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說明當時的陳獨秀和中國共產黨是多麽的幼稚。以如此的實力，何以奪取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民眾的自由是靠民眾政權保障的，何以由資產階級政權所恩賜？
結果，10月23日，上海工人倉促舉行第一次武裝暴動。當天就因夏超部隊被孫軍擊敗、鈕永建及其聯繫的起義部隊臨陣動搖，使工人陷於孤軍作戰而失敗。於是，傳統觀點又給陳獨秀加上一條「放棄革命領導權」的罪狀。其實，正如上述在暴動前一天（10月22日）維經斯基給莫斯科的電報所言，這次暴動把領導權讓給資產階級國民黨、建立資產階級為主體的政權，正是遠東局定的方針。陳獨秀隻是在上海區委會議上傳達了這個方針而已。維經斯基的電報稱：「南方軍隊最近取得的勝利使孫（傳芳）開始崩潰……反孫鬥爭正在上海廣泛展開，12個月前採取的在爭取商人和城市民主派自治的旗幟下將孫逐出上海的方針，實踐證明是正確的。不排除在最近幾天內成立由商人和國民黨組成的、主張正式或非正式承認國民政府的政權委員會。」[30]
維經斯基反對鮑羅廷在上層「玩弄權術」，而主張依靠國民黨左派為主，加上共產黨和工農的力量製蔣。殊不知國民黨左派十分軟弱，所以，他及遠東局的策略就夾在莫斯科與中共之間，力圖在兩者之間尋找平衡，而結果往往徒勞，不得不服從莫斯科，同時又同情並說服陳獨秀黨中央執行莫斯科的路線。
上述莫斯科對維經斯基的批評和懲罰，首先是在上海工人第一次暴動失敗後做出的。由於他最早看出了「利用蔣介石的策略反被蔣所利用的危險」，並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抵製，所以，他首先遭到整肅。大革命後期，特別是武漢時期，他實際上成了一個多餘的人，實權掌握在鮑羅廷和羅易手中。
一再提示警惕蔣介石要反共
第一次暴動失敗後第二天，中共上海區委就總結經驗，區委書記羅亦農說：「這次我們認識資產階級毫無力量，不要把他們力量看大。以後上海的運動，應很堅決的認定隻有工人階級可以主動，否則一無所有。以後特別要認定自己為一切的中心」，「以自己為主體」。[31]這個方針成了陳獨秀黨中央指導以後兩次暴動的指導思想。遠東局在事實教訓麵前，也不得不違背莫斯科指示，默認這個方針，放棄讓資產階級國民黨領導暴動和掌握政權的計劃。
北伐的形勢發展很快。但是，隨著東路軍的勝利進軍，蔣介石的反共麵目也明顯地暴露出來。1927年初，他公然違抗國民黨中央遷都武漢的決定，扣留路過南昌（總司令部所在地）的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領導人，要求遷都南昌，以實現他以軍製黨的個人獨裁，製造了一場遷都之爭，在中共、鮑羅廷和宋慶齡等國民黨左派人士的堅決反擊下，蔣敗，但革命陣營的分裂公開化了，各種反動勢力都朝蔣走來。蔣與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地區大資產階級勢力甚至與奉係軍閥公開聯絡，相互勾結。2月21日，他在南昌行營舉行的總理紀念周上發表演說，公開叫嚷要「製裁」共產黨，驅逐鮑羅廷，推翻三大政策，並且唆使黨徒殺害江西省總工會副委員長陳贊賢，解散工農組織，殺出反共第一刀。接著，從九江、安慶，在北伐的同時，一路反共，殺到上海。
陳獨秀等共產黨人見此情形，怒不可遏，連續發表文章進行揭露和批判。
1月21日，陳獨秀借紀念列寧逝世三周年發表文章，對蔣介石與各方反動勢力勾結和革命形勢的危急做了充分的揭露：
