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這個策略的精神十分明確：在北伐進行中，禁止開展工農群眾鬥爭，特別禁止進行工人奪取政權、農民奪取土地的革命運動，隻維護上層資產階級的聯合和政權。這與鮑羅廷推行的策略完全一致。所以，接著聯共政治局不僅不撤換鮑羅廷，還給鮑羅廷頒發「紅旗勳章」，進而改組遠東局，維經斯基被撤職，並置遠東局於鮑羅廷領導之下。[21]
這樣，就使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在北伐中的路線與莫斯科所要推行的路線發生嚴重衝突，而胳膊扭不過大腿，陳獨秀自然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關於這一點，維經斯基在下台前曾有深切的體會。
三二〇事件後，由於莫斯科認為事件是中共推行「左」傾路線造成的，陳獨秀又多次提出退出國民黨的主張，破壞莫斯科的基本路線，直接威脅到蘇俄在中國追求的利益。所以，在事件後，莫斯科採取了一係列措施加強對中共的控製。
第一，進一步強調中國革命必須服從蘇聯的利益，用布勃諾夫的話說：對中共，特別是「對廣州要給予更多的注意，把對它的領導工作與我們在全中國的政策結合起來」。[22]
第二，在上海成立共產國際遠東局。陳獨秀代表中共中央參加遠東局，遠東局主席維經斯基則參加中共中央和它的日常工作。中共代表「應定期向遠東局報告中央工作，必要時還應就主要的政治問題同遠東局預先進行協商」[23]。
這就意味著中共中央的任何重大決策和行動，必須經過遠東局批準，而遠東局必須請示莫斯科。如此實行僅一個月後，遠東局的工作報告承認：對中共中央「我們遠東局起了領導作用」，「變成中國黨的第二個中央，取代實際上的中央委員會，從而破壞黨的正常發展」；還發生「不經黨中央的事先決定就派俄國同誌到黨的地方組織工作」的情況。這樣的文字似乎是在做檢討，但並不想改，所以遠東局三個月工作總結還得意地說：中共中央「政治生活和活動中沒有一個問題不是在遠東局俄國同誌的參與下解決的」；「我們還要監督中共的軍事工作」。[24]
但是，他們很快認識到「中國的局勢複雜，遠東局……勝任不了它所肩負的任務」。他們發現陳獨秀在1926年7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的總結報告，有三點使他們「感到驚訝」。其中第一點，陳把「與左傾軍閥勾結在一起的民族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鬥爭」，當作「時局的基本特點」，而不是像他們和莫斯科那樣「滿足於對個別問題的回答」（即就事論事，甚至顛倒黑白地說蔣介石的挑釁是中共的「左」傾錯誤引起的）。這表明陳獨秀在某些問題上比遠東局高明，看到了鬥爭的實質是爭奪領導權。由此，他們甚至說莫斯科對中國情況「知之甚少」，自以為可以「在莫斯科領導遠東的工作也是十分錯誤的」。[25]
越俎代庖，不尊重中國共產黨，由此導致的後果反而教育了遠東局的一些領導人認識到莫斯科的路線有問題。特別是當時任遠東局書記的維經斯基，一直比較同情中共的困難處境，一度支持陳獨秀退出國民黨和變黨內合作為黨外聯合的主張。他認為「九二八指示」代表的莫斯科新路線，對於中共來說，存在自相矛盾的致命弱點。他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寫信抱怨說：既要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又要事事遷就國民黨；既要領導國民黨，爭取革命領導權，又不能擔任國民黨黨政軍的領導職務；「要實行領導但不能變成指揮、由自己（共產黨人）取代國民黨人，這是特別困難的」；「必須發展農民運動但同時又不破壞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國民黨「使用一些軍事領袖，而且也被這些領袖利用」，以致國共合作本來是要「使民主發展傾向取得勝利」，實際卻在走向軍事獨裁。
對此，維經斯基感嘆道：「中國的解放鬥爭是多麽的與眾不同，在這種鬥爭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麽的困難，一方麵要冒陷入機會主義的危險，另一方麵又要冒過左和破壞必要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危險」；了解了這些，「那麽就會明白，中共需要在何等令人難以置信的矛盾條件下進行工作」。[26]
