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730頁。
[21]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743、744頁。
[22] 「方朔」，即漢代大臣東方朔，傳說以怪異的方式推進改革而聞名。「鱸魚」「歸去」，指的是西晉大司馬張翰因不滿朝政，提出辭官回家鄉蘇州吃鱸魚去。
[23]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黨對國民黨的關係》，1943年春，《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112～124頁。
[24]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590頁。
[25] 《維爾德給維經斯基的信》，《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613頁。
[26]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612～614頁。
[27]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18頁。
[28]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82、85頁。
[29]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30]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31] 參見蔣介石《晚宴退出第一軍黨代表及cp官長並講經過情形》，毛思誠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八編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陳孚木《國民黨三大秘案》連載之三，《熱風》第70期。陳孚木當時為國民政府監察委員。陳公博：《苦笑錄》第75頁，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0；《歐陽鍾報告》及《歐陽鍾供詞》，1926年3月3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32]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第307頁。
[33] 《關於1924年至26年黨對國民黨的關係》，《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20頁。
[34] 《蔣介石日記類抄·黨政》，1926年3月2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35] 參見《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162～171頁。
[36]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第99、100頁。
[37] 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第5頁。
[38] 《廣州事變之研究》《中國革命勢力統一政策與廣州事變》，《嚮導》第147期，1926年4月3日。
[39] 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第6、7、8頁。
[40] 《史達林在莫斯科黨組織積極分子會議上的講話》，1927年4月5日。這個講話由於很快被蔣介石的「四一二」政變所嘲弄，沒有見報。南斯拉夫共產黨員武約維奇的當場記錄刊於托洛茨基著《中國革命問題》，紐約，1932，第389～390頁。
[41] 《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23頁。
[42] 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第8頁。
[43] 《鮑羅廷給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162～171頁。
[44] 《蔣介石日記類抄·軍務》，1926年6月3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45] 《蔣介石同留守後方將領們會見時的談話》，1926年7月26日；《鮑羅廷與蔣介石的談話記錄》附言，《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365頁。
[46] 陳獨秀等最早成立的托派小組織機關報《無產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
[47]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使團關於對廣州政治關係和黨派關係調查結果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439頁。
[48]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98～99頁。
[49]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第81頁。
[50]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742頁。
[51] 以上分見《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241、268頁。
[52]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303頁。
[53]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301頁。
[54]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317頁。
[55]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320頁。
[56] 《維經斯基給加拉罕的信》，《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309頁。
[57] 《嚮導》第161期，1926年7月7日。
[58] 《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1926年2月15日、17日於北京，《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147、120、140頁。
[59] 《鮑羅廷在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委員會會晤時的講話》，1926年8月9日於廣州，《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369頁。
[60] 《中央局報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第79～80頁。
[61] 《嚮導》第171期。
[62] 參見《李立三黨史報告》，1930年2月1日。
[63] 《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24頁。
九 大革命中的奮鬥與無奈（上·1926）
在北伐中追求的目標
由國共合作進行的「國民革命」，是從1924年1月的國民黨一大開始的。共產黨一般稱其為「第一次大革命」。後來由於北伐戰爭的順利開展，廣大工農群眾參加大革命，遂將革命推向高潮。但由於國共兩黨追求的目標不同，革命一開始就埋下了分裂的種子，存在兩條路線和兩種命運。因為國民黨的目標是追求新軍閥代替舊軍閥，共產黨的目標是追求人民的解放，至少在當時，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是懷著這種純潔而崇高的理想。他們希望北伐戰爭能朝著這個目標發展，但是他們沒有實現這個目標的實力，雖然，這一點，當時他們是不可能意識到的。或者即使意識到，也由於黨的綱領所定，隻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理想主義者往往隻見遙遠的目標，不考慮當前的實際。上述在北伐開始後召開的由陳獨秀主持、維經斯基參加的中共四屆三中全會還在做這樣的決議：
