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農民運動如此，城市裏的工人運動也出現了相當「左」傾的狀況。劉少奇後來在給宋亮的一封信中談蘇區工人「左」傾問題時說：「一九二七年前武漢、長沙、廣州工人的『左傾』錯誤比這嚴重到十倍：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作時間到每日四小時以下（名義上還有十小時以上），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搜查輪船火車，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在當時是極平常而普遍的。工會是第二個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這些事幹起來，而且是越幹越厲害，企業的倒閉，資本家的關門和逃跑，物價的高漲，貨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與農民的反感（當時有許多小城市的工會被農民搗毀，而且是農民協會領導的），軍官與國民黨人的非難，就都隨著這種『左』的嚴重程度而日加嚴重起來，而工人運動在當時是共產黨負責的，這一切非難就都加在共產黨身上。人們並不責備工人，而責備這是出於共產黨的指使，這就影響共產黨與各方麵的關係。」[12]
而工農運動自身也分裂了，農民協會到城市中來搗毀過左的工會。這說明農民運動也並非都是走極端的。所以大革命最後的失敗，除了國民黨反共這個主因外，也有革命陣營內部的問題。當時中共和工農都在幼年時期，這些問題似乎是難以避免的。而單純歸結於「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顯然是簡單化了。不如說是共產黨自己打敗了自己，不能完全說「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導致大革命失敗！
這就出現了一種諷刺性的情景：一麵是在前方，北伐軍與北洋軍浴血奮戰；一麵是在後方，工農群眾革北伐軍軍官家屬的命，甚至農民革工人的命。所以，陳獨秀說這「簡直是亂搞」，並非言過其實。這樣的革命怎麽可能持久？怎麽可能勝利？更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上述陳修良在大革命失敗後，被派到上海工作後說：「我到上海後一個很大的感覺，就是上海人擁護國民黨，不擁護共產黨，上海工人也並不擁護共產黨，他們對共產黨好像共產共妻的謠言很多，我很不開心……覺得非常孤獨。」[13]這是「左」傾路線造成的嚴重後果，而莫斯科及在中國的國際代表和已經沒有陳獨秀的中共中央，卻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在當時情勢下，怎麽可能去貫徹國際執委會七大會議的路線呢？而且，這條路線本身就有三大致命弱點：第一，上述一係列轉變，都必須通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去實現，而國民黨是不可能接受「自己打倒自己」的路線的。第二，《決議》本身自相矛盾，一麵要共產黨員去掌握革命領導權，同時又強調「不企圖以共產黨分子代替左派之領導工作」。第三，國際的決議做出後一個月，又給中共一個指示否定決議的精神，強調「中共應進行鬥爭，反對任何分裂國民黨的圖謀，反對把右派過早排出國民黨的倉促步驟」。在接著通過的《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任務》決議中，更是自相矛盾地規定：「共產黨決不應把自己的建議強加給國民黨機構，更不應取代國民黨機構」；「黨應設法使黨員擔負黨（國民黨——引者）內的領導職務，但決不能容許把共產黨的人選強加於人」。[14]
就這樣，共產國際執委七大路線和莫斯科為執行它而發出的一係列指示，使陳獨秀黨中央和國際在華代表無所適從。所以，陳獨秀開始採取了抵製的態度，再加上當時中央委員和各級幹部為了領導緊張劇烈的革命運動，也很難集中，他主張推遲五大的召開。對此，從當時的鮑羅廷、遠東局和羅易到後來的學術界，一直指責陳獨秀在黨內「不傳達」「正確的國際七大執委決議」，對其持消極態度。這是毫無道理的。實際上，連布哈林在國際七大執委會議上的報告也承認：「問題難就難在我們不能瓦解已有的革命政府、革命軍隊和革命地區」，最後隻能「在我們主宰的地區通過漸進的改良辦法解決這個問題」[15]（黑體字是原有的——引者）。然而，由於前期推行右傾妥協路線的結果，在右派掌握國民黨黨政軍大權的情勢下，改良也是行不通的。
以共產黨人參加國民政府為例，國際執委七大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也承認，國民政府的「實際權力掌握在國民黨右翼手中（六個委員中五個屬於右翼）」，共產黨人參加政府是不受歡迎的。維經斯基坦率地表示：在蔣介石掌握國民黨領導權時，共產黨「沒有參加政權的可能性」。[16]但是，在「四一二」後，武漢成為所謂左派政府時，通過了共產黨人參加政府的決定，讓譚平山和蘇兆征分別擔任農民部長和勞動部長時，他們卻長期受到排擠，連一張辦公桌和工作人員都沒有，因此根本無法工作。最後，為了緩和緊張的國共關係，不得不「辭職」。
