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參見《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6年11月6日於上海，《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617～619頁。
[27] 《中央政治通信》，1926年9月15日，中央檔案館藏。
[28] 《上海自治市的運動計劃》，1926年10月17日，《教育雜誌》（偽裝本），中共上海區委油印刊物。
[29] 《中共上海區委召開活動分子會議記錄》，1926年10月26日；《中共上海區委政治部政治宣傳大綱》，1926年10月19日；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55、31頁。
[30]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588頁。
[31] 《中共上海區委各部書記臨時聯席會議記錄》，1926年10月25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48頁。
[32] 《列寧逝世三周年紀念中之中國革命運動》，《嚮導》第184期，1927年1月21日。
[33] 《是誰願與北方軍閥妥協》，《嚮導》第188期，1927年2月16日。陳獨秀原名實庵。
[34] 《嚮導》第188期，1927年2月16日。
[35] 《我即黨與朕即國家》，《嚮導》第191期，1927年3月12日。
[36] 《嚮導》第192期，1927年3月18日。
[37] 《中共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7年1月25日，上海市檔案館藏。
[38] 《中共上海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記錄》，1927年2月16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115、118頁。
[39] 《中共上海區委秘書處通訊》第11號，1927年2月17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121～122頁。
[40]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25～27頁。
[41] 羅家倫、黃季陸主編《吳稚暉先生全集》，第9卷，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第877頁。
[42] 瞿秋白：《上海「二·二二」暴動後之政策及工作計劃意見書》，1927年2月24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155頁。
[43]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67號（特字號第50號）記錄》，《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623頁。
[44]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65號（特字號第48號）記錄》，《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604頁。
[45] 《上海來信》，托洛茨基：《中國革命問題》，春燕出版社，1947，第140頁。
十 大革命中的奮鬥與無奈（中·1927）
籌備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動
從1927年2月23日上海工人「二暴」失敗當天成立陳獨秀為首的領導第三次暴動的「特別委員會」起，至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動成功後的3月30日，特委會開會共31次，陳獨秀參加了30次，而且在會上都有重要發言，重大決策都由他拍板決定。雖然因在革命高潮中，有的決定帶有「左」的色彩，但由於身處在第一線，對複雜多變又險惡的形勢估計，採取的決策和策略，陳獨秀有正確的，也有失誤，但與莫斯科基本錯誤的指導方針形成鮮明對比。
2月24日，中共中央發表《告上海工友書》，指出這次罷工「是中國工人階級直接反抗封建軍閥的第一次偉大的政治鬥爭」，「可惜上海的小資產階級及其他被壓迫民眾太軟弱沒有決心」，致使工人「孤軍深入」；但「這次罷工中主要的缺點是沒有武裝準備，沒有準備武裝暴動的決心」；號召上海工人加緊團結，擴大組織，準備武裝，向新的鬥爭中去。[1]
當日晚，他在特委會議上，再次總結第二次暴動經驗，準備第三次暴動時，又提出重要意見，強調「軍事運動，目標要集中，不要散漫」；「集中浦東，因浦東碼頭工人及流氓都可訓練」；浦東軍隊較少，「容易奪取武裝」；一再強調武器來源是「奪取武裝」，「要造成工人群眾奪取武裝的野心」。陳還指示黨務工作「要盡量發展新同誌，不好的淘汰掉。部委與工會方麵缺少工作人才，現要重新分配」；人才來源於「支部中之工作努力者」及「新的工人領袖之失業者」。[2]
陳獨秀為什麽如此強調工人「奪取武裝」？因為莫斯科反對工人暴動，不給武器或購買武器的經費。早在1月21日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中，就莫斯科幫助解決這個問題寫道：「關於武裝城市工人的問題情況很不好，因為沒有武器，也無從獲得武器。」甚至在武漢也是這樣，「工人們將請求政府給以武器以保衛革命和國民政府，幾乎沒有希望從政府手中得到武器」。[3]但是，莫斯科隻熱衷於給蔣介石的北伐軍武器和經費，對共產黨的要求不予理睬。陳獨秀在特委會上講話後的第二天，即2月2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聯絡部駐中國代表阿爾布列斯特在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皮亞特尼斯基的信中，更是急切呼籲：上海革命形勢「非常好」，工人還「將舉行罷工、示威遊行，這場罷工也許是起義的信號」，但是，「沒有錢。急需錢。有5萬元就可以買到武器、手榴彈等，可是沒有錢」；「幾乎沒有武器。這更糟」。[4]本來，在前一天的聯共政治局會議上，史達林親自簽署做出決定：「撥給上海的同誌10萬盧布」，但不到10天，即3月3日，中共中央準備發動第三次暴動時，莫斯科又撤銷了這個決定。為什麽出爾反爾？政治局會議記錄上沒有記載，但顯然是因為得到了第二次暴動失敗又要舉行第三次暴動的消息和需要購買武器的要求。莫斯科以此再次表示反對中共繼續舉行暴動。因為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還同時做出一個決定：「必須提請一切忠於革命的工作人員注意，目前中國革命由於階級力量的重新組合和帝國主義軍隊的集結，正經歷一個危機時期，隻有堅定不移地實行開展群眾運動的方針才能使革命取得進一步的勝利。否則革命就會受到巨大威脅。」[5]這就是讓赤手空拳的「群眾運動」去對付「帝國主義軍隊的集結」。正是這樣，使得陳獨秀黨中央不得不讓工人自己千方百計地去奪取武器，在25日、26日的特委會議上，陳獨秀甚至說：不要占機關，因我們無甚實力。「但兵工廠關係重要，仍要想法奪取」；「至於奪取武裝，可以無論是警察的、兵士的，一支二支都奪取」。
