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表明，這三個人是站在把中國革命看成「社會主義革命」的立場上來考察國民革命的，與瞿秋白的觀點完全一致。信中例數了陳獨秀黨中央在維經斯基支持下推行「孟什維克機會主義」的一係列錯誤：「害怕群眾運動」，「反對土地革命」，「在北伐軍占領區不發動工人罷工」，「反對武裝工農」，「反對共產黨員和工農分子參加軍隊」，等等，總之是在黨政軍內不進行「無產階級為奪取中國革命中領導權的鬥爭」。因此，他們認為中國革命處於危機之中，宣稱中共黨的領導「隻能領導黨與工人階級走向失敗與投降」。
其實，這些「錯誤」都是維經斯基和陳獨秀黨中央忠實執行史達林為首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以前一年「九二八」為主要內容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結果。信中開出挽救這個危機的唯一方法是撤換維經斯基。
「中央委員會本身現在實際上由三個人組成的，彭述之代表右派，瞿秋白代表左派，『老頭子』（指陳獨秀——引者）代表中派。我們都相信，假使能使彭述之與伍廷康（即維經斯基——引者）孤立起來，放些新鮮空氣進中央委員會，弄一些工人進去，那麽這個『老頭子』，雖然有其一些缺點，卻是比伍廷康同誌高強得多的一個人；他享有巨大的威望，能夠繼續成為黨的領袖之一。」[45]
這三個人對中國革命的觀點，與正在猛烈批判史達林的托洛茨基的觀點不謀而合。所以，那桑諾夫立即被召回國，另外兩位也在後來的肅反運動中被處死。但是，他們反映的情況，特別是莫斯科與維經斯基、陳獨秀與維經斯基之間的關係與差別，是比較客觀公道的。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陳獨秀是有保留的，但又不得不服從。
莫斯科顯然十分重視這封信，不僅立即派來了羅易這位更有權力的代表接替維經斯基，而且派來一個「審查小組」，審查每一個中共中央幹部，逐個找他們談話，企圖在中共五大上撤換陳獨秀。結果正如這封信中所說，由於「他享有巨大的威望」沒有找到替代他的人，隻得維持陳獨秀總書記的地位。這是後話了。
其實，被信中斥責為犯了右傾錯誤的陳獨秀、彭述之、羅亦農也在總結經驗，探索獨立領導革命的正確道路，特別是吸取兩次上海暴動的教訓。於是，陳獨秀迅速轉向「左」傾並領導起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暴動。
* * *
[1] 《中共中央文集選集》（2），第184頁。
[2] 《中共中央文集選集》（2），第198頁。
[3] 《中共中央文集選集》（2），第207頁。
[4]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5]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使團關於對廣州政治關係和黨派關係調查結果的報告》，1926年9月1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439頁。
[6] 《告全黨同誌書》，1919年12月10日；《我們的政治意見書》，1929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第472頁。
[7]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會與鮑羅廷會議記錄》，1926年8月16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397～398頁。
[8] 《中央局報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第78頁。
[9] 《中央局報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第71～72頁。
[10]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第222、223頁。
[11]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第225頁。
[12]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第225頁。
[13]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第246、247頁。
[14] 《中央局報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第132、134頁。
[15]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611頁。
[16] 《中國共產黨關於農民政綱的草案》，《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第150頁。
[17]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6年9月22日；《維經斯基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電報》，1926年10月2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529、530、588、589頁。
[18] 《史達林給莫洛托夫的信》，1926年9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537頁。
[19] 以上兩個決定，分別見《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604、623頁。
[20] 《史達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第17頁。
[21]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90號（特字第68號）記錄》，1927年3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151頁。
[22] 《布勃諾夫使團的總的結論和具體建議》，1920年5月2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258頁。
[23]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俄國代表團會議第1號記錄》，1926年6月19日於上海，《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305頁。
[24] 《遠東局的工作報告》，1926年6月18日至7月1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350、352～354頁。
[25] 《拉菲斯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工作的報告》，1926年12月14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41、50頁。
其實，這些「錯誤」都是維經斯基和陳獨秀黨中央忠實執行史達林為首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以前一年「九二八」為主要內容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結果。信中開出挽救這個危機的唯一方法是撤換維經斯基。
「中央委員會本身現在實際上由三個人組成的，彭述之代表右派，瞿秋白代表左派，『老頭子』（指陳獨秀——引者）代表中派。我們都相信，假使能使彭述之與伍廷康（即維經斯基——引者）孤立起來，放些新鮮空氣進中央委員會，弄一些工人進去，那麽這個『老頭子』，雖然有其一些缺點，卻是比伍廷康同誌高強得多的一個人；他享有巨大的威望，能夠繼續成為黨的領袖之一。」[45]
這三個人對中國革命的觀點，與正在猛烈批判史達林的托洛茨基的觀點不謀而合。所以，那桑諾夫立即被召回國，另外兩位也在後來的肅反運動中被處死。但是，他們反映的情況，特別是莫斯科與維經斯基、陳獨秀與維經斯基之間的關係與差別，是比較客觀公道的。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陳獨秀是有保留的，但又不得不服從。
莫斯科顯然十分重視這封信，不僅立即派來了羅易這位更有權力的代表接替維經斯基，而且派來一個「審查小組」，審查每一個中共中央幹部，逐個找他們談話，企圖在中共五大上撤換陳獨秀。結果正如這封信中所說，由於「他享有巨大的威望」沒有找到替代他的人，隻得維持陳獨秀總書記的地位。這是後話了。
其實，被信中斥責為犯了右傾錯誤的陳獨秀、彭述之、羅亦農也在總結經驗，探索獨立領導革命的正確道路，特別是吸取兩次上海暴動的教訓。於是，陳獨秀迅速轉向「左」傾並領導起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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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共中央文集選集》（2），第184頁。
[2] 《中共中央文集選集》（2），第198頁。
[3] 《中共中央文集選集》（2），第207頁。
[4]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5]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使團關於對廣州政治關係和黨派關係調查結果的報告》，1926年9月1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439頁。
[6] 《告全黨同誌書》，1919年12月10日；《我們的政治意見書》，1929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第472頁。
[7]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會與鮑羅廷會議記錄》，1926年8月16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397～398頁。
[8] 《中央局報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第78頁。
[9] 《中央局報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第71～72頁。
[10]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第222、223頁。
[11]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第225頁。
[12]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第225頁。
[13]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第246、247頁。
[14] 《中央局報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第132、134頁。
[15]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611頁。
[16] 《中國共產黨關於農民政綱的草案》，《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第150頁。
[17]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6年9月22日；《維經斯基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電報》，1926年10月2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529、530、588、589頁。
[18] 《史達林給莫洛托夫的信》，1926年9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537頁。
[19] 以上兩個決定，分別見《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604、623頁。
[20] 《史達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第17頁。
[21]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90號（特字第68號）記錄》，1927年3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151頁。
[22] 《布勃諾夫使團的總的結論和具體建議》，1920年5月2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258頁。
[23]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俄國代表團會議第1號記錄》，1926年6月19日於上海，《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305頁。
[24] 《遠東局的工作報告》，1926年6月18日至7月1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350、352～354頁。
[25] 《拉菲斯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工作的報告》，1926年12月14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第41、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