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1月，「經過詳細討論與辯難之後」，十分勉強地做出了接受國際決議的決定。「辯難」二字，說明通過這個決定，是經過了激烈的鬥爭的。不僅如此，決定還異乎尋常地提出：「不必俟第五次全國大會之討論，一切政策及工作計劃，即須依據（國際）此提案的方針與戰略而進行」，又指示各地黨組織，在討論和執行國際提案時，「不在乎盲目的一致接受，而是要全黨同誌都能懂得此提案的全部意義。與其由盲目一致而到實際不一致，不如由意見不一致而得到實際一致！」[18]
但是，革命局勢的發展不出陳獨秀所料，危機隨著北伐的勝利更加明朗化了。2月，由於蔣介石在南昌開始公開反共，3月3日，莫斯科又把國際執委會七大決議進一步具體化，並令中共立即對「政策和工作製度作必要的改變」。史達林這天簽署了聯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九條決定，其主要內容是：（1）改造國民黨。「吸收工農群眾加入國民黨」；「在這一基礎上實行排擠國民黨右派的方針。從政治上使他們聲譽掃地並有步驟地自下而上地撤銷他們擔任的領導職務」。（2）改造軍隊。「必須堅決加強提拔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員擔任軍隊、軍校、重要軍事技術等部門幹部職務工作」；「必須堅持把軍隊從個別軍閥的僱傭軍變為革命政府的、聯繫群眾的常備軍的方針；實行掌握軍隊中重要職位的政策」；「必須加強軍隊中共產黨支部的工作」，「凡是沒有支部、能夠建立支部的地方都應建立支部」[19]。
這個「三三」決定，似乎摸到了中國革命危機的癥結所在，即由於推行莫斯科的錯誤路線，黨政軍的領導權沒有掌握在共產黨手中（實際上是聯共和共產國際「九二八」指示，不讓共產黨掌握領導權），現在，一下子要共產黨改造國民黨黨政軍領導機關，奪取領導權，無疑是水中撈月。況且連國際執委七大決議都承認：「自廣州政府建立以來，實際權力掌握在國民黨右派手中。」掌握軍隊的又都是新軍閥，豈能讓共產黨來奪權。所以，他們用屠殺和「禮送出境」的辦法，驅逐那些不聽話的共產黨人，雖然他們有些當了軍「政治部主任」等，隻能做軍事長官的幫手和苦力，如瞿秋白所說「政治部是姨太太」。[20]
國際執委會七大決議和「三三」決定另一個致命弱點是，必須通過武漢國民黨政府來執行。特別是「四一二」之後，史達林用汪精衛代替蔣介石作為依靠對象，稱武漢成了「革命中心」，國民黨成了「沒有右派分子的革命的國民黨」，「將逐漸變成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機關」。這與中國的實際情況根本不符。於是，國際新路線還來不及貫徹，形勢就急劇惡化，發生了上海和廣州等地的反共政變。武漢地區內部也不斷發生軍官叛亂的事件。
對此，羅易等人不敢追究莫斯科的錯誤和責任，卻把責任推到陳獨秀黨中央身上，又向莫斯科告狀說：「機會主義的和極左的錯誤根本不是來源於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決議，而是來源於俄國反對派在中國的思想上追隨者——右傾的彼得羅夫（即彭述之——引者）和布哈羅夫（即羅亦農——引者）、機會主義者陳獨秀及庇護他們這些人的維（即維經斯基——引者）」；「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沒有很好理解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新提綱」，「仍舊受到自己的舊政策的束縛，無法執行時局所要求的新政策」。[21]甚至說：「共產國際執委會在中國執行了唯一正確的路線，但反對派的中國信徒破壞這條路線」，陳獨秀為首的中央「經過戰鬥」才最終「理解了決議」，「但把它壓了一個多月時間（到3月初）。並說他們在關鍵的幾個問題上「持保留意見」：拒絕參加政府和國民黨機構；不同意讓工人大批地加入國民黨，也就是隱蔽地退出國民黨；藉口廣州軍隊是軍閥軍隊，不同意爭取軍隊；認為工人代表蘇維埃的思想是與國民黨所贊成的上海國民代表大會相對立；等等。[22]
從羅易的這封告狀信中，可以看出，陳獨秀內心深處還是堅持「國民革命」的理論和「退出國民黨」的方針。
在中共五大上處處挨批
於是，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漢口舉行。結果是剪不斷，理還亂，使中共更加陷於混亂，最終導致革命失敗。大會仍由陳獨秀任執行主席，並代表中共中央做兩年來工作報告。報告檢討了以他為首的黨中央過去反對孫中山北上、主張退出國民黨、沒有積極地堅決地幫助北伐，以及上海暴動時沒有估計到敵人的力量，馬上想在上海實現民主專政等問題上的一係列錯誤，表現了一個領導人勇於承認錯誤，不搞文過飾非的磊落態度。在中共黨史上，黨的第一把手，在代表大會上能做這樣的自我批評，是極為罕見的。其實在這個檢討中，由於國際的壓力和黨內的不明真相，也有不少委曲求全、忍辱負重之言。例如：談到三二○事件時，他說：「黨的意見是，當時不僅有戴季陶主義思想，不僅有蔣介石的武裝力量，而且在他們後麵還有整個資產階級。我們的力量不足以鎮壓蔣介石。因此黨中央堅決主張採取退卻—讓步的策略。這就是說，我們允許資產階級力量留在聯合戰線裏。我的意見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力量，當時的確不能夠鎮壓蔣介石；況且蔣介石也還沒有公開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麵目，社會輿論也不會同意對他進行鎮壓。因此，我認為黨中央的策略是正確的。」前述國際絕密檔案表明，這些想法、意見和措施，都不是陳獨秀的，而是處理事件的布勃諾夫為首的蘇聯考察團及鮑羅廷的。因為陳當時被迫同意了這個退讓方針，所以，他必須為它辯護，否則就是「反國際」了，而這在當時是絕對不允許的。