[21]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743、744頁。
[22] 「方朔」，即漢代大臣東方朔，傳說以怪異的方式推進改革而聞名。「鱸魚」「歸去」，指的是西晉大司馬張翰因不滿朝政，提出辭官回家鄉蘇州吃鱸魚去。
[23]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黨對國民黨的關係》，1943年春，《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112～124頁。
[24]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590頁。
[25] 《維爾德給維經斯基的信》，《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613頁。
[26]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612～614頁。
[27]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18頁。
[28]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82、85頁。
[29]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30]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31] 參見蔣介石《晚宴退出第一軍黨代表及cp官長並講經過情形》，毛思誠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八編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陳孚木《國民黨三大秘案》連載之三，《熱風》第70期。陳孚木當時為國民政府監察委員。陳公博：《苦笑錄》第75頁，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0；《歐陽鍾報告》及《歐陽鍾供詞》，1926年3月3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32]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第307頁。
[33] 《關於1924年至26年黨對國民黨的關係》，《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20頁。
[34] 《蔣介石日記類抄·黨政》，1926年3月2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35] 參見《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162～171頁。
[36]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第99、100頁。
[37] 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第5頁。
[38] 《廣州事變之研究》《中國革命勢力統一政策與廣州事變》，《嚮導》第147期，1926年4月3日。
[39] 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第6、7、8頁。
[40] 《史達林在莫斯科黨組織積極分子會議上的講話》，1927年4月5日。這個講話由於很快被蔣介石的「四一二」政變所嘲弄，沒有見報。南斯拉夫共產黨員武約維奇的當場記錄刊於托洛茨基著《中國革命問題》，紐約，1932，第389～390頁。
[41] 《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23頁。
[42] 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第8頁。
[43] 《鮑羅廷給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162～171頁。
[44] 《蔣介石日記類抄·軍務》，1926年6月3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45] 《蔣介石同留守後方將領們會見時的談話》，1926年7月26日；《鮑羅廷與蔣介石的談話記錄》附言，《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365頁。
[46] 陳獨秀等最早成立的托派小組織機關報《無產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
[47]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使團關於對廣州政治關係和黨派關係調查結果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439頁。
[48]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98～99頁。
[49]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第81頁。
[50]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742頁。
[51] 以上分見《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241、268頁。
[52]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303頁。
[53]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301頁。
[54]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317頁。
[55]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320頁。
[56] 《維經斯基給加拉罕的信》，《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309頁。
[57] 《嚮導》第161期，1926年7月7日。
[58] 《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1926年2月15日、17日於北京，《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147、120、140頁。
[59] 《鮑羅廷在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委員會會晤時的講話》，1926年8月9日於廣州，《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369頁。
[60] 《中央局報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第79～80頁。
[61] 《嚮導》第171期。
[62] 參見《李立三黨史報告》，1930年2月1日。
[63] 《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24頁。
九 大革命中的奮鬥與無奈（上·1926）
在北伐中追求的目標
由國共合作進行的「國民革命」，是從1924年1月的國民黨一大開始的。共產黨一般稱其為「第一次大革命」。後來由於北伐戰爭的順利開展，廣大工農群眾參加大革命，遂將革命推向高潮。但由於國共兩黨追求的目標不同，革命一開始就埋下了分裂的種子，存在兩條路線和兩種命運。因為國民黨的目標是追求新軍閥代替舊軍閥，共產黨的目標是追求人民的解放，至少在當時，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是懷著這種純潔而崇高的理想。他們希望北伐戰爭能朝著這個目標發展，但是他們沒有實現這個目標的實力，雖然，這一點，當時他們是不可能意識到的。或者即使意識到，也由於黨的綱領所定，隻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理想主義者往往隻見遙遠的目標，不考慮當前的實際。上述在北伐開始後召開的由陳獨秀主持、維經斯基參加的中共四屆三中全會還在做這樣的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