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陳獨秀考慮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暴動成功和北伐軍進上海後的政權問題。
上述2月24日發表的中共中央發表《告上海工友》指出：「成立工人代表會議，參加市政府，建立民主政權。」第二天發表的《告民眾書》又指出：「由市民公會召集全上海市民代表大會，一切權力歸市民大會，實現國民政府之北伐目的——市民會議政綱。」[6]
可見，這時的陳獨秀黨中央還是要建立「民主政權」，工人代表隻是這個政權中的一部分，絕不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就必然要與蔣介石發生衝突，因為蔣要的是獨裁政權。不幸的是，他隻知道在上海舉行一次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式的革命，不知道當時中國怎麽可能維持一個上海孤立的「民主政權」！
陳獨秀怎樣實現他的目標呢？在2月28日的特委會上，他提出：「國民黨江蘇省黨部改選，因吳稚暉擔心c.p.太多」，「我們可以申明，並不要『五雀六燕』，我們就以名單先要他圈定」；「可以明明（白）告訴他，要三個人（三分之一），可提出名單」；「北伐軍來後，最重要的問題，即為市政府問題。我們要群眾的，而他們必是要領袖的。我們要選舉的，而他們要委任的。此為重要爭點。我們應趕快做代表選舉的工作。我意在名詞上要改為民選市民政府，使民眾格外明了。我們要在北伐軍到來前，造成很濃厚的民選空氣，預先選好，然後與他們討論名單，結果就成為民選政府」。[7]關於共產黨在這個政府中的作用，趙世炎在3月6日的一次會議上有進一步的闡述：「我們要參加政權，不是派代表參加政府就完事了，必須要在政治思想上拿住群眾。在政府中力爭民眾的利益，在民眾中要有不斷的公開宣傳c.p.的政治主張。」[8]
這個民選政府的方案是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同意的，或者說是他們建議的。早在2月18日即第二次暴動前，國際代表就提出，在忠於蔣介石的部隊到達上海之前，建立保證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政權，用以抵製廣州軍隊指揮人員的右傾，深入開展革命運動，促進國民政府的進一步革命化，並稱這一政權「完全有可能和必要按照蘇維埃製度建立起稱之為『人民代表會議』的政權，基本上採取蘇維埃製度」。[9]這個建議在2月25日阿爾布列赫給莫斯科的信中得到了進一步證實，說他們遠東局的幾個人，在「前一天（即根本不知道會發生罷工的時候）」，與中國同誌「討論了鑑於事態的發展是否有必要提出關於建立由工廠工人、企業職員、大學生、小商人及其他居民階層直接選舉產生的人民革命政權問題。這一建議的目的是：（1）通過對這次選舉的廣泛鼓動可以調動最廣大勞動群眾的積極性；（2）通過這個辦法可以在中國最大工業城市中把中國的革命運動引上新的道路，即不是幾個領袖和上層階層同將軍們搞陰謀勾當，而實際提出關於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和小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領導下實行民主專政並實現工人階級的領導權的問題」。[10]但是，這個建議因暴動很快失敗而沒有被採納。陳獨秀和中共上海區委準備第三次暴動時，接受了這個建議。2月25日上海區委發布《告同誌書》稱：「我們應該乘孫傳芳的勢力根本動搖之際，舉行一次總同盟罷工，集中工人階級的勢力，催促孫傳芳勢力之根本覆滅，取得政治的領導地位，並奪取相當的武裝。如此，北伐軍來後，工人階級的勢力已表現並樹立起來，我們自可在政治上占得相當的地位，引導一般民眾參加政權，防止國民黨新右派之反動。」[11]