但是，革命局勢的發展不出陳獨秀所料，危機隨著北伐的勝利更加明朗化了。2月，由於蔣介石在南昌開始公開反共，3月3日，莫斯科又把國際執委會七大決議進一步具體化，並令中共立即對「政策和工作製度作必要的改變」。史達林這天簽署了聯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九條決定，其主要內容是：（1）改造國民黨。「吸收工農群眾加入國民黨」；「在這一基礎上實行排擠國民黨右派的方針。從政治上使他們聲譽掃地並有步驟地自下而上地撤銷他們擔任的領導職務」。（2）改造軍隊。「必須堅決加強提拔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員擔任軍隊、軍校、重要軍事技術等部門幹部職務工作」；「必須堅持把軍隊從個別軍閥的僱傭軍變為革命政府的、聯繫群眾的常備軍的方針；實行掌握軍隊中重要職位的政策」；「必須加強軍隊中共產黨支部的工作」，「凡是沒有支部、能夠建立支部的地方都應建立支部」[19]。
這個「三三」決定，似乎摸到了中國革命危機的癥結所在，即由於推行莫斯科的錯誤路線，黨政軍的領導權沒有掌握在共產黨手中（實際上是聯共和共產國際「九二八」指示，不讓共產黨掌握領導權），現在，一下子要共產黨改造國民黨黨政軍領導機關，奪取領導權，無疑是水中撈月。況且連國際執委七大決議都承認：「自廣州政府建立以來，實際權力掌握在國民黨右派手中。」掌握軍隊的又都是新軍閥，豈能讓共產黨來奪權。所以，他們用屠殺和「禮送出境」的辦法，驅逐那些不聽話的共產黨人，雖然他們有些當了軍「政治部主任」等，隻能做軍事長官的幫手和苦力，如瞿秋白所說「政治部是姨太太」。[20]
國際執委會七大決議和「三三」決定另一個致命弱點是，必須通過武漢國民黨政府來執行。特別是「四一二」之後，史達林用汪精衛代替蔣介石作為依靠對象，稱武漢成了「革命中心」，國民黨成了「沒有右派分子的革命的國民黨」，「將逐漸變成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機關」。這與中國的實際情況根本不符。於是，國際新路線還來不及貫徹，形勢就急劇惡化，發生了上海和廣州等地的反共政變。武漢地區內部也不斷發生軍官叛亂的事件。
對此，羅易等人不敢追究莫斯科的錯誤和責任，卻把責任推到陳獨秀黨中央身上，又向莫斯科告狀說：「機會主義的和極左的錯誤根本不是來源於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決議，而是來源於俄國反對派在中國的思想上追隨者——右傾的彼得羅夫（即彭述之——引者）和布哈羅夫（即羅亦農——引者）、機會主義者陳獨秀及庇護他們這些人的維（即維經斯基——引者）」；「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沒有很好理解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新提綱」，「仍舊受到自己的舊政策的束縛，無法執行時局所要求的新政策」。[21]甚至說：「共產國際執委會在中國執行了唯一正確的路線，但反對派的中國信徒破壞這條路線」，陳獨秀為首的中央「經過戰鬥」才最終「理解了決議」，「但把它壓了一個多月時間（到3月初）。並說他們在關鍵的幾個問題上「持保留意見」：拒絕參加政府和國民黨機構；不同意讓工人大批地加入國民黨，也就是隱蔽地退出國民黨；藉口廣州軍隊是軍閥軍隊，不同意爭取軍隊；認為工人代表蘇維埃的思想是與國民黨所贊成的上海國民代表大會相對立；等等。[22]
從羅易的這封告狀信中，可以看出，陳獨秀內心深處還是堅持「國民革命」的理論和「退出國民黨」的方針。
在中共五大上處處挨批
於是，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漢口舉行。結果是剪不斷，理還亂，使中共更加陷於混亂，最終導致革命失敗。大會仍由陳獨秀任執行主席，並代表中共中央做兩年來工作報告。報告檢討了以他為首的黨中央過去反對孫中山北上、主張退出國民黨、沒有積極地堅決地幫助北伐，以及上海暴動時沒有估計到敵人的力量，馬上想在上海實現民主專政等問題上的一係列錯誤，表現了一個領導人勇於承認錯誤，不搞文過飾非的磊落態度。在中共黨史上，黨的第一把手，在代表大會上能做這樣的自我批評，是極為罕見的。其實在這個檢討中，由於國際的壓力和黨內的不明真相，也有不少委曲求全、忍辱負重之言。例如：談到三二○事件時，他說：「黨的意見是，當時不僅有戴季陶主義思想，不僅有蔣介石的武裝力量，而且在他們後麵還有整個資產階級。我們的力量不足以鎮壓蔣介石。因此黨中央堅決主張採取退卻—讓步的策略。這就是說，我們允許資產階級力量留在聯合戰線裏。我的意見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力量，當時的確不能夠鎮壓蔣介石；況且蔣介石也還沒有公開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麵目，社會輿論也不會同意對他進行鎮壓。因此，我認為黨中央的策略是正確的。」前述國際絕密檔案表明，這些想法、意見和措施，都不是陳獨秀的，而是處理事件的布勃諾夫為首的蘇聯考察團及鮑羅廷的。因為陳當時被迫同意了這個退讓方針，所以，他必須為它辯護，否則就是「反國際」了，而這在當時是絕對不允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