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黨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黨，隨時都須準備武裝暴動的黨，在民族革命的進程中，應該參加武裝鬥爭的工作，助長進步的軍事勢力，摧毀反動的軍閥勢力，並漸次發展工農群眾的武裝勢力。
這次北伐開始後的重要會議，竟然根本不提北伐，也不製定對北伐的對策，完全是準備另一套共產黨武裝暴動的方案，把北伐戰爭讓給國民黨去進行。
陳獨秀對北伐戰爭消極，就來積極進行自己的「國民革命」，俗稱「大革命」。它的目標是要解放工農大眾；而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實際上就是單純的「北伐戰爭」，目標是打倒北洋政權。
7月12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第五次對於時局的主張》，與國民黨的北伐宣言唱反調，提出走國民會議的道路：「現在本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仍舊主張國民會議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道路。」國民會議的運動「是國民革命時代自始至終一切運動的骨幹」；並且為這一運動製定了一個23條「共同政綱」。[1]
北伐戰爭在當時被視為革命的武裝打倒軍閥的武裝。而陳獨秀黨中央卻高喊什麽召開國民會議來解決國是，真是牛頭不對馬嘴，所以，很快被淹沒在北伐軍勝利的號角聲中了。但是，共產黨依靠民眾進行工農革命的原則不能變。於是，陳獨秀黨中央立即修正了自己的態度，首先，7月25日，讓中華全國總工會發表《對國民政府出師北伐宣言》，指出：「這次國民北伐軍北伐的成功和失敗，就是中國革命的勝利和失敗，與中國民眾痛苦的解除有極大的關係，所以……應該即刻下定自己的決心，極力的贊助國民革命軍，作國民革命軍的後盾，使之得到勝利。」[2]接著在31日，又發出《中央通告第一號》，一改原來對北伐悲觀的估計，承認「唐生智已占長沙，迫嶽陽……北伐軍大有長驅而下湘贛進窺武漢形勢」；「北伐軍之勝利，已喚起了全國革命民眾之注意，甚至影響到一部分小軍閥均有輸誠革命政府趨勢，所以我們可以說全國反赤潮流現已到一低落時期，而革命潮流則隨北伐軍之進展而上漲，廣東政府之北伐已成為全國民眾最注意的一個問題」。
其次，中共中央決定把北伐戰爭與國民會議運動結合起來，號召各地民眾積極響應北伐，贊助北伐的同時，組織「國民會議促成會」，在北伐勝利的地方，使之成為「市民會議、縣民會議的過渡機關，即對於地方政府成為當地人民的代議機關」。總之，建立解放民眾的民主製度：「從地方政治的直接爭鬥以匯合北伐革命的勢力，達到全國民眾的解放。」[3]
應該說，這是陳獨秀獨立自主製定的路線，體現了陳獨秀思想中一貫的「民主」理念。但是，這個策略生不逢時，與蔣介石追求的「軍事獨裁」目標不相容，而對中共起支配作用的莫斯科，見貌似強大的北洋軍閥如此不堪一擊，被自己低估的北伐軍如此勝利進軍，也一改原先反對北伐的方針，對中共的民眾運動和民主政權不感興趣，一心想靠有軍事實力的蔣介石快快打倒北洋政府。於是，陳獨秀的路子隻能是越走越窄，最後以失敗而告終。這時陳獨秀正當壯年，又有最美好的理想——建立民主共和國，但是，卻成了他一生中最窩囊的年代。這裏有一個重要的認識問題：那時是革命潮流向上時期，陳獨秀不可能認識到，暴力革命的結果，往往是以暴易暴，很難產生民主政權。蔣介石等軍閥決不允許自己打下的地盤上，建立什麽共產黨領導的民眾政權。
同時，陳獨秀起先明確反對北伐，現在又連發指示擁護北伐，雖然轉變得較委婉，但始終沒有做坦率的自我批評。鄭超麟評論說：這樣，在幹部中，「對陳獨秀的領袖地位是很大的打擊。張國燾認為，當初不是我錯了，是陳獨秀錯了。瞿秋白也是這樣認為的」。[4]
在汪、蔣之間
陳獨秀一旦確定了自己的路線，就立即行動起來。在7月31日發出的《中央通告第一號》中，分別對廣東根據地、湖北、江西等戰爭地區及東南與北方非戰地區做出了不同的工作指示，總的精神是，「提出我們獨立的政治主張，而不可籠統的宣傳北伐」，即在北伐中要「保護民眾利益」，「要求政權的民主主義化」。因為，這時的廣東和北伐軍占領區內，已經出現了陳獨秀擔心的情況，維經斯基為首的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一份調查報告有以下記錄。
張太雷說：北伐前廣東農民運動有較廣泛的開展，北伐後，藉口籌措軍費，「在農民中強製分攤債券。誰不購買，就說他是反革命，說他反對北伐。當地的市政府官員成立了新的警察局，實際上是反對農民的。廣州的縣長（宋子文）為了支持豪紳到處安插自己的親信。到處對農民發起攻勢，或許不起義的農民運動就會被擊潰」。
關守森（音，廣東區委組織部長）說：「在北伐的藉口下，他們想取消結社的自由」；「東部地區衛戍司令下令禁止成立農會。他宣布，他將把反對當地市政官員的行動作為反對國民政府的行動，作為反革命予以懲處」。
彭湃說：「在汕頭，蔣介石的走卒何軍長（何應欽）在工人代表大會上以蔣介石的名義發表演說，在北伐期間，罷工就是反革命。」
