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針對蔣介石2月21日在南昌總部第十四次總理紀念周上的演講，陳獨秀又發表文章指出：凡是一個民主主義黨的領袖或民主主義政府的領袖，對民眾發表意見，照例都稱我們，決不稱我，這是表示非個人專政的意思。若說我主張如何如何，反對如何如何，時常「我」呀「我」的大喊，這在黨便是「我即黨」，在政府便是表示「朕即國家」，這些口氣乃是「個人獨裁之自然流露」。[35]
3月18日，陳獨秀發表題為《評蔣介石三月七日之演講》一文，直接在標題中點蔣介石的名，警告蔣介石：「若忽然為日本帝國主義所誘惑，與垂危的奉天軍閥謀妥協，以延其殘喘，使肅清軍閥的大業功敗垂成，這豈非革命史上一大錯誤，並且是一大汙點！」要求蔣介石立刻在言論上在行動上，證明所謂南北妥協共同反赤的確是日本帝國主義造謠煸惑、破壞中國革命的陰謀。[36]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27年2月，北伐軍打進浙江省時，中共中央決定既不想完全讓北伐軍攻占上海，也不等到北伐軍攻打上海時扮演配角幫助拿下上海，而是搶在北伐軍攻占上海前，親自領導上海工人武裝暴動；所以，暴動目的宣傳上是配合北伐，實際相反，主要是反蔣，與蔣爭奪上海市政權。這充分表明，陳獨秀黨中央已經完全認清蔣的反共真麵目，不再對他抱有幻想。正如上海區委書記羅亦農在1月25日傳達中央指示時所說：「上海為財源之地，北伐軍如果一來，必將勾結資產階級，也許蔣介石到上海後，就正式攻擊c.p.，而爆發直接衝突。」[37]2月16日，在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討論舉行第二次工人暴動時，區委組織部長趙世炎（又稱「士炎」）強調了這次暴動「革命的前途」「反蔣」的性質，按照「中央及國際報告」大綱，要有係統地做好宣傳工作。他又說：中央「要我們趕快做反英運動」；「現在蔣介石要來，我們如無運動，他必與帝（國）主（義）妥協」。會議決定：「要有一個工人為主的武裝暴動」；「現在局麵很緊，我們要趕快準備，表示民眾力量」；「我們現在要給民眾知道，蔣實反革命，說北伐軍、國民政府很好，而蔣不好，再將蔣之罪狀宣布，特別是工人群眾。宣傳時，隻用口頭不用文字」。[38]
第二天上海區委發出的秘書處《通訊》第十一號，更是明確指出：「現時蔣介石已成為右派反動勢力的中心，我們在各地應即刻開始作反蔣宣傳」，並且列數了蔣介石的九大罪狀。[39]
因為當時北伐表麵上還在勝利進行，蔣又是總司令，所以反蔣鬥爭必須講究策略。「隻用口頭不用文字」，或用文字時，也隻揭露事實，不予聲討。這是陳獨秀提出的方針，他本人發表的以上文章就是這樣處理的，即使點到蔣的名字也是隻講事實或客觀反映報紙上的報導。
所以，陳獨秀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在1927年1月、2月，已經開始反蔣運動。與鮑羅廷及武漢不同的是，上海是依靠工農民眾的力量，而武漢是依靠上層。
但是，由於武漢國民黨上層實際控製在軟弱無力的所謂「國民黨左派」手中，他們沒有採取什麽有效措施防止蔣介石向反共獨裁方向發展。所以，陳獨秀黨中央在3月13日直接致函國民黨中央，指出：「中國國民革命之主要目的，自然是反對帝國主義對於中國之統治及其在中國的基本勢力。」打倒軍閥「為達到此主要目的所必需的手段」。接著責問武漢為什麽不反蔣：一月以來，「南北妥協共同反赤」之聲，聲浪喧騰於中外報章……且有「蔣介石……現在與國民黨舊人及中立各派密商反赤，即以反赤名義與北方攜手……蔣之聯北計劃現甚積極，已請人提出條件」之說，介石同誌對於此等流言，不但不曾有一語聲辯，而且在南昌總部第十四次紀念周演講中，竟謾罵武漢的左派為敗類，要製裁左派，要製裁共產黨，預言共產黨將要失敗，自稱有幹涉和製裁共產黨的責任及其權力，這似乎是表示接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奉天軍閥的提議，因此英、日帝國主義的報紙，都一致極口稱讚他的這篇演講。此事若係介石同誌個人行動，一經貴黨最高權力機關明白製裁，則介石同誌當未便一意孤行……倘係貴黨多數之意思，則事態便十分嚴重了。本黨為革命前途成敗計，不得不具函請教於貴黨者。[40]
此函表明，陳獨秀不僅對蔣介石不再抱有幻想，而且對武漢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也不抱希望了。這就促使他下決心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不顧莫斯科的態度，在身邊的遠東局的默認下，獨立領導上海工人武裝暴動。
19日至23日，中共發動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裝暴動，但是，仍由上海區委出麵組織，由於缺乏經驗，沒有在總同盟罷工後立即轉入武裝暴動，給敵人留有時間調集力量，結果又被鎮壓。工人被迫在24日復工。
在這次暴動期間，中共曾提出「召集上海市民代表會，組織『上海市民臨時革命政府』」的口號。但是當羅亦農、汪壽華（上海總工會委員長）與吳稚暉商量時，吳竟認為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工人專政的政府」，「乃無意與國民黨合作」，「提出抗議」。羅亦農等解釋此委員會僅為對付軍事，吳才勉強同意。同時，23日，陳獨秀親自致函吳稚暉，駁斥右派散布的「西披（中共）要在上海成立工人政府」的謠言，望吳「萬勿輕信」；稱「西披分子多出力，這是革命者應盡之義務」，「西披絕無與國民黨分離之意，誰願分離，便是誰不忠於革命」。[41]
