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2月25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175頁。
[16]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308頁。
[17] 《中共上海全體會議記錄》，1927年3月8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297頁。
[18] 《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1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301頁。
[19] 《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第3頁。
[20]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331頁。
[21]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251、311、340頁。
[22] 《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1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251頁。
[23] 《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1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247、249、251頁。
[24] 《中共上海區委宣傳部對工人宣傳大綱》，《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257頁。
[25] 《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5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278～284頁。
[26] 《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4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277頁。
[27] 《吳稚暉先生全集》第9卷，第810～811頁。
[28]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345、347頁。
[29]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30] 施英（趙世炎）：《上海工人三月暴動紀實》，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421頁。
[31] 《徐梅坤回憶錄》，未刊稿。徐是參加「三暴」的共產黨骨幹分子。
[32]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403頁。
[33]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387頁。
[34] 《中共上海區委會議記錄》，《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390、392頁。
[35]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392頁。
[36]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392頁。
[37]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169頁。
[38]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167頁。
[39] 《告全黨同誌書》，1929年12月10日，托陳派小組織散發的油印小冊子，中央檔案館藏。
[40]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444頁。
[41] 托洛茨基：《中國革命問題》，第16頁。
[42] 《真理報》1927年4月6日。但是，史達林講話中為蔣辯護的話，沒有見報。此話保留在南斯拉夫共產黨員武約維奇的當場記錄中，後披露在托洛茨基《中國革命問題》一書中，見第389～390頁。
[43] 《告全黨同誌書》，1929年12月10日，手刻油印件。
[44]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當時鄭超麟在場，陳獨秀就住在鄭的房子裏。
[45] 汪精衛：《武漢分共之經過——1927年11月5日在廣州中大演講》，《申報》1927年4月8日。
[46]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47]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444頁。
[48]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十一 大革命中的奮鬥與無奈（下·1927）
「不堪回憶武昌城」
陳獨秀晚年在給友人楊鵬升夫人和平女士寫的一首七絕詩中寫了這一句，充分反映了他對1927年武漢大革命時期的深刻反省和所受委屈的憤慨，可以說這是他一生中最窩囊的時期。這主要是因為他雖為中共總書記，卻受到多重包圍和擠壓，既不能做主，又不能有所作為，最後還要代人受過，為大革命的失敗負責。
首先，由於中共受到四一二政變及其後廣州四一五李濟深政變的打擊，陳獨秀在黨內的威望急劇下降，也開始失寵於莫斯科。
先到武漢的張國燾回憶說：「過了幾天，陳獨秀先生也到達武漢，他比任何人都麵臨著更多的困難。他從上海斷羽而來，對於上海廣州北京（李大釗等人雖然躲進俄國大使館兵營，還是被軍閥張作霖的軍警搜捕，於4月28日殺害）一帶大批同誌的遭受慘殺，是十分痛心的。中共內部的種種責難，紛至遝來，蝟集於他的一身……他對同誌們的責難，都沒有心情置辯，他極力想找尋一個補救方案，但又力不從心、奇蹟沒有從天而降。他終日在那裏苦思焦慮，勤勞工作，但苦惱之魔總是糾纏著他。」鄭超麟在回憶當時中共情況時說：「中央形成了一個三人集團：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每次開會，他們三個人唱了一樣的調子，最後按他們三個人的意見通過。彭述之被踩在腳底下，陳獨秀如同小媳婦。一次，黃文容（原中共中央宣傳部幹事，到武漢後做陳獨秀秘書，旁聽中央會議——引者）告訴我，張國燾在中央會議上拍桌子大罵陳獨秀，而陳獨秀不敢還罵。」[1]而在此前，「拍桌子大罵」的是陳獨秀，「不敢還罵」的是張國燾。所以，鄭又說張國燾「這是報復了討論北伐那次所受的屈辱」。可見此時陳獨秀受擠壓的程度和地位之卑微。
鄭在談到在武漢第一次旁聽中央工作會議時還說：「我有異樣的感覺。照舊是陳獨秀當主席，列席者照舊是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張國燾，不錯還有譚平山、李立三，以及其他的人。但是，這些人的神氣多麽不同！獨秀已經不是有威權的領袖了，不過是一個普通主席，一個人，中央委員會中的少數派。他的意見隻有彭述之贊成，別人則一致反對他。別人『一致』得太奇怪了。後來，回上海，袁昌頤才告訴我，那時一切重要會議以前，平山、秋白、國燾三人都先商議過的。他常住在他們三人常會麵的屋子，但是這三人迴避他，說話不讓他在旁。」[2]上述張國燾大罵陳獨秀而陳不敢回罵，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