維經斯基當時已經是一個得到過列寧讚賞的久經考驗的老布爾什維克。他在中國工作幾年後，竟有如此的認識和感慨，那麽，對於十分幼弱而又缺乏革命經驗的中國共產黨和陳獨秀來說，執行這樣一條自相矛盾的莫斯科路線，將會遇到怎樣難以克服的困難，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陳獨秀生來就具有挑戰困難和頑敵的品性，從北伐軍打到杭州開始，中共中央連續領導上海工人舉行了三次武裝暴動，一方麵固然是為了配合北伐軍的勝利進軍，另一方麵則更有抵製莫斯科、依靠自己力量革命之意；而第二、第三次武裝暴動，更是為了抵製蔣介石到上海反共的圖謀。因為這時，他已經基本上看清了蔣介石的反共麵目。
1926年9月1日，北上的北伐軍攻克漢口後，揮師東進，攻入江西，與在福建作戰的北伐軍同伐孫傳芳部隊。孫兩麵受敵，抽調各方主力投入江西戰場。上海防務空虛。同時，10月16日又傳來浙江省長夏超宣布獨立，並率部向上海進發。上海以虞洽卿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因與孫有矛盾（孫曾取消虞的上海商務幫辦、上海總商會會長等職）。「所以虞極反孫」，極希望共產黨幫助其「取得上海政權」。[27]曾在孫中山時期策劃過武裝起義的國民黨上海軍事特派員鈕永建活躍起來，「要工人幫助他，聽他的號令起來動作」，答應暴動成功後「保護工人」。[28]由中共上海區委出麵，組織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裝暴動。1983年公布的檔案材料說：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決定這次暴動「以商界（虞洽卿為代表的上海總商會——引者）為主體」，「以國民黨的鈕永建和吳稚暉（中央監察委員——引者）二人為主力」；在未來的市政府中「不反對資產階級為市民取得政權」，無產階級「不拿政權」；「我們隻須有人參加，不必要重要的地位，我們的目的隻在取得民眾之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29]當時鈕永建號稱有1000人（實際隻有100餘人），上海工人糾察隊也隻有200多人。
這樣，就使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在北伐中的路線與莫斯科所要推行的路線發生嚴重衝突，而胳膊扭不過大腿，陳獨秀自然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關於這一點，維經斯基在下台前曾有深切的體會。
三二〇事件後，由於莫斯科認為事件是中共推行「左」傾路線造成的，陳獨秀又多次提出退出國民黨的主張，破壞莫斯科的基本路線，直接威脅到蘇俄在中國追求的利益。所以，在事件後，莫斯科採取了一係列措施加強對中共的控製。
第一，進一步強調中國革命必須服從蘇聯的利益，用布勃諾夫的話說：對中共，特別是「對廣州要給予更多的注意，把對它的領導工作與我們在全中國的政策結合起來」。[22]
第二，在上海成立共產國際遠東局。陳獨秀代表中共中央參加遠東局，遠東局主席維經斯基則參加中共中央和它的日常工作。中共代表「應定期向遠東局報告中央工作，必要時還應就主要的政治問題同遠東局預先進行協商」[23]。
這就意味著中共中央的任何重大決策和行動，必須經過遠東局批準，而遠東局必須請示莫斯科。如此實行僅一個月後，遠東局的工作報告承認：對中共中央「我們遠東局起了領導作用」，「變成中國黨的第二個中央，取代實際上的中央委員會，從而破壞黨的正常發展」；還發生「不經黨中央的事先決定就派俄國同誌到黨的地方組織工作」的情況。這樣的文字似乎是在做檢討，但並不想改，所以遠東局三個月工作總結還得意地說：中共中央「政治生活和活動中沒有一個問題不是在遠東局俄國同誌的參與下解決的」；「我們還要監督中共的軍事工作」。[24]
