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陳獨秀對北伐戰爭的發展更加警惕，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在工農民眾運動上，企望以工農運動的力量戰勝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勢力。但是，一心想利用蔣介石進行投機的史達林和鮑羅廷，醉心於在上層玩弄權術，不支持中共領導的工農運動，他們隻要求工農民眾做北伐軍的帶路、偵察、修工事、救護傷員等苦力的工作，不允許他們武裝起來，更不允許進行武裝暴動奪取地方政權。北伐開始時，鮑羅廷甚至公開對陳獨秀說：「現在是共產黨應為國民黨當苦力的時代」，「我們應將所有的力量幫助並擁護蔣介石的軍事獨裁」。[6]鮑羅廷為中共規定的任務是：「應當集中精力在工會和農民當中做工作。共產黨人應當知道，蔣介石現在在前線作戰，在完成巨大的革命工作，對我們來說沒有問題要支持蔣介石。他們應該對北伐完全放心。」[7]進入9月份後，由於蔣介石的反動麵目逐漸暴露，再加上唐生智率領的第四、六、七軍在湖南、湖北戰場上的節節勝利，實力迅速增長，而蔣介石率領的第一、二、三軍在江西戰場上屢屢失利，威望下降，於是，鮑羅廷為雪恥加緊進行所謂「迎汪抑蔣」（把還在國外的汪精衛接回來）「以唐製蔣」活動。這種活動得到了國民黨左派、非蔣係軍官及共產黨內不少人的支持。
蔣介石鑑於「反蔣迎汪空氣異常濃厚」，「自覺自己地位之危險」，派人到上海請陳獨秀和維經斯基赴武漢，「請c.p.勿贊成汪回」，以「維持他總司令的地位」。執著於民眾革命和國民會議運動、光明磊落、書生氣十足的陳獨秀，不屑於鮑羅廷的謀略，向蔣介石表示中共中央的態度是：「我們贊成汪回」，但有三個條件：「1.是汪蔣合作，不是迎汪倒蔣；2.仍保持蔣之軍事首領總司令地位，愈加充實蔣之實力，作更遠大的發展，決不主張別的軍人擁汪以助小軍閥倒蔣；3.不主張推翻整理黨務案。」[8]對於蔣、唐關係，陳獨秀黨中央對黨內的指示是：「我們現時對於蔣、唐的衝突不去助長，也不去消滅，隻維持其平衡，在這個平衡中，還可逼他們多做點革命工作。」[9]
這就把鮑羅廷和中共廣東區委原定的在北伐中「來一個我們的三二〇，打倒蔣介石」的設想，完全否定了。陳獨秀為什麽採取這樣的方針，除了莫斯科不允許在北伐勝利聲中倒蔣之外，他認為國民黨中的其他人並不一定比蔣好，正如他過去一貫反對孫中山北伐取「聯甲倒乙」方針一樣；另外還想給蔣介石一個回頭的機會，因為對於蔣介石這個人，不僅陳獨秀，包括全黨和共產國際，的確還看不透。而陳獨秀的根本思想還是把希望放在共產黨和工農的力量上，不論是北伐，還是革命。所以，陳獨秀黨中央發出一係列指示，向黨內進行解釋。
9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第十七號通告，指出：「迎汪絕不是就要倒蔣，在現時內外情勢之下，採取此政策是很危險的：一動搖了北伐的局麵，二繼蔣之軍事首領不見得比蔣好……（我們）主要是要產生一個左派的政綱（對工農政策實施的政綱），為我們與左派合作的基礎，……如果蔣能執行左派政綱成為左派，我們亦可不堅持要汪回來。」[10]由此看出，陳獨秀對蔣還抱有幻想，反映了他常常動搖和妥協的弱點。
9月17日，中共中央致函廣東區委，通報16日中央局與共產國際遠東局聯席會議的結論：認為北伐後廣東政府勾結反動勢力摧殘工農學革命民眾，出路有三：一是迎汪倒蔣；二是汪蔣合作；三是使蔣成一個左派，執行左派政策。第一辦法太危險，第三辦法進行亦多困難，「比較最好的是取第二辦法」。[11]可見，「蔣汪合作」並對蔣介石抱有幻想，是遠東局的方針，歸根到底是莫斯科的方針，陳獨秀不過是奉命執行而已。
9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對於國民黨十月一日擴大會的意見》，揭露蔣介石突然提出遷移國民政府陰謀，企圖以軍挾政，要求「國民政府當注重各省自治權，各省組織自治政府，打破總司令的委任製度……減少軍事獨裁傾向」。[12]
同日發表的《中央局通告》，再次重申「汪蔣合作」「蔣唐平衡」，「將軍權和黨權分開，請汪精衛回粵，黨權交與汪精衛」，「仍保持蔣之軍事首領總司令地位」；強調：「照以上辦法，既迎合蔣好大喜功之心，又使他拋棄目前和汪的爭持，及各小軍閥間的權力或者不至衝突。以蔣現在所處之地位，或能接受我們這個忠告和主張。」通告最後重申陳獨秀《論國民政府北伐》的主要意思：「1.北伐隻是一種討伐北洋軍閥的軍事行動，不能代表中國民族之全部意義。2.防止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不能因北伐而犧牲民眾之自由利益。」[13]
