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造成陳獨秀這種狀況的直接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武漢早已成為共產黨的實際領導中心。中央常委中，瞿秋白在上海第二次暴動失敗後，去了漢口。張國燾和譚平山也跟隨北伐軍到了漢口。蔡和森在1925年10月去了莫斯科，在那裏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也在這年4月隨羅易等經廣東到了漢口。這幾個人，不等陳獨秀到來，就在漢口成立了「共產黨中央」，指揮一切。所以，陳獨秀來到武漢時，已經成了「多餘的人」。二是莫斯科正在醞釀中共五大，並計劃撤換總書記陳獨秀。鄭超麟回憶：有一次聊天，羅亦農說：「你們知道麽？莫斯科有個決議，擬撤換陳獨秀，找一個與國民黨接近的人做領袖。」為什麽要撤換他呢？據鄭分析：陳獨秀代表的傾向已經失敗了；他反對北伐，但是北伐勝利；他長久拒絕把中央從上海移到廣東來更密切地同國民黨合作，北伐軍到武漢，他又不肯把中央移到武漢。現在他不得不來了，他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主張，服從鮑羅廷的主張了。但從過去經驗和倔強性格看來，他不會服服帖帖執行「國際」路線的。所以必須撤換他。為此，莫斯科派了幾個人來，專門考察中共高級幹部，找每個人談話。於是發現能夠代替陳的人有三個：與國民黨接近的譚平山，提出強硬新理論的瞿秋白，中國工人運動元老、兼任湖北省委書記的張國燾。於是，「譚平山想當總書記，瞿秋白也想當，張國燾也想當。他們三個人都想搶這個位置」。[3]但是，全麵綜合後又覺得陳獨秀在黨內外的威信還是最大，在這風雷激盪的時期，公開攻擊並撤換他，是不合時宜的；同時，這三個候補領袖也各有問題且不相上下。
結果決定，保留陳的總書記位子，但剪除他的一切羽翼，以使他不再能發揮作用。這就是古代「清君側」的策略。所以在中共五大上，最初提出來的新中央名單中，既沒有過去與陳獨秀接近的人，也沒有過去上海區委和北方區委的負責幹部。這個名單實際上的「改朝換代」傾向太明顯了，以至國際代表團主席羅易不得不站出來說話：「像彼得洛夫（即彭述之）和布哈洛夫（即羅亦農）兩同誌，這名單裏麵竟沒有列入。他們過去負了如此重要責任，即使錯誤了，新領導機關仍須他們參加的。」[4]所以，這兩個人仍被選為中央委員，但畢竟還是被排擠出了中共決策層。而且在中共五大後，他們兩人和其他原來接近陳獨秀的人，都被派到地方工作，如彭述之去北京，代替李大釗的位子，羅亦農任江西省委書記，王若飛去上海，尹寬去廣東省委任宣傳部長，鄭超麟為湖北省委宣傳部長。
實際上，陳獨秀本來就沒有決策權，隻是貫徹莫斯科的路線而已，雖然有時還想鬧點獨立性，但一般均被否定。現在連貫徹莫斯科路線時，在中共黨內的具體決策權也沒有了。鮑羅廷和羅易，不再把陳放在眼裏，有事多與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等人商量，做出決定後再形式上通過一下陳獨秀這個總書記。完全被孤立起來的陳獨秀隻有跟隨，沒有獨立做主的權力。正如後來毛澤東在與斯諾談到武漢地區的土地革命時所說：「鮑羅廷站在陳獨秀右邊一點點」，羅易「站在陳獨秀鮑羅廷兩人左邊一點點」。[5]
武漢時期的陳獨秀就是這樣，夾在兩個權勢者的中間，不僅在黨內受擠壓，還要受這兩個國際代表的夾板氣。
一是當時莫斯科，特別是史達林為首的聯共政治局是神聖不可批評的，二是陳在提出異議後往往被迫違心執行莫斯科的指示，三是紀律不允許陳獨秀向全黨和外界宣示來自莫斯科的命令、決定、指示、訓令等，於是，黨內，甚至黨的高級幹部中，都以為一切路線、決定都來自黨中央甚至於陳獨秀本人。即使極少數知道點內情的人，也隻敢指責遠東局。
例如，4月18日，中共上海特委會討論中共中央對滬區工作決議案，認為上海失敗雖為客觀環境所造成，但主觀上也有錯誤，「不但是上海黨的錯誤，而是整個黨的錯誤」。這個錯誤就是，第一沒有堅決認定對於大資產階級鬥爭的策略；第二沒有擴大無產階級的領導影響於小資產階級。周恩來提出錯誤的責任問題，批評「中央政策動搖，指導無方，對於前次廣東與上海都如此，中央對於爭領導權沒有決心」等；對於這種錯誤，「中央完全承認才能領導全國……此次運動東方局也要負責」。[6]
關於執行國際執委七大路線的爭鬥
