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寄託於農民運動
陳獨秀把希望放在自己力量基礎上（特別是農民運動）的思想，表現在他10月17日給各級黨部的信中：
我們現在都已經喊出「從研究小團體到群眾的政黨」這一口號了；可是怎樣才能夠走到群眾的政黨呢？黨員數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個重要問題，當然，同時我們也不應忽略質量上的增加。
我們的黨，自然以工農黨員為柱石，然而除上海、武漢、津唐、香港四個工業區及山東湖南礦工各省路工外，別外多半是苦力及手工工人，近代產業工人實在不多，最大部分的中國領土是農民世界；尤其是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陝西、江西這些省份，都已經有了農民運動，我們的黨在這些省份應該喊出一個口號：「到農民中去！」
以上我的提議，希望各地各級黨部負責同誌都能夠經過很誠意的考慮而採納，切勿冷談的嘲笑我這是一個空想！[14]
接著在陳獨秀給11月5～6日給遠東局與中共中央聯席會議的材料《陳獨秀論農民問題》中，提出：「應當號召農民加入國民黨隊伍，以防止左派向右轉，並給它以力量來同右派進行鬥爭。」[15]
在這份材料中，陳獨秀提出了一個農民運動綱領，其中心內容是「減租減息」、農村政權歸農民，帶有農村自治的「民主」性質，應該說是比較積極的、溫和的、實事求是的。因此，略加修改後，被聯席會議通過。
為此，11月中旬，陳獨秀黨中央還特別成立了「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簡稱「中央農委」），任命毛澤東為書記，成員有彭湃、阮嘯仙、陸沉等七人。農委在漢口設立辦事處，指導湘、鄂、贛、豫、川各省農民運動，並開辦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培訓農運幹部。11月15日，中央局決議做出了《目前農運計劃》，指出：「在目前的狀況之下，農運發展應取集中的原則。全國除粵省外，應集中在湘、鄂、贛、豫四省發展。次則陝西、四川、廣西、福建、安徽、江蘇、浙江七省亦應以相當的力量去做」，並具體地指示了各省工作的重點地區與注意事項。[16]
過去，陳獨秀曾被指責為輕視農民的革命性，反對農民運動。這些檔案材料充分說明，這種指責是站不住腳的。甚至當時的農民運動領袖毛澤東也是陳獨秀黨中央培養起來的，陳一開始就把毛澤東放到中央農委書記的位置上。而當時進行農民運動的資歷最深、成績最大的是被譽為「農民大王」的彭湃。聯繫到中共三大前，陳獨秀點名調地方幹部毛澤東到中央出任其權力相當於委員長的中央秘書的事實，陳獨秀對毛澤東真是「情有獨鍾」。可以說毛澤東是陳獨秀最早相中的「千裏馬」。陳獨秀在大革命後期隻是反對毛澤東式的「過火的農民運動」和無法執行的莫斯科極左的農民運動綱領。
以上史實表明，陳獨秀在蔣介石獨裁勢頭無法抑製的情勢下，加強了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運動，特別是農民運動。這就出現了蔣介石軍事北伐與工農運動競爭的形勢。但由於起決定作用的莫斯科站在蔣的一邊，註定了共產黨工農運動必然失敗的命運。
同情陳獨秀的維經斯基「引火燒身」
總之，陳獨秀反對鮑羅廷、史達林在上層玩弄政治計謀，主張主要依靠工農進行光明正大的革命運動，保護民眾利益。這是他的優點，也是他的缺點。革命也好，戰爭也好，不應該拒絕計謀。當時史達林（鮑羅廷）與陳獨秀雙方都走入了一個誤區：把群眾運動與上層的鬥爭割裂開來；他們也不懂得北伐戰爭與民眾運動也是互動的。