其實，由於北伐進展順利，史達林和鮑羅廷越來越信任蔣介石，所謂的「利用」，變成了「依賴」。因此到11月，鮑羅廷及其影響下的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加倫、中共廣東區委和兩湖的中共黨組織，放棄了當初「以唐製蔣」的策略，改成「扶蔣抑唐」。為此，陳獨秀黨中央在9月11日專門致函廣東區委，批評他們受了蔣介石的影響，意在「扶蔣抑唐」是「非常之大的錯誤」。不久即證明，陳獨秀的預言是多麽的正確，他始終對北伐的勝利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對蔣介石的用心保持著一定的警惕，雖然在一定時間內還看不清他的真麵目。
蔣介石鑑於「反蔣迎汪空氣異常濃厚」，「自覺自己地位之危險」，派人到上海請陳獨秀和維經斯基赴武漢，「請c.p.勿贊成汪回」，以「維持他總司令的地位」。執著於民眾革命和國民會議運動、光明磊落、書生氣十足的陳獨秀，不屑於鮑羅廷的謀略，向蔣介石表示中共中央的態度是：「我們贊成汪回」，但有三個條件：「1.是汪蔣合作，不是迎汪倒蔣；2.仍保持蔣之軍事首領總司令地位，愈加充實蔣之實力，作更遠大的發展，決不主張別的軍人擁汪以助小軍閥倒蔣；3.不主張推翻整理黨務案。」[8]對於蔣、唐關係，陳獨秀黨中央對黨內的指示是：「我們現時對於蔣、唐的衝突不去助長，也不去消滅，隻維持其平衡，在這個平衡中，還可逼他們多做點革命工作。」[9]
這就把鮑羅廷和中共廣東區委原定的在北伐中「來一個我們的三二〇，打倒蔣介石」的設想，完全否定了。陳獨秀為什麽採取這樣的方針，除了莫斯科不允許在北伐勝利聲中倒蔣之外，他認為國民黨中的其他人並不一定比蔣好，正如他過去一貫反對孫中山北伐取「聯甲倒乙」方針一樣；另外還想給蔣介石一個回頭的機會，因為對於蔣介石這個人，不僅陳獨秀，包括全黨和共產國際，的確還看不透。而陳獨秀的根本思想還是把希望放在共產黨和工農的力量上，不論是北伐，還是革命。所以，陳獨秀黨中央發出一係列指示，向黨內進行解釋。
9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第十七號通告，指出：「迎汪絕不是就要倒蔣，在現時內外情勢之下，採取此政策是很危險的：一動搖了北伐的局麵，二繼蔣之軍事首領不見得比蔣好……（我們）主要是要產生一個左派的政綱（對工農政策實施的政綱），為我們與左派合作的基礎，……如果蔣能執行左派政綱成為左派，我們亦可不堅持要汪回來。」[10]由此看出，陳獨秀對蔣還抱有幻想，反映了他常常動搖和妥協的弱點。
9月17日，中共中央致函廣東區委，通報16日中央局與共產國際遠東局聯席會議的結論：認為北伐後廣東政府勾結反動勢力摧殘工農學革命民眾，出路有三：一是迎汪倒蔣；二是汪蔣合作；三是使蔣成一個左派，執行左派政策。第一辦法太危險，第三辦法進行亦多困難，「比較最好的是取第二辦法」。[11]可見，「蔣汪合作」並對蔣介石抱有幻想，是遠東局的方針，歸根到底是莫斯科的方針，陳獨秀不過是奉命執行而已。
9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對於國民黨十月一日擴大會的意見》，揭露蔣介石突然提出遷移國民政府陰謀，企圖以軍挾政，要求「國民政府當注重各省自治權，各省組織自治政府，打破總司令的委任製度……減少軍事獨裁傾向」。[12]
同日發表的《中央局通告》，再次重申「汪蔣合作」「蔣唐平衡」，「將軍權和黨權分開，請汪精衛回粵，黨權交與汪精衛」，「仍保持蔣之軍事首領總司令地位」；強調：「照以上辦法，既迎合蔣好大喜功之心，又使他拋棄目前和汪的爭持，及各小軍閥間的權力或者不至衝突。以蔣現在所處之地位，或能接受我們這個忠告和主張。」通告最後重申陳獨秀《論國民政府北伐》的主要意思：「1.北伐隻是一種討伐北洋軍閥的軍事行動，不能代表中國民族之全部意義。2.防止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不能因北伐而犧牲民眾之自由利益。」[13]
其實，由於北伐進展順利，史達林和鮑羅廷越來越信任蔣介石，所謂的「利用」，變成了「依賴」。因此到11月，鮑羅廷及其影響下的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加倫、中共廣東區委和兩湖的中共黨組織，放棄了當初「以唐製蔣」的策略，改成「扶蔣抑唐」。為此，陳獨秀黨中央在9月11日專門致函廣東區委，批評他們受了蔣介石的影響，意在「扶蔣抑唐」是「非常之大的錯誤」。不久即證明，陳獨秀的預言是多麽的正確，他始終對北伐的勝利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對蔣介石的用心保持著一定的警惕，雖然在一定時間內還看不清他的真麵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