「革命的中國！」列寧若到現在還活著，必然這樣歡呼。可是這裏有一個嚴重問題，即是：在革命的中國是否也會走到一種歷史的時期……一方麵因懼怕工農階級及其政黨的勢力漸漸增長，一方麵為帝國主義和國內黑暗勢力投機分子和平空氣所誘惑，遂至回頭和國內外黑暗、反動、右傾、一切不前進的勢力聯合起來，向前進的工農群眾進攻……以回復到不革命的中國，甚至造成反革命的中國？
接著，他列舉了報上刊登的帝國主義者、奉係軍閥、安福係、上海的買辦階級等所說的引誘蔣介石反共反蘇的話語和給予的一係列互利互惠的條件，驚問（實問蔣介石）：「國民黨領袖們將如何選擇？接受國內外黑暗反動派離散削弱南方革命勢力的提議呢，還是繼續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進而又說：
現在國民黨很危險的試驗時期又到了！所謂穩健派（自有中山先生革命運動以來，穩健派這個佳名，即反對革命者之稱），即是反俄、反共、反工農運動之右傾分子，是否占多數於國民黨，是否不受敵人軟化而與之握手提攜？這不獨是國民黨的政治生命所關，並且中國革命前途是否會因此中遭頓挫！[32]
過去中外學者在批判史達林時，都說隻有托洛茨基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前提出過警告，史達林被北伐的勝利沖昏頭腦，聽不進去！以上證明，比托洛茨基早三個月，陳獨秀已經用十分明白的語言，發出了這個警告。
2月16日，陳獨秀又以「實」為筆名發表文章不指名地批判蔣介石「和軍閥妥協便是間接和帝國主義妥協」，呼籲人們：「留心著，果有誰敢經過日本帝國主義之拉攏，而與北方軍閥妥協，以葬送革命！」[33]同期又以「獨秀」發表《張作霖宣言之解剖》，以張作霖聲稱「餘之起兵，非仇抗任何黨派，而專為剿滅過激主義，舍過激黨外，皆有商量之餘地」之宣言，呼應上文指出：張作霖「若隻望拿宣言勾結某一部分人，增加他的聲勢，這也是枉然的事；因為誰和他勾結，誰就變成了反革命而失敗」。[34]
結果，10月23日，上海工人倉促舉行第一次武裝暴動。當天就因夏超部隊被孫軍擊敗、鈕永建及其聯繫的起義部隊臨陣動搖，使工人陷於孤軍作戰而失敗。於是，傳統觀點又給陳獨秀加上一條「放棄革命領導權」的罪狀。其實，正如上述在暴動前一天（10月22日）維經斯基給莫斯科的電報所言，這次暴動把領導權讓給資產階級國民黨、建立資產階級為主體的政權，正是遠東局定的方針。陳獨秀隻是在上海區委會議上傳達了這個方針而已。維經斯基的電報稱：「南方軍隊最近取得的勝利使孫（傳芳）開始崩潰……反孫鬥爭正在上海廣泛展開，12個月前採取的在爭取商人和城市民主派自治的旗幟下將孫逐出上海的方針，實踐證明是正確的。不排除在最近幾天內成立由商人和國民黨組成的、主張正式或非正式承認國民政府的政權委員會。」[30]
維經斯基反對鮑羅廷在上層「玩弄權術」，而主張依靠國民黨左派為主，加上共產黨和工農的力量製蔣。殊不知國民黨左派十分軟弱，所以，他及遠東局的策略就夾在莫斯科與中共之間，力圖在兩者之間尋找平衡，而結果往往徒勞，不得不服從莫斯科，同時又同情並說服陳獨秀黨中央執行莫斯科的路線。
上述莫斯科對維經斯基的批評和懲罰，首先是在上海工人第一次暴動失敗後做出的。由於他最早看出了「利用蔣介石的策略反被蔣所利用的危險」，並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抵製，所以，他首先遭到整肅。大革命後期，特別是武漢時期，他實際上成了一個多餘的人，實權掌握在鮑羅廷和羅易手中。
一再提示警惕蔣介石要反共
