員要退出黃埔軍校，甚至今後也不要在軍隊裏進行工作。」這實際上向全黨暗示三二○事件甚至四一二事件前向蔣介石的整個退讓方針，都是莫斯科決定的，中共中央不過是執行而已。
關於退出國民黨，陳獨秀大膽地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這不僅是三二○事變中的策略問題，而且是無產階級與整個資產階級聯盟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應當如何退出同資產階級的民族聯合戰線，什麽時候我們可以不要資產階級的援助而獨立地進行革命，什麽時候我們可以公開進攻資產階級等等的問題。」這是一個深刻的思想，是當時年幼的共產黨的領導人的寶貴探索，而這也就是陳向國際提出「退出國民黨」策略的真實用意。
同時，這又說明在國民黨右派多次掀起的反共高潮麵前，特別是四一二政變後，主張退出國民黨，改黨內合作為黨外聯合，並非錯誤，隻是因為違背共產國際的路線才成了「錯誤」。
其實，在大會上，陳獨秀就像一個傀儡，蔡和森說：「獨秀在五次大會政治報告，其大綱是魯易（羅易——引者）規定的。」[23]羅易本人也直言不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與中共中央聯席會議經過長時間的反覆磋商決定」了這個中共中央的政治報告。他這裏用了「長時間的反覆磋商」，說明陳獨秀黨中央進行了相當激烈的抵製，但是無效，因此，在五大上，陳不僅進行了自我批評，還處處受到批評，並反映在大會通過的文件中。
大會上爭論集中在土地革命、革命發展（包括北伐）方向問題上。
在土地問題上，陳獨秀一貫主張實行溫和改革的「減租減息」政策，後來由於兩湖地區出現農民奪取土地的自發的土地革命運動，他在同意沒收大地主、軍閥和劣紳土地的同時，「反對農民運動過火」，反對沒收小地主和北伐軍官的土地，製止亂捕亂殺。早在1926年12月13日陳獨秀主持的有鮑羅廷和維經斯基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別會議（又稱政治局與國際代表聯席會議）上，陳就與多數同誌一起堅持這個主張，反對急進的土地政策。為此，會議還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農民政綱草案》，其中明確規定隻「沒收大地主、軍閥、劣紳及國家宗祠的土地，歸給農民」；在1927年4月26日（即五大開幕前一天），他在由國共兩黨成員組成的土地委員會上發言說：「這個問題甚複雜，牽涉甚大，全部的問題，現在在革命的理論上，財政上，社會問題上，方方都要求解決土地問題。土地問題成了重要的輿論了。但是到了實際問題便發生困難，如軍人的土地問題，中小地主問題，策略問題等等，都有困難，各方麵都不能滿意。我的意思，方法與原則是可以相符的。」接著，他提出了對土地問題的七條意見，其中強調「沒收小地主及革命軍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給農民」。[24]在當時武漢地區和兩湖農民運動高潮中能保持如此清醒的頭腦，是難能可貴的。因此，在接著舉行的中共五大上通過的《國民革命中的農民政綱》，基本上貫徹了這個原則，規定：（1）無代價地沒收地主租與農民的土地，經過土地委員會，將此等土地交諸耕種的農民。（2）屬於小地主的土地不沒收。（3）革命軍人現時已有的土地可不沒收。[25]
實際上，正如陳獨秀在土地委員會會議上所說，考慮到當時的主客觀條件和兩湖地區已經出現的過火情況，他認為這些土地革命的原則「不是馬上實行的」。因此他又在五大提出先進行北伐，等打到北京（軍閥政府）後，再進行土地革命主張。這被稱為「先擴大，後深入」的方針。鮑羅廷也是這個主張。
中共五大雖然吸收了陳獨秀的土地革命的意見，卻還是處處挨批。因為國際執委會七次擴大全會後，帶著史達林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七大新方針的羅易，主張在北伐軍占領地區先進行深入的土地革命，以鞏固革命的根據地，再談北伐。這是「先深入，後擴大」的方針。這個方針得到瞿秋白和毛澤東等人的擁護。
這樣，在中共上層及國際代表方麵，兩種意見始終尖銳對立，不能形成統一的指導意見。
實際上，在激進兩湖地區，已經形成類似歷史上農民起義的自發的土地革命高潮；而在其他地區，則由於反動派及國民黨右派勢力的強大，連「減租減息」的政策也不能實行。造成這種複雜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但絕不是陳獨秀的責任。因為，他的主張基本上是正確的，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從共產黨方麵說，主要是黨的成熟程度決定的，即從事農民運動幹部的數量和政策水平，不可能把農民運動引上正確的軌道。
請看聯共（布）、共產國際提供的檔案證明。
在三二○事件前，鮑羅廷自認為掌握了廣東大權可以無所不為時，也對廣東的農民運動無能為力。當時廣東有92個縣，4000萬人口，60萬農民已經自發組織起來。但當時全國共產黨員隻有4500人。鮑羅廷說：即便有100名甚至500名「職業共產黨員」做這60萬農民的工作，也「不能控製住這種自發行動」，「這意味著必然發生內戰，因為我們無法控製住農民。即使有更多的共產黨員，我們也無法製止農民為實現自己迫切的要求而進行鬥爭」。[26]
