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澄清混亂，統一全黨的思想，召開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提上了議事日程。但是，醞釀和主導五大的指導思想，完全由莫斯科製定。甚至五大召開的提出，召開的時間地點、參加人數、議事日程、大會文件的起草，到政治、組織等一係列決議原則的貫徹等，都是按照共產國際的旨意執行的。可以說是中共誕生以來，共產國際幹涉最廣、最深的一次代表大會。陳獨秀黨中央在這次大會上，除了挨批，就是被迫服從。而在會前的準備期間，他曾做了相當激烈的抵製。
首先，五大的指導思想是1926年11～12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上決定的。這次會議通過的《關於中國形勢問題的決議》，為中國國民革命的發展製定了一條一百八十度轉彎的「左」傾路線，與「九二八」指示製定的右傾路線完全相反。
這條「左」傾路線的要點是：（1）莫斯科對形勢的估計，原來是反對北伐，現在卻被北伐的勝利沖昏了頭腦，認為北伐軍打下武漢後，「帝國主義的統治實際上已在一半國土上被打垮了」，革命在整個中國已經勝利在望。這種觀察，由於在遙遠的莫斯科看中國，根本看不到帝國主義已經在革命陣營中找到了新的代理人蔣介石這個致命的危機。（2）對國民黨的政策，原來指示中共在黨政軍中放棄領導權，現在則強調無產階級要從已經變得十分強大的資產階級手中奪取革命的領導權，特別在軍隊中共產黨要「擔任某些領導職務」。（3）對統一戰線，原來強調要聯合資產階級，現在則說：「現階段中國革命的動力是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這就把資產階級排除了。但又自相矛盾地批評陳獨秀多次提出的「共產黨應該離棄國民黨的這種主張，乃是錯誤的」。而且主張「共產黨人應該參加廣州政府」，原來指示不要參加國民黨政府。（4）對土地革命，原來不準進行阻礙北伐的農村鬥爭，現在強調革命的「重點是土地革命」，否則「就會失去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權」。（5）對革命性質和前途，原來強調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現在則提出革命發展的前途將「超越資本主義」，「走向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史達林說：「更確切些說，走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渡政權」），建立與蘇聯結盟的「無產階級與農民專政的國家」。
這樣就把全黨的思想完全搞混亂了。當時任中共中央婦女部長向警予秘書的陳修良回憶這種混亂以及陳獨秀靠邊站的情況時說：
共產國際執委七大後，對中國革命提出了一個口號，叫做「走非資本主義道路」。這個口號不大明確，是指立即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作為一個目標奮鬥，當時都不了解，隻有一個模糊的理解。我曾問過向警予同誌什麽是「非資本主義道路」？她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她隻是說：「當時中央有兩種不同的估計，一種人說：中國處在俄國的二月革命時期。還有一種人說：中國已經到了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爭論不決。」當時由於對革命的階段問題不明確，後來又對於蘇維埃政權口號不理解，到底是搞無產階級革命，還是搞民主革命，說不清楚。
瞿秋白當時是中央的宣傳部長，他對農民問題特別關心，經常講這個問題，市委的幹部訓練班上也講這個問題。他說：「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民權革命，也就是農民革命，任務是打到地主階級，奪取政權，走非資本主義道路」，看來也非當即要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這個問題一提出，對於城市工作的任務是什麽？就有爭論了，城市裏應當建立一個什麽樣的政權，革命的主要對象是誰？有分歧了。但這個問題在當時的黨中央沒有聽到公開的辯論，我們聽到的就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團所提出的「走非資本主義道路」。在實際行動上是組織工會，領導工人向資本家要求增加工資的鬥爭，在政治上的口號還是「國共合作到底」，其實內部的大分裂早在「四一二」事變後明朗化了。不過武漢還沒有公開化，黨內也並無什麽組織上措施，在七月十五日汪精衛正式宣布反共以前，人們思想上還沒有準備……甚至有不少在武漢政府工作的黨員，大吃大喝之風相當盛行，女同誌多喜歡找軍人結婚，因為他們錢多，其中有許多是黨團員。無怪1928年周恩來同誌在莫斯科時對我說過一句很重要的話，他說：「當時武漢不少的同誌大吃大喝，生活腐化，武漢政府不失敗才是怪了。」可知人們思想的麻木到了何種程度！