所以，中共為什麽不等北伐軍打進上海就進行暴動，與其說是針對當時統治上海的北洋軍閥，不如說主要是針對將要來的國民黨新軍閥蔣介石。陳獨秀的思想很清楚：一是要用武裝工人對抗即將進上海的北伐軍，二是用民選市民政府對抗蔣介石的獨裁政府。
作為手中沒有強大軍隊而有民主理念的共產黨領袖陳獨秀，在當時也隻能提出這樣的方案，卻有烏托邦式的悲壯色彩。因為，從當時中國極其頑固的專製傳統來說，不可能出現一個上海民主政府，北伐軍進來後，蔣介石不獨裁，也會有李介石、張介石獨裁。此其一。其二，中共即使有10萬工人武裝，也敵不過蔣介石的北伐軍。所以，陳獨秀美好的民主理想，正在製造一個悲壯的歷史劇。它是悲劇，雖然它是壯麗的。
建議緊急發展十五萬國民黨員
陳獨秀關於建立上海民主政權的設想是真誠的，而且鑑於當時的力量對比和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形式實行的國共合作總方針，他當然知道這個民主政權必須由國民黨人參加，並且必然以國民黨政權的名義出現，所以必須與國民黨上海領導人協商。恰巧當時共產黨第一次工人暴動失敗，又在準備第二次暴動，社會上關於「c.p.要在上海成立工人專政的政府」的謠言四起。掌握上海國民黨實權的吳稚暉（中央監察委員）聽信謠言，對去協商「召集上海市民代表會，組織上海臨時革命政府」的共產黨代表羅亦農、汪壽華表示堅決反對，說：「倘若共產（黨）必欲自立名目者，乃無意與國民黨合作，吾立國民黨地位，敢提出抗議。」[12]吳稚暉、鈕永建、楊杏佛還對第二次起義中海軍響應者提前開炮事對共產黨不滿。
陳獨秀聽匯報後給吳稚暉等寫了一封信：斥右派造謠「西披（即中共）要在上海成立工人專政政府」，望吳「萬不輕信」；稱「西披分子多出力，這是革命者應盡之義務」；「西披絕無與國民黨分離之意」。他解釋海軍提前開炮，是因「軍閥肆意屠殺，群眾忍耐不住，自由行動，甚至於影響海軍」，承認這是個錯誤。[13]
上述2月24日發表的中共中央發表《告上海工友》指出：「成立工人代表會議，參加市政府，建立民主政權。」第二天發表的《告民眾書》又指出：「由市民公會召集全上海市民代表大會，一切權力歸市民大會，實現國民政府之北伐目的——市民會議政綱。」[6]
可見，這時的陳獨秀黨中央還是要建立「民主政權」，工人代表隻是這個政權中的一部分，絕不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就必然要與蔣介石發生衝突，因為蔣要的是獨裁政權。不幸的是，他隻知道在上海舉行一次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式的革命，不知道當時中國怎麽可能維持一個上海孤立的「民主政權」！
陳獨秀怎樣實現他的目標呢？在2月28日的特委會上，他提出：「國民黨江蘇省黨部改選，因吳稚暉擔心c.p.太多」，「我們可以申明，並不要『五雀六燕』，我們就以名單先要他圈定」；「可以明明（白）告訴他，要三個人（三分之一），可提出名單」；「北伐軍來後，最重要的問題，即為市政府問題。我們要群眾的，而他們必是要領袖的。我們要選舉的，而他們要委任的。此為重要爭點。我們應趕快做代表選舉的工作。我意在名詞上要改為民選市民政府，使民眾格外明了。我們要在北伐軍到來前，造成很濃厚的民選空氣，預先選好，然後與他們討論名單，結果就成為民選政府」。[7]關於共產黨在這個政府中的作用，趙世炎在3月6日的一次會議上有進一步的闡述：「我們要參加政權，不是派代表參加政府就完事了，必須要在政治思想上拿住群眾。在政府中力爭民眾的利益，在民眾中要有不斷的公開宣傳c.p.的政治主張。」[8]