第一次暴動失敗後第二天，中共上海區委就總結經驗，區委書記羅亦農說：「這次我們認識資產階級毫無力量，不要把他們力量看大。以後上海的運動，應很堅決的認定隻有工人階級可以主動，否則一無所有。以後特別要認定自己為一切的中心」，「以自己為主體」。[31]這個方針成了陳獨秀黨中央指導以後兩次暴動的指導思想。遠東局在事實教訓麵前，也不得不違背莫斯科指示，默認這個方針，放棄讓資產階級國民黨領導暴動和掌握政權的計劃。
北伐的形勢發展很快。但是，隨著東路軍的勝利進軍，蔣介石的反共麵目也明顯地暴露出來。1927年初，他公然違抗國民黨中央遷都武漢的決定，扣留路過南昌（總司令部所在地）的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領導人，要求遷都南昌，以實現他以軍製黨的個人獨裁，製造了一場遷都之爭，在中共、鮑羅廷和宋慶齡等國民黨左派人士的堅決反擊下，蔣敗，但革命陣營的分裂公開化了，各種反動勢力都朝蔣走來。蔣與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地區大資產階級勢力甚至與奉係軍閥公開聯絡，相互勾結。2月21日，他在南昌行營舉行的總理紀念周上發表演說，公開叫嚷要「製裁」共產黨，驅逐鮑羅廷，推翻三大政策，並且唆使黨徒殺害江西省總工會副委員長陳贊賢，解散工農組織，殺出反共第一刀。接著，從九江、安慶，在北伐的同時，一路反共，殺到上海。
陳獨秀等共產黨人見此情形，怒不可遏，連續發表文章進行揭露和批判。
1月21日，陳獨秀借紀念列寧逝世三周年發表文章，對蔣介石與各方反動勢力勾結和革命形勢的危急做了充分的揭露：
「革命的中國！」列寧若到現在還活著，必然這樣歡呼。可是這裏有一個嚴重問題，即是：在革命的中國是否也會走到一種歷史的時期……一方麵因懼怕工農階級及其政黨的勢力漸漸增長，一方麵為帝國主義和國內黑暗勢力投機分子和平空氣所誘惑，遂至回頭和國內外黑暗、反動、右傾、一切不前進的勢力聯合起來，向前進的工農群眾進攻……以回復到不革命的中國，甚至造成反革命的中國？
接著，他列舉了報上刊登的帝國主義者、奉係軍閥、安福係、上海的買辦階級等所說的引誘蔣介石反共反蘇的話語和給予的一係列互利互惠的條件，驚問（實問蔣介石）：「國民黨領袖們將如何選擇？接受國內外黑暗反動派離散削弱南方革命勢力的提議呢，還是繼續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進而又說：
現在國民黨很危險的試驗時期又到了！所謂穩健派（自有中山先生革命運動以來，穩健派這個佳名，即反對革命者之稱），即是反俄、反共、反工農運動之右傾分子，是否占多數於國民黨，是否不受敵人軟化而與之握手提攜？這不獨是國民黨的政治生命所關，並且中國革命前途是否會因此中遭頓挫！[32]
過去中外學者在批判史達林時，都說隻有托洛茨基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前提出過警告，史達林被北伐的勝利沖昏頭腦，聽不進去！以上證明，比托洛茨基早三個月，陳獨秀已經用十分明白的語言，發出了這個警告。
2月16日，陳獨秀又以「實」為筆名發表文章不指名地批判蔣介石「和軍閥妥協便是間接和帝國主義妥協」，呼籲人們：「留心著，果有誰敢經過日本帝國主義之拉攏，而與北方軍閥妥協，以葬送革命！」[33]同期又以「獨秀」發表《張作霖宣言之解剖》，以張作霖聲稱「餘之起兵，非仇抗任何黨派，而專為剿滅過激主義，舍過激黨外，皆有商量之餘地」之宣言，呼應上文指出：張作霖「若隻望拿宣言勾結某一部分人，增加他的聲勢，這也是枉然的事；因為誰和他勾結，誰就變成了反革命而失敗」。[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