如此看來，對待北伐戰爭和國民革命運動，實際上存在兩條路線、四種方法。兩條路線是：一條是史達林和鮑羅廷的路線，依靠蔣介石的單純的軍事北伐路線；另一條是陳獨秀和維經斯基（遠東局）的路線，在不反對北伐的條件下（因為北伐已經勝利展開），主要依靠工農運和動國民黨左派的路線。四種方法是：史達林的方法是利用（實為依靠）蔣介石到底，打到北京；鮑羅廷看出蔣在打下南昌後有反蘇反共傾向，開始在上層倒蔣；維經斯基主要依靠國民黨左派和中共，但為保護中共，主張以國民黨左派為主；陳獨秀在屢次退出國民黨、變黨內合作為黨外聯盟的主張被推翻後，反對鮑羅廷的策略，執行遠東局的方針，但對國民黨左派不太信任，主要以共產黨和工農運動的力量為主。就是說，他與遠東局之間也有差異。
盡管如此，維經斯基還是比較支持陳獨秀黨中央的方針。他在1926年9月22日和10月22日兩次寫信或致電莫斯科，以北伐勝利造成的工農民眾受壓製、蔣介石軍事獨裁傾向加強的危機為理由，批評鮑羅廷「三二〇」以來對國民黨上層「無條件退讓」和「投降」的策略，要求「撤換鮑羅廷」，並準備推動上海工人武裝暴動，爭取建立「商人和城市民主派（即國民黨左派——引者）」的政權，堅決發動農民「反對地主和豪紳」的鬥爭，並認為隻有堅決鬥爭，「才不會嚇跑國民黨左派和城市民主派」。[17]
維經斯基的這些信和電報，引起了史達林的震怒。因為三二〇事件對蔣介石的讓步正是史達林的政策，由此而產生的嚴重後果，也是史達林的一塊心病，在蘇聯國內嚴密封鎖，不使其成為聯共黨內托洛茨基反對派反對史達林的口實。維經斯基偏偏要觸動這塊心病，史達林自然不能容忍。此其一。其二，史達林被北伐的表麵勝利沖昏頭腦，認為自己的策略是完全正確和成功的，早在9月23日，北伐軍打到武昌時，他就在度假勝地索契歡呼「漢口將很快成為中國的莫斯科」。[18]所以，史達林先後在10月29日和11月11日主持聯共政治局會議做出決定，嚴詞拒絕維經斯基的主張和建議，批評他是「左的幻想」，說這種錯誤會嚇倒國民黨並「使它向右轉結成聯盟」；批評他「所建議的加劇反對中國資產階級和豪紳的鬥爭，在現階段為時過早和極其危險」；不準發動上海工人武裝暴動；批評發動農村鬥爭「會削弱國民黨的戰鬥力」。[19]1926年10月，共產國際甚至致電中共中央，指示在北伐軍占領上海以前，暫時不應當進行土地運動，[20]而這時兩湖地區的土地革命正進行得如火如荼。
陳獨秀把希望放在自己力量基礎上（特別是農民運動）的思想，表現在他10月17日給各級黨部的信中：
我們現在都已經喊出「從研究小團體到群眾的政黨」這一口號了；可是怎樣才能夠走到群眾的政黨呢？黨員數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個重要問題，當然，同時我們也不應忽略質量上的增加。
我們的黨，自然以工農黨員為柱石，然而除上海、武漢、津唐、香港四個工業區及山東湖南礦工各省路工外，別外多半是苦力及手工工人，近代產業工人實在不多，最大部分的中國領土是農民世界；尤其是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陝西、江西這些省份，都已經有了農民運動，我們的黨在這些省份應該喊出一個口號：「到農民中去！」
以上我的提議，希望各地各級黨部負責同誌都能夠經過很誠意的考慮而採納，切勿冷談的嘲笑我這是一個空想！[14]
接著在陳獨秀給11月5～6日給遠東局與中共中央聯席會議的材料《陳獨秀論農民問題》中，提出：「應當號召農民加入國民黨隊伍，以防止左派向右轉，並給它以力量來同右派進行鬥爭。」[15]
在這份材料中，陳獨秀提出了一個農民運動綱領，其中心內容是「減租減息」、農村政權歸農民，帶有農村自治的「民主」性質，應該說是比較積極的、溫和的、實事求是的。因此，略加修改後，被聯席會議通過。
為此，11月中旬，陳獨秀黨中央還特別成立了「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簡稱「中央農委」），任命毛澤東為書記，成員有彭湃、阮嘯仙、陸沉等七人。農委在漢口設立辦事處，指導湘、鄂、贛、豫、川各省農民運動，並開辦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培訓農運幹部。11月15日，中央局決議做出了《目前農運計劃》，指出：「在目前的狀況之下，農運發展應取集中的原則。全國除粵省外，應集中在湘、鄂、贛、豫四省發展。次則陝西、四川、廣西、福建、安徽、江蘇、浙江七省亦應以相當的力量去做」，並具體地指示了各省工作的重點地區與注意事項。[16]