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之後，陳獨秀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麵，瞿秋白很活躍，如在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上報告，俄國人——國際代表特別活躍，常常公開做報告。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和王明，他們都說：「中國革命正在高潮中，中國的前途是非資本主義道路。」[9]
上述國際執委會七大決議精神，完全根據史達林11月30日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10]
為什麽說這是個「左」傾路線呢？
從理論上講，當時的「國民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是革命的發展有自己的規律和慣性力；二是由於蘇聯總想在中國建立「蘇維埃中國」式的「友好鄰邦」——「紅色殖民地」；三是由於中共和工人農民的不成熟，一旦革命發動起來，也時時想在行動上超出「國民革命」允許的範疇。就農民運動而言，北伐戰爭的進行必須有農民群眾的幫助。而農民一起來，首先要求減租減息，進而要求土地革命，實行「耕者有其田」。這本來是合乎邏輯的正當要求。但是農民要從地主階級手中奪取和保住土地，又必須摧毀舊政權和舊武裝，建立自己的政權和武裝。於是一場尖銳的農村革命就必不可免。而當時情況最為複雜和微妙的是，由於北伐軍官家屬絕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出身，工農群眾一起來鬧革命，就直接觸及他們的利益。曾在廣東幫助毛澤東主辦第六期農民運動講習所、後任中共湖北省農民協會秘書長的陸沉，在當時就對維經斯基說：農民反對土豪劣紳「常常發生私自審判、處決豪紳的事件。在新陽縣處死了45名紳士，部分是農民自己處死的，部分是交給縣當局，在農民的壓力下由縣當局處死的。最近省農民協會處理了165名因從事各種反農民的活動而被農民逮捕的紳士。在該省中部和東部的一些縣，村政權實際上掌握在農民協會手裏」。[11]
首先，五大的指導思想是1926年11～12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上決定的。這次會議通過的《關於中國形勢問題的決議》，為中國國民革命的發展製定了一條一百八十度轉彎的「左」傾路線，與「九二八」指示製定的右傾路線完全相反。
這條「左」傾路線的要點是：（1）莫斯科對形勢的估計，原來是反對北伐，現在卻被北伐的勝利沖昏了頭腦，認為北伐軍打下武漢後，「帝國主義的統治實際上已在一半國土上被打垮了」，革命在整個中國已經勝利在望。這種觀察，由於在遙遠的莫斯科看中國，根本看不到帝國主義已經在革命陣營中找到了新的代理人蔣介石這個致命的危機。（2）對國民黨的政策，原來指示中共在黨政軍中放棄領導權，現在則強調無產階級要從已經變得十分強大的資產階級手中奪取革命的領導權，特別在軍隊中共產黨要「擔任某些領導職務」。（3）對統一戰線，原來強調要聯合資產階級，現在則說：「現階段中國革命的動力是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這就把資產階級排除了。但又自相矛盾地批評陳獨秀多次提出的「共產黨應該離棄國民黨的這種主張，乃是錯誤的」。而且主張「共產黨人應該參加廣州政府」，原來指示不要參加國民黨政府。（4）對土地革命，原來不準進行阻礙北伐的農村鬥爭，現在強調革命的「重點是土地革命」，否則「就會失去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權」。（5）對革命性質和前途，原來強調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現在則提出革命發展的前途將「超越資本主義」，「走向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史達林說：「更確切些說，走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渡政權」），建立與蘇聯結盟的「無產階級與農民專政的國家」。