毛澤東在回答斯諾提問大革命失敗「誰應負最大的責任」時說：「陳獨秀應負最大的責任，陳獨秀的『動搖的機會主義，在繼續妥協顯然意味著災難的時刻，使黨失去了決定性的領導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線』。」對於鮑羅廷，毛澤東認為「僅次於陳獨秀」，說鮑在1926年是贊成大規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1927年竭力反對。[7]吳玉章則說：有一次，陳與吳及汪精衛商談局勢，有人反映，農民押著某某司令的母親遊街，農協扣留了政府的糧米，汪暴跳如雷：「這不是造反嗎，豈有此理！是政府管農會，還是農會管政府？」陳也附和說：「是誰在湖南搞的，簡直是亂搞！」[8]
這裏牽涉大革命中後期複雜的理論、路線、政策和責任問題。對這些問題，當時全黨思想極其混亂；這個混亂本來是共產國際造成的，而由於共產國際的幹涉，又更加劇了混亂。
結果決定，保留陳的總書記位子，但剪除他的一切羽翼，以使他不再能發揮作用。這就是古代「清君側」的策略。所以在中共五大上，最初提出來的新中央名單中，既沒有過去與陳獨秀接近的人，也沒有過去上海區委和北方區委的負責幹部。這個名單實際上的「改朝換代」傾向太明顯了，以至國際代表團主席羅易不得不站出來說話：「像彼得洛夫（即彭述之）和布哈洛夫（即羅亦農）兩同誌，這名單裏麵竟沒有列入。他們過去負了如此重要責任，即使錯誤了，新領導機關仍須他們參加的。」[4]所以，這兩個人仍被選為中央委員，但畢竟還是被排擠出了中共決策層。而且在中共五大後，他們兩人和其他原來接近陳獨秀的人，都被派到地方工作，如彭述之去北京，代替李大釗的位子，羅亦農任江西省委書記，王若飛去上海，尹寬去廣東省委任宣傳部長，鄭超麟為湖北省委宣傳部長。
實際上，陳獨秀本來就沒有決策權，隻是貫徹莫斯科的路線而已，雖然有時還想鬧點獨立性，但一般均被否定。現在連貫徹莫斯科路線時，在中共黨內的具體決策權也沒有了。鮑羅廷和羅易，不再把陳放在眼裏，有事多與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等人商量，做出決定後再形式上通過一下陳獨秀這個總書記。完全被孤立起來的陳獨秀隻有跟隨，沒有獨立做主的權力。正如後來毛澤東在與斯諾談到武漢地區的土地革命時所說：「鮑羅廷站在陳獨秀右邊一點點」，羅易「站在陳獨秀鮑羅廷兩人左邊一點點」。[5]
武漢時期的陳獨秀就是這樣，夾在兩個權勢者的中間，不僅在黨內受擠壓，還要受這兩個國際代表的夾板氣。
一是當時莫斯科，特別是史達林為首的聯共政治局是神聖不可批評的，二是陳在提出異議後往往被迫違心執行莫斯科的指示，三是紀律不允許陳獨秀向全黨和外界宣示來自莫斯科的命令、決定、指示、訓令等，於是，黨內，甚至黨的高級幹部中，都以為一切路線、決定都來自黨中央甚至於陳獨秀本人。即使極少數知道點內情的人，也隻敢指責遠東局。
例如，4月18日，中共上海特委會討論中共中央對滬區工作決議案，認為上海失敗雖為客觀環境所造成，但主觀上也有錯誤，「不但是上海黨的錯誤，而是整個黨的錯誤」。這個錯誤就是，第一沒有堅決認定對於大資產階級鬥爭的策略；第二沒有擴大無產階級的領導影響於小資產階級。周恩來提出錯誤的責任問題，批評「中央政策動搖，指導無方，對於前次廣東與上海都如此，中央對於爭領導權沒有決心」等；對於這種錯誤，「中央完全承認才能領導全國……此次運動東方局也要負責」。[6]
關於執行國際執委七大路線的爭鬥
毛澤東在回答斯諾提問大革命失敗「誰應負最大的責任」時說：「陳獨秀應負最大的責任，陳獨秀的『動搖的機會主義，在繼續妥協顯然意味著災難的時刻，使黨失去了決定性的領導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線』。」對於鮑羅廷，毛澤東認為「僅次於陳獨秀」，說鮑在1926年是贊成大規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1927年竭力反對。[7]吳玉章則說：有一次，陳與吳及汪精衛商談局勢，有人反映，農民押著某某司令的母親遊街，農協扣留了政府的糧米，汪暴跳如雷：「這不是造反嗎，豈有此理！是政府管農會，還是農會管政府？」陳也附和說：「是誰在湖南搞的，簡直是亂搞！」[8]
這裏牽涉大革命中後期複雜的理論、路線、政策和責任問題。對這些問題，當時全黨思想極其混亂；這個混亂本來是共產國際造成的，而由於共產國際的幹涉，又更加劇了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