過去，陳獨秀曾被指責為輕視農民的革命性，反對農民運動。這些檔案材料充分說明，這種指責是站不住腳的。甚至當時的農民運動領袖毛澤東也是陳獨秀黨中央培養起來的，陳一開始就把毛澤東放到中央農委書記的位置上。而當時進行農民運動的資歷最深、成績最大的是被譽為「農民大王」的彭湃。聯繫到中共三大前，陳獨秀點名調地方幹部毛澤東到中央出任其權力相當於委員長的中央秘書的事實，陳獨秀對毛澤東真是「情有獨鍾」。可以說毛澤東是陳獨秀最早相中的「千裏馬」。陳獨秀在大革命後期隻是反對毛澤東式的「過火的農民運動」和無法執行的莫斯科極左的農民運動綱領。
以上史實表明，陳獨秀在蔣介石獨裁勢頭無法抑製的情勢下，加強了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運動，特別是農民運動。這就出現了蔣介石軍事北伐與工農運動競爭的形勢。但由於起決定作用的莫斯科站在蔣的一邊，註定了共產黨工農運動必然失敗的命運。
同情陳獨秀的維經斯基「引火燒身」
總之，陳獨秀反對鮑羅廷、史達林在上層玩弄政治計謀，主張主要依靠工農進行光明正大的革命運動，保護民眾利益。這是他的優點，也是他的缺點。革命也好，戰爭也好，不應該拒絕計謀。當時史達林（鮑羅廷）與陳獨秀雙方都走入了一個誤區：把群眾運動與上層的鬥爭割裂開來；他們也不懂得北伐戰爭與民眾運動也是互動的。
如此看來，對待北伐戰爭和國民革命運動，實際上存在兩條路線、四種方法。兩條路線是：一條是史達林和鮑羅廷的路線，依靠蔣介石的單純的軍事北伐路線；另一條是陳獨秀和維經斯基（遠東局）的路線，在不反對北伐的條件下（因為北伐已經勝利展開），主要依靠工農運和動國民黨左派的路線。四種方法是：史達林的方法是利用（實為依靠）蔣介石到底，打到北京；鮑羅廷看出蔣在打下南昌後有反蘇反共傾向，開始在上層倒蔣；維經斯基主要依靠國民黨左派和中共，但為保護中共，主張以國民黨左派為主；陳獨秀在屢次退出國民黨、變黨內合作為黨外聯盟的主張被推翻後，反對鮑羅廷的策略，執行遠東局的方針，但對國民黨左派不太信任，主要以共產黨和工農運動的力量為主。就是說，他與遠東局之間也有差異。
盡管如此，維經斯基還是比較支持陳獨秀黨中央的方針。他在1926年9月22日和10月22日兩次寫信或致電莫斯科，以北伐勝利造成的工農民眾受壓製、蔣介石軍事獨裁傾向加強的危機為理由，批評鮑羅廷「三二〇」以來對國民黨上層「無條件退讓」和「投降」的策略，要求「撤換鮑羅廷」，並準備推動上海工人武裝暴動，爭取建立「商人和城市民主派（即國民黨左派——引者）」的政權，堅決發動農民「反對地主和豪紳」的鬥爭，並認為隻有堅決鬥爭，「才不會嚇跑國民黨左派和城市民主派」。[17]
維經斯基的這些信和電報，引起了史達林的震怒。因為三二〇事件對蔣介石的讓步正是史達林的政策，由此而產生的嚴重後果，也是史達林的一塊心病，在蘇聯國內嚴密封鎖，不使其成為聯共黨內托洛茨基反對派反對史達林的口實。維經斯基偏偏要觸動這塊心病，史達林自然不能容忍。此其一。其二，史達林被北伐的表麵勝利沖昏頭腦，認為自己的策略是完全正確和成功的，早在9月23日，北伐軍打到武昌時，他就在度假勝地索契歡呼「漢口將很快成為中國的莫斯科」。[18]所以，史達林先後在10月29日和11月11日主持聯共政治局會議做出決定，嚴詞拒絕維經斯基的主張和建議，批評他是「左的幻想」，說這種錯誤會嚇倒國民黨並「使它向右轉結成聯盟」；批評他「所建議的加劇反對中國資產階級和豪紳的鬥爭，在現階段為時過早和極其危險」；不準發動上海工人武裝暴動；批評發動農村鬥爭「會削弱國民黨的戰鬥力」。[19]1926年10月，共產國際甚至致電中共中央，指示在北伐軍占領上海以前，暫時不應當進行土地運動，[20]而這時兩湖地區的土地革命正進行得如火如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