這個民選政府的方案是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同意的，或者說是他們建議的。早在2月18日即第二次暴動前，國際代表就提出，在忠於蔣介石的部隊到達上海之前，建立保證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政權，用以抵製廣州軍隊指揮人員的右傾，深入開展革命運動，促進國民政府的進一步革命化，並稱這一政權「完全有可能和必要按照蘇維埃製度建立起稱之為『人民代表會議』的政權，基本上採取蘇維埃製度」。[9]這個建議在2月25日阿爾布列赫給莫斯科的信中得到了進一步證實，說他們遠東局的幾個人，在「前一天（即根本不知道會發生罷工的時候）」，與中國同誌「討論了鑑於事態的發展是否有必要提出關於建立由工廠工人、企業職員、大學生、小商人及其他居民階層直接選舉產生的人民革命政權問題。這一建議的目的是：（1）通過對這次選舉的廣泛鼓動可以調動最廣大勞動群眾的積極性；（2）通過這個辦法可以在中國最大工業城市中把中國的革命運動引上新的道路，即不是幾個領袖和上層階層同將軍們搞陰謀勾當，而實際提出關於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和小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領導下實行民主專政並實現工人階級的領導權的問題」。[10]但是，這個建議因暴動很快失敗而沒有被採納。陳獨秀和中共上海區委準備第三次暴動時，接受了這個建議。2月25日上海區委發布《告同誌書》稱：「我們應該乘孫傳芳的勢力根本動搖之際，舉行一次總同盟罷工，集中工人階級的勢力，催促孫傳芳勢力之根本覆滅，取得政治的領導地位，並奪取相當的武裝。如此，北伐軍來後，工人階級的勢力已表現並樹立起來，我們自可在政治上占得相當的地位，引導一般民眾參加政權，防止國民黨新右派之反動。」[11]
所以，中共為什麽不等北伐軍打進上海就進行暴動，與其說是針對當時統治上海的北洋軍閥，不如說主要是針對將要來的國民黨新軍閥蔣介石。陳獨秀的思想很清楚：一是要用武裝工人對抗即將進上海的北伐軍，二是用民選市民政府對抗蔣介石的獨裁政府。
作為手中沒有強大軍隊而有民主理念的共產黨領袖陳獨秀，在當時也隻能提出這樣的方案，卻有烏托邦式的悲壯色彩。因為，從當時中國極其頑固的專製傳統來說，不可能出現一個上海民主政府，北伐軍進來後，蔣介石不獨裁，也會有李介石、張介石獨裁。此其一。其二，中共即使有10萬工人武裝，也敵不過蔣介石的北伐軍。所以，陳獨秀美好的民主理想，正在製造一個悲壯的歷史劇。它是悲劇，雖然它是壯麗的。
建議緊急發展十五萬國民黨員
陳獨秀關於建立上海民主政權的設想是真誠的，而且鑑於當時的力量對比和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形式實行的國共合作總方針，他當然知道這個民主政權必須由國民黨人參加，並且必然以國民黨政權的名義出現，所以必須與國民黨上海領導人協商。恰巧當時共產黨第一次工人暴動失敗，又在準備第二次暴動，社會上關於「c.p.要在上海成立工人專政的政府」的謠言四起。掌握上海國民黨實權的吳稚暉（中央監察委員）聽信謠言，對去協商「召集上海市民代表會，組織上海臨時革命政府」的共產黨代表羅亦農、汪壽華表示堅決反對，說：「倘若共產（黨）必欲自立名目者，乃無意與國民黨合作，吾立國民黨地位，敢提出抗議。」[12]吳稚暉、鈕永建、楊杏佛還對第二次起義中海軍響應者提前開炮事對共產黨不滿。
陳獨秀聽匯報後給吳稚暉等寫了一封信：斥右派造謠「西披（即中共）要在上海成立工人專政政府」，望吳「萬不輕信」；稱「西披分子多出力，這是革命者應盡之義務」；「西披絕無與國民黨分離之意」。他解釋海軍提前開炮，是因「軍閥肆意屠殺，群眾忍耐不住，自由行動，甚至於影響海軍」，承認這是個錯誤。[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