關於退讓方針，他明確指出：「鮑羅廷同誌堅持認為，共產黨員要退出黃埔軍校，甚至今後也不要在軍隊裏進行工作。」這實際上向全黨暗示三二○事件甚至四一二事件前向蔣介石的整個退讓方針，都是莫斯科決定的，中共中央不過是執行而已。
關於退出國民黨，陳獨秀大膽地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這不僅是三二○事變中的策略問題，而且是無產階級與整個資產階級聯盟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應當如何退出同資產階級的民族聯合戰線，什麽時候我們可以不要資產階級的援助而獨立地進行革命，什麽時候我們可以公開進攻資產階級等等的問題。」這是一個深刻的思想，是當時年幼的共產黨的領導人的寶貴探索，而這也就是陳向國際提出「退出國民黨」策略的真實用意。
同時，這又說明在國民黨右派多次掀起的反共高潮麵前，特別是四一二政變後，主張退出國民黨，改黨內合作為黨外聯合，並非錯誤，隻是因為違背共產國際的路線才成了「錯誤」。
其實，在大會上，陳獨秀就像一個傀儡，蔡和森說：「獨秀在五次大會政治報告，其大綱是魯易（羅易——引者）規定的。」[23]羅易本人也直言不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與中共中央聯席會議經過長時間的反覆磋商決定」了這個中共中央的政治報告。他這裏用了「長時間的反覆磋商」，說明陳獨秀黨中央進行了相當激烈的抵製，但是無效，因此，在五大上，陳不僅進行了自我批評，還處處受到批評，並反映在大會通過的文件中。
大會上爭論集中在土地革命、革命發展（包括北伐）方向問題上。
在土地問題上，陳獨秀一貫主張實行溫和改革的「減租減息」政策，後來由於兩湖地區出現農民奪取土地的自發的土地革命運動，他在同意沒收大地主、軍閥和劣紳土地的同時，「反對農民運動過火」，反對沒收小地主和北伐軍官的土地，製止亂捕亂殺。早在1926年12月13日陳獨秀主持的有鮑羅廷和維經斯基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別會議（又稱政治局與國際代表聯席會議）上，陳就與多數同誌一起堅持這個主張，反對急進的土地政策。為此，會議還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農民政綱草案》，其中明確規定隻「沒收大地主、軍閥、劣紳及國家宗祠的土地，歸給農民」；在1927年4月26日（即五大開幕前一天），他在由國共兩黨成員組成的土地委員會上發言說：「這個問題甚複雜，牽涉甚大，全部的問題，現在在革命的理論上，財政上，社會問題上，方方都要求解決土地問題。土地問題成了重要的輿論了。但是到了實際問題便發生困難，如軍人的土地問題，中小地主問題，策略問題等等，都有困難，各方麵都不能滿意。我的意思，方法與原則是可以相符的。」接著，他提出了對土地問題的七條意見，其中強調「沒收小地主及革命軍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給農民」。[24]在當時武漢地區和兩湖農民運動高潮中能保持如此清醒的頭腦，是難能可貴的。因此，在接著舉行的中共五大上通過的《國民革命中的農民政綱》，基本上貫徹了這個原則，規定：（1）無代價地沒收地主租與農民的土地，經過土地委員會，將此等土地交諸耕種的農民。（2）屬於小地主的土地不沒收。（3）革命軍人現時已有的土地可不沒收。[25]
實際上，正如陳獨秀在土地委員會會議上所說，考慮到當時的主客觀條件和兩湖地區已經出現的過火情況，他認為這些土地革命的原則「不是馬上實行的」。因此他又在五大提出先進行北伐，等打到北京（軍閥政府）後，再進行土地革命主張。這被稱為「先擴大，後深入」的方針。鮑羅廷也是這個主張。
中共五大雖然吸收了陳獨秀的土地革命的意見，卻還是處處挨批。因為國際執委會七次擴大全會後，帶著史達林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七大新方針的羅易，主張在北伐軍占領地區先進行深入的土地革命，以鞏固革命的根據地，再談北伐。這是「先深入，後擴大」的方針。這個方針得到瞿秋白和毛澤東等人的擁護。
這樣，在中共上層及國際代表方麵，兩種意見始終尖銳對立，不能形成統一的指導意見。
實際上，在激進兩湖地區，已經形成類似歷史上農民起義的自發的土地革命高潮；而在其他地區，則由於反動派及國民黨右派勢力的強大，連「減租減息」的政策也不能實行。造成這種複雜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但絕不是陳獨秀的責任。因為，他的主張基本上是正確的，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從共產黨方麵說，主要是黨的成熟程度決定的，即從事農民運動幹部的數量和政策水平，不可能把農民運動引上正確的軌道。
請看聯共（布）、共產國際提供的檔案證明。
在三二○事件前，鮑羅廷自認為掌握了廣東大權可以無所不為時，也對廣東的農民運動無能為力。當時廣東有92個縣，4000萬人口，60萬農民已經自發組織起來。但當時全國共產黨員隻有4500人。鮑羅廷說：即便有100名甚至500名「職業共產黨員」做這60萬農民的工作，也「不能控製住這種自發行動」，「這意味著必然發生內戰，因為我們無法控製住農民。即使有更多的共產黨員，我們也無法製止農民為實現自己迫切的要求而進行鬥爭」。[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