這樣就把全黨的思想完全搞混亂了。當時任中共中央婦女部長向警予秘書的陳修良回憶這種混亂以及陳獨秀靠邊站的情況時說：
共產國際執委七大後，對中國革命提出了一個口號，叫做「走非資本主義道路」。這個口號不大明確，是指立即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作為一個目標奮鬥，當時都不了解，隻有一個模糊的理解。我曾問過向警予同誌什麽是「非資本主義道路」？她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她隻是說：「當時中央有兩種不同的估計，一種人說：中國處在俄國的二月革命時期。還有一種人說：中國已經到了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爭論不決。」當時由於對革命的階段問題不明確，後來又對於蘇維埃政權口號不理解，到底是搞無產階級革命，還是搞民主革命，說不清楚。
瞿秋白當時是中央的宣傳部長，他對農民問題特別關心，經常講這個問題，市委的幹部訓練班上也講這個問題。他說：「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民權革命，也就是農民革命，任務是打到地主階級，奪取政權，走非資本主義道路」，看來也非當即要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這個問題一提出，對於城市工作的任務是什麽？就有爭論了，城市裏應當建立一個什麽樣的政權，革命的主要對象是誰？有分歧了。但這個問題在當時的黨中央沒有聽到公開的辯論，我們聽到的就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團所提出的「走非資本主義道路」。在實際行動上是組織工會，領導工人向資本家要求增加工資的鬥爭，在政治上的口號還是「國共合作到底」，其實內部的大分裂早在「四一二」事變後明朗化了。不過武漢還沒有公開化，黨內也並無什麽組織上措施，在七月十五日汪精衛正式宣布反共以前，人們思想上還沒有準備……甚至有不少在武漢政府工作的黨員，大吃大喝之風相當盛行，女同誌多喜歡找軍人結婚，因為他們錢多，其中有許多是黨團員。無怪1928年周恩來同誌在莫斯科時對我說過一句很重要的話，他說：「當時武漢不少的同誌大吃大喝，生活腐化，武漢政府不失敗才是怪了。」可知人們思想的麻木到了何種程度！
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之後，陳獨秀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麵，瞿秋白很活躍，如在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上報告，俄國人——國際代表特別活躍，常常公開做報告。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和王明，他們都說：「中國革命正在高潮中，中國的前途是非資本主義道路。」[9]
上述國際執委會七大決議精神，完全根據史達林11月30日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10]
為什麽說這是個「左」傾路線呢？
從理論上講，當時的「國民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是革命的發展有自己的規律和慣性力；二是由於蘇聯總想在中國建立「蘇維埃中國」式的「友好鄰邦」——「紅色殖民地」；三是由於中共和工人農民的不成熟，一旦革命發動起來，也時時想在行動上超出「國民革命」允許的範疇。就農民運動而言，北伐戰爭的進行必須有農民群眾的幫助。而農民一起來，首先要求減租減息，進而要求土地革命，實行「耕者有其田」。這本來是合乎邏輯的正當要求。但是農民要從地主階級手中奪取和保住土地，又必須摧毀舊政權和舊武裝，建立自己的政權和武裝。於是一場尖銳的農村革命就必不可免。而當時情況最為複雜和微妙的是，由於北伐軍官家屬絕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出身，工農群眾一起來鬧革命，就直接觸及他們的利益。曾在廣東幫助毛澤東主辦第六期農民運動講習所、後任中共湖北省農民協會秘書長的陸沉，在當時就對維經斯基說：農民反對土豪劣紳「常常發生私自審判、處決豪紳的事件。在新陽縣處死了45名紳士，部分是農民自己處死的，部分是交給縣當局，在農民的壓力下由縣當局處死的。最近省農民協會處理了165名因從事各種反農民的活動而被農民逮捕的紳士。在該省中部和東部的一些縣，村政權實際上掌握在農民協會手裏」。[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