3月18日，陳獨秀發表題為《評蔣介石三月七日之演講》一文，直接在標題中點蔣介石的名，警告蔣介石：「若忽然為日本帝國主義所誘惑，與垂危的奉天軍閥謀妥協，以延其殘喘，使肅清軍閥的大業功敗垂成，這豈非革命史上一大錯誤，並且是一大汙點！」要求蔣介石立刻在言論上在行動上，證明所謂南北妥協共同反赤的確是日本帝國主義造謠煸惑、破壞中國革命的陰謀。[36]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27年2月，北伐軍打進浙江省時，中共中央決定既不想完全讓北伐軍攻占上海，也不等到北伐軍攻打上海時扮演配角幫助拿下上海，而是搶在北伐軍攻占上海前，親自領導上海工人武裝暴動；所以，暴動目的宣傳上是配合北伐，實際相反，主要是反蔣，與蔣爭奪上海市政權。這充分表明，陳獨秀黨中央已經完全認清蔣的反共真麵目，不再對他抱有幻想。正如上海區委書記羅亦農在1月25日傳達中央指示時所說：「上海為財源之地，北伐軍如果一來，必將勾結資產階級，也許蔣介石到上海後，就正式攻擊c.p.，而爆發直接衝突。」[37]2月16日，在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討論舉行第二次工人暴動時，區委組織部長趙世炎（又稱「士炎」）強調了這次暴動「革命的前途」「反蔣」的性質，按照「中央及國際報告」大綱，要有係統地做好宣傳工作。他又說：中央「要我們趕快做反英運動」；「現在蔣介石要來，我們如無運動，他必與帝（國）主（義）妥協」。會議決定：「要有一個工人為主的武裝暴動」；「現在局麵很緊，我們要趕快準備，表示民眾力量」；「我們現在要給民眾知道，蔣實反革命，說北伐軍、國民政府很好，而蔣不好，再將蔣之罪狀宣布，特別是工人群眾。宣傳時，隻用口頭不用文字」。[38]
第二天上海區委發出的秘書處《通訊》第十一號，更是明確指出：「現時蔣介石已成為右派反動勢力的中心，我們在各地應即刻開始作反蔣宣傳」，並且列數了蔣介石的九大罪狀。[39]
因為當時北伐表麵上還在勝利進行，蔣又是總司令，所以反蔣鬥爭必須講究策略。「隻用口頭不用文字」，或用文字時，也隻揭露事實，不予聲討。這是陳獨秀提出的方針，他本人發表的以上文章就是這樣處理的，即使點到蔣的名字也是隻講事實或客觀反映報紙上的報導。
所以，陳獨秀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在1927年1月、2月，已經開始反蔣運動。與鮑羅廷及武漢不同的是，上海是依靠工農民眾的力量，而武漢是依靠上層。
但是，由於武漢國民黨上層實際控製在軟弱無力的所謂「國民黨左派」手中，他們沒有採取什麽有效措施防止蔣介石向反共獨裁方向發展。所以，陳獨秀黨中央在3月13日直接致函國民黨中央，指出：「中國國民革命之主要目的，自然是反對帝國主義對於中國之統治及其在中國的基本勢力。」打倒軍閥「為達到此主要目的所必需的手段」。接著責問武漢為什麽不反蔣：一月以來，「南北妥協共同反赤」之聲，聲浪喧騰於中外報章……且有「蔣介石……現在與國民黨舊人及中立各派密商反赤，即以反赤名義與北方攜手……蔣之聯北計劃現甚積極，已請人提出條件」之說，介石同誌對於此等流言，不但不曾有一語聲辯，而且在南昌總部第十四次紀念周演講中，竟謾罵武漢的左派為敗類，要製裁左派，要製裁共產黨，預言共產黨將要失敗，自稱有幹涉和製裁共產黨的責任及其權力，這似乎是表示接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奉天軍閥的提議，因此英、日帝國主義的報紙，都一致極口稱讚他的這篇演講。此事若係介石同誌個人行動，一經貴黨最高權力機關明白製裁，則介石同誌當未便一意孤行……倘係貴黨多數之意思，則事態便十分嚴重了。本黨為革命前途成敗計，不得不具函請教於貴黨者。[40]
此函表明，陳獨秀不僅對蔣介石不再抱有幻想，而且對武漢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也不抱希望了。這就促使他下決心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不顧莫斯科的態度，在身邊的遠東局的默認下，獨立領導上海工人武裝暴動。
19日至23日，中共發動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裝暴動，但是，仍由上海區委出麵組織，由於缺乏經驗，沒有在總同盟罷工後立即轉入武裝暴動，給敵人留有時間調集力量，結果又被鎮壓。工人被迫在24日復工。
在這次暴動期間，中共曾提出「召集上海市民代表會，組織『上海市民臨時革命政府』」的口號。但是當羅亦農、汪壽華（上海總工會委員長）與吳稚暉商量時，吳竟認為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工人專政的政府」，「乃無意與國民黨合作」，「提出抗議」。羅亦農等解釋此委員會僅為對付軍事，吳才勉強同意。同時，23日，陳獨秀親自致函吳稚暉，駁斥右派散布的「西披（中共）要在上海成立工人政府」的謠言，望吳「萬勿輕信」；稱「西披分子多出力，這是革命者應盡之義務」，「西披絕無與國民黨分離之意，誰願分離，便是誰不忠於革命」。[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