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共產黨不屈不撓,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為了再發動第三次暴動,陳獨秀親自參加中共中央與上海區委的聯席會議,決定由上海總工會發布復工令,擴大武裝組織,準備再次暴動。會議還決定成立指導第三次武裝暴動的「特別委員會」,簡稱「特委」,由陳獨秀、羅亦農、趙世炎、尹寬、彭述之、周恩來等八位優秀的中共領導人組成。這就堅定地表示了中共親自掌握這次暴動領導權的決心。


    與瞿秋白的分歧


    但是,在暴動勝利後建立什麽樣的政權問題上,陳獨秀始終不敢提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從而與瞿秋白髮生尖銳的對立。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早在二月中旬,第二次暴動前夕,上海區委動員暴動的活動分子召開會議,瞿秋白要求參加會議,陳獨秀主持中央會議決定則讓彭述之而非瞿參加。彭代表陳獨秀黨中央在活動分子會議上做報告時,沒有提出「工人奪取政權」的口號。瞿秋白知道後,提出一個新的暴動提案,指出了彭的錯誤,提出工人應參加市政府選舉及聯合小資產階級、反對大資產階級。陳獨秀和彭述之深感工人及中共力量之不足,並擔心國共合作局麵的破裂(這在當時的遠東局和莫斯科都是不允許的),因此拒絕了瞿秋白的提案。他們的意思是,中共可以領導暴動,參加新政權,但隻能建立與資產階級國民黨的聯合政權,不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或領導),不能排擠資產階級甚至大資產階級的代表。


    按照當時中國社會發展階段和各階級力量對比,以及共產黨自身的力量狀況,陳獨秀的這種思想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但是,在當時革命高潮時期思想「左」傾化的氛圍中,這種思想容易被視為「右傾」。


    瞿秋白是要把上海暴動引向蘇聯十月無產階級革命的模式。所以,他在1923年批評過陳獨秀。這時在他寫了《上海「二·二二」暴動後之政策及工作計劃意見書》,嚴厲指責黨在「二暴」中的錯誤策略「簡直客觀上是賣階級的策略」,即沒有竭力鼓勵工人階級「武裝鬥爭的意誌,指明其奪取參政權之目的」。[42]


    但是,他不敢直接批評當時有崇高威望的「老頭子」陳獨秀,隻敢批評緊跟陳獨秀的黨內第二把手彭述之。因為,他寫了《意見書》後就離滬去武漢,埋頭撰寫長篇文章《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又名《第三國際還是第零國際——中國革命中之孟什維克主義》,批評「彭述之主義」,實際上批評1923年以來的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及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推行的「二次革命論」、放棄國民革命中的領導權等錯誤。所以,瞿秋白沒有參加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暴動。


    他的這篇長文章在4月中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大上散發。瞿秋白的主張和行動,為中共五大前後莫斯科尋找陳獨秀的替代者、五大後陳獨秀實際靠邊站和最後把大革命的失敗歸罪於陳獨秀,客觀上提供了炮彈。


    說是「客觀」上,是因為瞿當時不了解真情,並不想陷害陳獨秀,隻是他的「左」傾思想被莫斯科利用了。


    實際上,在他離開上海後,陳獨秀黨中央在總結「二暴」失敗教訓後,接受了他的批評,拒絕莫斯科「不準暴動」的指令,獨立自主地根據當時的形勢,領導「三暴」取得了勝利。


    早在1926年11月11日,即莫斯科接到維經斯基報告,遠東局支持中共中央準備進行第二次工人武裝暴動時,史達林主持的聯共政治局會議就做出決定:「遠東局諸如在上海和南京發動武裝起義的問題所持的輕率態度是不能容忍的」;「對遠東局在上述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提出警告」。[43]


    這個決定表明:莫斯科仍堅持10月29日史達林主持的政治局會議決定給維經斯基信中的立場:「廣州勝利後形成的局勢不應造成左的幻想」;「既然是指依靠廣州和浙江的軍隊來成立由國民黨和商人組成的政權委員會(指上海工人第一次暴動時,遠東局的設想——引者),那這是合適的,但要靠武裝的工人的力量在上海發動政變就有可能使上海無產階級的積極分子淹沒在血淚之中。需要小心謹慎」。[44]


    看來,莫斯科擔心的是上海暴動失敗於統治上海的奉魯聯軍舊軍閥,而不是暴動成功後的中共和工人群眾淹沒在蔣介石屠殺的「血泊之中」。這就是遠在莫斯科的指揮者與身處上海複雜局勢中的中共中央不同的感受和對策。不過,今天看起來,不管是失敗於舊軍閥,還是蔣介石,對於中共和工人來說都是一樣的,都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從而為中共以後走農村發展的道路和用正規軍奪取政權,取得沉痛的教訓。


    在瞿秋白與陳獨秀、彭述之發生分歧同時,莫斯科的駐華代表和共產國際遠東局之間也發生了更嚴重的分裂。3月17日,在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裝暴動前夕,青年國際駐華代表n.那桑諾夫、共產國際遠東部成員(負責指導中國共青團)n.福金、共產國際聯絡部駐華代表a.阿爾勃雷脫三人給聯共中央寫了一封很長的信。信中詳細檢討了「最近幾個月來發生的事變」,特別是第一次、第二次上海暴動的失敗,宣稱:「最後使我們相信了中國共產黨目前的領導機關是不能實行堅定的共產主義政策的……在黨的領導機關中有一個派別,它決心要將黨推向右傾,走上取消的道路,同時這一派別及其政策又受著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代表(指維經斯基——引者)的支持……如果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不立即加以幹涉,則它對於黨及中國革命,都會發生嚴重後果」。該信認為錯誤和危機的總根源是:中國黨的領袖們「仍舊以為:既然中國革命是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則由此人們隻能期待得到一些民主的自由權與經濟狀況中的一些微細的改善。他們不相信中國革命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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