[27] 《中央政治通信》，1926年9月15日，中央檔案館藏。
[28] 《上海自治市的運動計劃》，1926年10月17日，《教育雜誌》（偽裝本），中共上海區委油印刊物。
[29] 《中共上海區委召開活動分子會議記錄》，1926年10月26日；《中共上海區委政治部政治宣傳大綱》，1926年10月19日；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55、31頁。
[30]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588頁。
[31] 《中共上海區委各部書記臨時聯席會議記錄》，1926年10月25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48頁。
[32] 《列寧逝世三周年紀念中之中國革命運動》，《嚮導》第184期，1927年1月21日。
[33] 《是誰願與北方軍閥妥協》，《嚮導》第188期，1927年2月16日。陳獨秀原名實庵。
[34] 《嚮導》第188期，1927年2月16日。
[35] 《我即黨與朕即國家》，《嚮導》第191期，1927年3月12日。
[36] 《嚮導》第192期，1927年3月18日。
[37] 《中共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7年1月25日，上海市檔案館藏。
[38] 《中共上海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記錄》，1927年2月16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115、118頁。
[39] 《中共上海區委秘書處通訊》第11號，1927年2月17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121～122頁。
[40]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25～27頁。
[41] 羅家倫、黃季陸主編《吳稚暉先生全集》，第9卷，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第877頁。
[42] 瞿秋白：《上海「二·二二」暴動後之政策及工作計劃意見書》，1927年2月24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155頁。
[43]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67號（特字號第50號）記錄》，《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623頁。
[44]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65號（特字號第48號）記錄》，《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604頁。
[45] 《上海來信》，托洛茨基：《中國革命問題》，春燕出版社，1947，第140頁。
十 大革命中的奮鬥與無奈（中·1927）
籌備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動
從1927年2月23日上海工人「二暴」失敗當天成立陳獨秀為首的領導第三次暴動的「特別委員會」起，至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動成功後的3月30日，特委會開會共31次，陳獨秀參加了30次，而且在會上都有重要發言，重大決策都由他拍板決定。雖然因在革命高潮中，有的決定帶有「左」的色彩，但由於身處在第一線，對複雜多變又險惡的形勢估計，採取的決策和策略，陳獨秀有正確的，也有失誤，但與莫斯科基本錯誤的指導方針形成鮮明對比。
2月24日，中共中央發表《告上海工友書》，指出這次罷工「是中國工人階級直接反抗封建軍閥的第一次偉大的政治鬥爭」，「可惜上海的小資產階級及其他被壓迫民眾太軟弱沒有決心」，致使工人「孤軍深入」；但「這次罷工中主要的缺點是沒有武裝準備，沒有準備武裝暴動的決心」；號召上海工人加緊團結，擴大組織，準備武裝，向新的鬥爭中去。[1]
當日晚，他在特委會議上，再次總結第二次暴動經驗，準備第三次暴動時，又提出重要意見，強調「軍事運動，目標要集中，不要散漫」；「集中浦東，因浦東碼頭工人及流氓都可訓練」；浦東軍隊較少，「容易奪取武裝」；一再強調武器來源是「奪取武裝」，「要造成工人群眾奪取武裝的野心」。陳還指示黨務工作「要盡量發展新同誌，不好的淘汰掉。部委與工會方麵缺少工作人才，現要重新分配」；人才來源於「支部中之工作努力者」及「新的工人領袖之失業者」。[2]
陳獨秀為什麽如此強調工人「奪取武裝」？因為莫斯科反對工人暴動，不給武器或購買武器的經費。早在1月21日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中，就莫斯科幫助解決這個問題寫道：「關於武裝城市工人的問題情況很不好，因為沒有武器，也無從獲得武器。」甚至在武漢也是這樣，「工人們將請求政府給以武器以保衛革命和國民政府，幾乎沒有希望從政府手中得到武器」。[3]但是，莫斯科隻熱衷於給蔣介石的北伐軍武器和經費，對共產黨的要求不予理睬。陳獨秀在特委會上講話後的第二天，即2月2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聯絡部駐中國代表阿爾布列斯特在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皮亞特尼斯基的信中，更是急切呼籲：上海革命形勢「非常好」，工人還「將舉行罷工、示威遊行，這場罷工也許是起義的信號」，但是，「沒有錢。急需錢。有5萬元就可以買到武器、手榴彈等，可是沒有錢」；「幾乎沒有武器。這更糟」。[4]本來，在前一天的聯共政治局會議上，史達林親自簽署做出決定：「撥給上海的同誌10萬盧布」，但不到10天，即3月3日，中共中央準備發動第三次暴動時，莫斯科又撤銷了這個決定。為什麽出爾反爾？政治局會議記錄上沒有記載，但顯然是因為得到了第二次暴動失敗又要舉行第三次暴動的消息和需要購買武器的要求。莫斯科以此再次表示反對中共繼續舉行暴動。因為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還同時做出一個決定：「必須提請一切忠於革命的工作人員注意，目前中國革命由於階級力量的重新組合和帝國主義軍隊的集結，正經歷一個危機時期，隻有堅定不移地實行開展群眾運動的方針才能使革命取得進一步的勝利。否則革命就會受到巨大威脅。」[5]這就是讓赤手空拳的「群眾運動」去對付「帝國主義軍隊的集結」。正是這樣，使得陳獨秀黨中央不得不讓工人自己千方百計地去奪取武器，在25日、26日的特委會議上，陳獨秀甚至說：不要占機關，因我們無甚實力。「但兵工廠關係重要，仍要想法奪取」；「至於奪取武裝，可以無論是警察的、兵士的，一支二支都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