總之，正如參加這次調查的鮑羅廷也承認：「這次北伐使蔣介石發動的政變（指三二〇事件、五一五事件——引者）以及作為這一政變內容的整個軍事獨裁傾向神聖化了。」[5]
這次北伐開始後的重要會議，竟然根本不提北伐，也不製定對北伐的對策，完全是準備另一套共產黨武裝暴動的方案，把北伐戰爭讓給國民黨去進行。
陳獨秀對北伐戰爭消極，就來積極進行自己的「國民革命」，俗稱「大革命」。它的目標是要解放工農大眾；而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實際上就是單純的「北伐戰爭」，目標是打倒北洋政權。
7月12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第五次對於時局的主張》，與國民黨的北伐宣言唱反調，提出走國民會議的道路：「現在本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仍舊主張國民會議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道路。」國民會議的運動「是國民革命時代自始至終一切運動的骨幹」；並且為這一運動製定了一個23條「共同政綱」。[1]
北伐戰爭在當時被視為革命的武裝打倒軍閥的武裝。而陳獨秀黨中央卻高喊什麽召開國民會議來解決國是，真是牛頭不對馬嘴，所以，很快被淹沒在北伐軍勝利的號角聲中了。但是，共產黨依靠民眾進行工農革命的原則不能變。於是，陳獨秀黨中央立即修正了自己的態度，首先，7月25日，讓中華全國總工會發表《對國民政府出師北伐宣言》，指出：「這次國民北伐軍北伐的成功和失敗，就是中國革命的勝利和失敗，與中國民眾痛苦的解除有極大的關係，所以……應該即刻下定自己的決心，極力的贊助國民革命軍，作國民革命軍的後盾，使之得到勝利。」[2]接著在31日，又發出《中央通告第一號》，一改原來對北伐悲觀的估計，承認「唐生智已占長沙，迫嶽陽……北伐軍大有長驅而下湘贛進窺武漢形勢」；「北伐軍之勝利，已喚起了全國革命民眾之注意，甚至影響到一部分小軍閥均有輸誠革命政府趨勢，所以我們可以說全國反赤潮流現已到一低落時期，而革命潮流則隨北伐軍之進展而上漲，廣東政府之北伐已成為全國民眾最注意的一個問題」。
其次，中共中央決定把北伐戰爭與國民會議運動結合起來，號召各地民眾積極響應北伐，贊助北伐的同時，組織「國民會議促成會」，在北伐勝利的地方，使之成為「市民會議、縣民會議的過渡機關，即對於地方政府成為當地人民的代議機關」。總之，建立解放民眾的民主製度：「從地方政治的直接爭鬥以匯合北伐革命的勢力，達到全國民眾的解放。」[3]
應該說，這是陳獨秀獨立自主製定的路線，體現了陳獨秀思想中一貫的「民主」理念。但是，這個策略生不逢時，與蔣介石追求的「軍事獨裁」目標不相容，而對中共起支配作用的莫斯科，見貌似強大的北洋軍閥如此不堪一擊，被自己低估的北伐軍如此勝利進軍，也一改原先反對北伐的方針，對中共的民眾運動和民主政權不感興趣，一心想靠有軍事實力的蔣介石快快打倒北洋政府。於是，陳獨秀的路子隻能是越走越窄，最後以失敗而告終。這時陳獨秀正當壯年，又有最美好的理想——建立民主共和國，但是，卻成了他一生中最窩囊的年代。這裏有一個重要的認識問題：那時是革命潮流向上時期，陳獨秀不可能認識到，暴力革命的結果，往往是以暴易暴，很難產生民主政權。蔣介石等軍閥決不允許自己打下的地盤上，建立什麽共產黨領導的民眾政權。
同時，陳獨秀起先明確反對北伐，現在又連發指示擁護北伐，雖然轉變得較委婉，但始終沒有做坦率的自我批評。鄭超麟評論說：這樣，在幹部中，「對陳獨秀的領袖地位是很大的打擊。張國燾認為，當初不是我錯了，是陳獨秀錯了。瞿秋白也是這樣認為的」。[4]
在汪、蔣之間
陳獨秀一旦確定了自己的路線，就立即行動起來。在7月31日發出的《中央通告第一號》中，分別對廣東根據地、湖北、江西等戰爭地區及東南與北方非戰地區做出了不同的工作指示，總的精神是，「提出我們獨立的政治主張，而不可籠統的宣傳北伐」，即在北伐中要「保護民眾利益」，「要求政權的民主主義化」。因為，這時的廣東和北伐軍占領區內，已經出現了陳獨秀擔心的情況，維經斯基為首的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一份調查報告有以下記錄。
張太雷說：北伐前廣東農民運動有較廣泛的開展，北伐後，藉口籌措軍費，「在農民中強製分攤債券。誰不購買，就說他是反革命，說他反對北伐。當地的市政府官員成立了新的警察局，實際上是反對農民的。廣州的縣長（宋子文）為了支持豪紳到處安插自己的親信。到處對農民發起攻勢，或許不起義的農民運動就會被擊潰」。
關守森（音，廣東區委組織部長）說：「在北伐的藉口下，他們想取消結社的自由」；「東部地區衛戍司令下令禁止成立農會。他宣布，他將把反對當地市政官員的行動作為反對國民政府的行動，作為反革命予以懲處」。
彭湃說：「在汕頭，蔣介石的走卒何軍長（何應欽）在工人代表大會上以蔣介石的名義發表演說，在北伐期間，罷工就是反革命。」
總之，正如參加這次調查的鮑羅廷也承認：「這次北伐使蔣介石發動的政變（指三二〇事件、五一五事件——引者）以及作為這一政變內容的整個軍事獨裁傾向神聖化了。」[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