但是，他們很快認識到「中國的局勢複雜，遠東局……勝任不了它所肩負的任務」。他們發現陳獨秀在1926年7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的總結報告，有三點使他們「感到驚訝」。其中第一點，陳把「與左傾軍閥勾結在一起的民族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鬥爭」，當作「時局的基本特點」，而不是像他們和莫斯科那樣「滿足於對個別問題的回答」（即就事論事，甚至顛倒黑白地說蔣介石的挑釁是中共的「左」傾錯誤引起的）。這表明陳獨秀在某些問題上比遠東局高明，看到了鬥爭的實質是爭奪領導權。由此，他們甚至說莫斯科對中國情況「知之甚少」，自以為可以「在莫斯科領導遠東的工作也是十分錯誤的」。[25]
越俎代庖，不尊重中國共產黨，由此導致的後果反而教育了遠東局的一些領導人認識到莫斯科的路線有問題。特別是當時任遠東局書記的維經斯基，一直比較同情中共的困難處境，一度支持陳獨秀退出國民黨和變黨內合作為黨外聯合的主張。他認為「九二八指示」代表的莫斯科新路線，對於中共來說，存在自相矛盾的致命弱點。他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寫信抱怨說：既要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又要事事遷就國民黨；既要領導國民黨，爭取革命領導權，又不能擔任國民黨黨政軍的領導職務；「要實行領導但不能變成指揮、由自己（共產黨人）取代國民黨人，這是特別困難的」；「必須發展農民運動但同時又不破壞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國民黨「使用一些軍事領袖，而且也被這些領袖利用」，以致國共合作本來是要「使民主發展傾向取得勝利」，實際卻在走向軍事獨裁。
對此，維經斯基感嘆道：「中國的解放鬥爭是多麽的與眾不同，在這種鬥爭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麽的困難，一方麵要冒陷入機會主義的危險，另一方麵又要冒過左和破壞必要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危險」；了解了這些，「那麽就會明白，中共需要在何等令人難以置信的矛盾條件下進行工作」。[26]
維經斯基當時已經是一個得到過列寧讚賞的久經考驗的老布爾什維克。他在中國工作幾年後，竟有如此的認識和感慨，那麽，對於十分幼弱而又缺乏革命經驗的中國共產黨和陳獨秀來說，執行這樣一條自相矛盾的莫斯科路線，將會遇到怎樣難以克服的困難，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陳獨秀生來就具有挑戰困難和頑敵的品性，從北伐軍打到杭州開始，中共中央連續領導上海工人舉行了三次武裝暴動，一方麵固然是為了配合北伐軍的勝利進軍，另一方麵則更有抵製莫斯科、依靠自己力量革命之意；而第二、第三次武裝暴動，更是為了抵製蔣介石到上海反共的圖謀。因為這時，他已經基本上看清了蔣介石的反共麵目。
1926年9月1日，北上的北伐軍攻克漢口後，揮師東進，攻入江西，與在福建作戰的北伐軍同伐孫傳芳部隊。孫兩麵受敵，抽調各方主力投入江西戰場。上海防務空虛。同時，10月16日又傳來浙江省長夏超宣布獨立，並率部向上海進發。上海以虞洽卿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因與孫有矛盾（孫曾取消虞的上海商務幫辦、上海總商會會長等職）。「所以虞極反孫」，極希望共產黨幫助其「取得上海政權」。[27]曾在孫中山時期策劃過武裝起義的國民黨上海軍事特派員鈕永建活躍起來，「要工人幫助他，聽他的號令起來動作」，答應暴動成功後「保護工人」。[28]由中共上海區委出麵，組織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裝暴動。1983年公布的檔案材料說：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決定這次暴動「以商界（虞洽卿為代表的上海總商會——引者）為主體」，「以國民黨的鈕永建和吳稚暉（中央監察委員——引者）二人為主力」；在未來的市政府中「不反對資產階級為市民取得政權」，無產階級「不拿政權」；「我們隻須有人參加，不必要重要的地位，我們的目的隻在取得民眾之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29]當時鈕永建號稱有1000人（實際隻有100餘人），上海工人糾察隊也隻有2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