[16]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308頁。
[17] 《中共上海全體會議記錄》，1927年3月8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297頁。
[18] 《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1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301頁。
[19] 《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第3頁。
[20]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331頁。
[21]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251、311、340頁。
[22] 《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1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251頁。
[23] 《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1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247、249、251頁。
[24] 《中共上海區委宣傳部對工人宣傳大綱》，《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257頁。
[25] 《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5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278～284頁。
[26] 《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4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277頁。
[27] 《吳稚暉先生全集》第9卷，第810～811頁。
[28]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345、347頁。
[29]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30] 施英（趙世炎）：《上海工人三月暴動紀實》，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421頁。
[31] 《徐梅坤回憶錄》，未刊稿。徐是參加「三暴」的共產黨骨幹分子。
[32]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403頁。
[33]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387頁。
[34] 《中共上海區委會議記錄》，《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390、392頁。
[35]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392頁。
[36]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392頁。
[37]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169頁。
[38]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167頁。
[39] 《告全黨同誌書》，1929年12月10日，托陳派小組織散發的油印小冊子，中央檔案館藏。
[40]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444頁。
[41] 托洛茨基：《中國革命問題》，第16頁。
[42] 《真理報》1927年4月6日。但是，史達林講話中為蔣辯護的話，沒有見報。此話保留在南斯拉夫共產黨員武約維奇的當場記錄中，後披露在托洛茨基《中國革命問題》一書中，見第389～390頁。
[43] 《告全黨同誌書》，1929年12月10日，手刻油印件。
[44]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當時鄭超麟在場，陳獨秀就住在鄭的房子裏。
[45] 汪精衛：《武漢分共之經過——1927年11月5日在廣州中大演講》，《申報》1927年4月8日。
[46]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47]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444頁。
[48]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十一 大革命中的奮鬥與無奈（下·1927）
「不堪回憶武昌城」
陳獨秀晚年在給友人楊鵬升夫人和平女士寫的一首七絕詩中寫了這一句，充分反映了他對1927年武漢大革命時期的深刻反省和所受委屈的憤慨，可以說這是他一生中最窩囊的時期。這主要是因為他雖為中共總書記，卻受到多重包圍和擠壓，既不能做主，又不能有所作為，最後還要代人受過，為大革命的失敗負責。
首先，由於中共受到四一二政變及其後廣州四一五李濟深政變的打擊，陳獨秀在黨內的威望急劇下降，也開始失寵於莫斯科。
先到武漢的張國燾回憶說：「過了幾天，陳獨秀先生也到達武漢，他比任何人都麵臨著更多的困難。他從上海斷羽而來，對於上海廣州北京（李大釗等人雖然躲進俄國大使館兵營，還是被軍閥張作霖的軍警搜捕，於4月28日殺害）一帶大批同誌的遭受慘殺，是十分痛心的。中共內部的種種責難，紛至遝來，蝟集於他的一身……他對同誌們的責難，都沒有心情置辯，他極力想找尋一個補救方案，但又力不從心、奇蹟沒有從天而降。他終日在那裏苦思焦慮，勤勞工作，但苦惱之魔總是糾纏著他。」鄭超麟在回憶當時中共情況時說：「中央形成了一個三人集團：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每次開會，他們三個人唱了一樣的調子，最後按他們三個人的意見通過。彭述之被踩在腳底下，陳獨秀如同小媳婦。一次，黃文容（原中共中央宣傳部幹事，到武漢後做陳獨秀秘書，旁聽中央會議——引者）告訴我，張國燾在中央會議上拍桌子大罵陳獨秀，而陳獨秀不敢還罵。」[1]而在此前，「拍桌子大罵」的是陳獨秀，「不敢還罵」的是張國燾。所以，鄭又說張國燾「這是報復了討論北伐那次所受的屈辱」。可見此時陳獨秀受擠壓的程度和地位之卑微。
鄭在談到在武漢第一次旁聽中央工作會議時還說：「我有異樣的感覺。照舊是陳獨秀當主席，列席者照舊是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張國燾，不錯還有譚平山、李立三，以及其他的人。但是，這些人的神氣多麽不同！獨秀已經不是有威權的領袖了，不過是一個普通主席，一個人，中央委員會中的少數派。他的意見隻有彭述之贊成，別人則一致反對他。別人『一致』得太奇怪了。後來，回上海，袁昌頤才告訴我，那時一切重要會議以前，平山、秋白、國燾三人都先商議過的。他常住在他們三人常會麵的屋子，但是這三人迴避他，說話不讓他在旁。」[2]上述張國燾大罵陳獨秀而陳不敢回罵，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