但是，執意貫徹這條路線的羅易和多裏奧（與羅易一起來華的國際代表，法國人）向莫斯科告狀說：「黨的領導狀況不佳。在陳獨秀來到這裏之前，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委員主張立即召開代表大會，以便建立集體領導，並定在（4月）25日召開。陳獨秀到來後，藉口省裏的工作需要，要求將代表大會無限期推遲」；「盡管中共表麵上接受共產國際的提綱（指上述國際執委七大決議——引者），但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委員，特別是陳獨秀不同意這個提綱並想避開討論」。[17]
而工農運動自身也分裂了，農民協會到城市中來搗毀過左的工會。這說明農民運動也並非都是走極端的。所以大革命最後的失敗，除了國民黨反共這個主因外，也有革命陣營內部的問題。當時中共和工農都在幼年時期，這些問題似乎是難以避免的。而單純歸結於「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顯然是簡單化了。不如說是共產黨自己打敗了自己，不能完全說「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導致大革命失敗！
這就出現了一種諷刺性的情景：一麵是在前方，北伐軍與北洋軍浴血奮戰；一麵是在後方，工農群眾革北伐軍軍官家屬的命，甚至農民革工人的命。所以，陳獨秀說這「簡直是亂搞」，並非言過其實。這樣的革命怎麽可能持久？怎麽可能勝利？更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上述陳修良在大革命失敗後，被派到上海工作後說：「我到上海後一個很大的感覺，就是上海人擁護國民黨，不擁護共產黨，上海工人也並不擁護共產黨，他們對共產黨好像共產共妻的謠言很多，我很不開心……覺得非常孤獨。」[13]這是「左」傾路線造成的嚴重後果，而莫斯科及在中國的國際代表和已經沒有陳獨秀的中共中央，卻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在當時情勢下，怎麽可能去貫徹國際執委會七大會議的路線呢？而且，這條路線本身就有三大致命弱點：第一，上述一係列轉變，都必須通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去實現，而國民黨是不可能接受「自己打倒自己」的路線的。第二，《決議》本身自相矛盾，一麵要共產黨員去掌握革命領導權，同時又強調「不企圖以共產黨分子代替左派之領導工作」。第三，國際的決議做出後一個月，又給中共一個指示否定決議的精神，強調「中共應進行鬥爭，反對任何分裂國民黨的圖謀，反對把右派過早排出國民黨的倉促步驟」。在接著通過的《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任務》決議中，更是自相矛盾地規定：「共產黨決不應把自己的建議強加給國民黨機構，更不應取代國民黨機構」；「黨應設法使黨員擔負黨（國民黨——引者）內的領導職務，但決不能容許把共產黨的人選強加於人」。[14]
就這樣，共產國際執委七大路線和莫斯科為執行它而發出的一係列指示，使陳獨秀黨中央和國際在華代表無所適從。所以，陳獨秀開始採取了抵製的態度，再加上當時中央委員和各級幹部為了領導緊張劇烈的革命運動，也很難集中，他主張推遲五大的召開。對此，從當時的鮑羅廷、遠東局和羅易到後來的學術界，一直指責陳獨秀在黨內「不傳達」「正確的國際七大執委決議」，對其持消極態度。這是毫無道理的。實際上，連布哈林在國際七大執委會議上的報告也承認：「問題難就難在我們不能瓦解已有的革命政府、革命軍隊和革命地區」，最後隻能「在我們主宰的地區通過漸進的改良辦法解決這個問題」[15]（黑體字是原有的——引者）。然而，由於前期推行右傾妥協路線的結果，在右派掌握國民黨黨政軍大權的情勢下，改良也是行不通的。
以共產黨人參加國民政府為例，國際執委七大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也承認，國民政府的「實際權力掌握在國民黨右翼手中（六個委員中五個屬於右翼）」，共產黨人參加政府是不受歡迎的。維經斯基坦率地表示：在蔣介石掌握國民黨領導權時，共產黨「沒有參加政權的可能性」。[16]但是，在「四一二」後，武漢成為所謂左派政府時，通過了共產黨人參加政府的決定，讓譚平山和蘇兆征分別擔任農民部長和勞動部長時，他們卻長期受到排擠，連一張辦公桌和工作人員都沒有，因此根本無法工作。最後，為了緩和緊張的國共關係，不得不「辭職」。
但是，執意貫徹這條路線的羅易和多裏奧（與羅易一起來華的國際代表，法國人）向莫斯科告狀說：「黨的領導狀況不佳。在陳獨秀來到這裏之前，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委員主張立即召開代表大會，以便建立集體領導，並定在（4月）25日召開。陳獨秀到來後，藉口省裏的工作需要，要求將代表大會無限期推遲」；「盡管中共表麵上接受共產國際的提綱（指上述國際執委七大決議——引者），但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委員，特別是陳獨秀不同意這個提綱並想避開討論」。[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