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維經斯基遠東局沒有放棄，他們通過調查研究，在中國實際中尋找更有說服力的理由。他們很快發現一個嚴重的情況：蔣介石已經利用準備北伐向工農人民進攻了，他讓右派（葉楚傖）領導農民工作，「廣東開始了豪紳向農民的進攻時期」。在發給莫斯科的電報中，維經斯基著重指出：
（廣州政府的）管理權集中在蔣介石手裏，停止採取有利於農民的措施，這都便於準備北伐。為建立1000萬元的基金，增加了農民的捐稅，提前一年徵收了稅款，全部款項集中在總司令手中，500萬元收入中有450萬用於軍事預算……[55]
因此，維經斯基堅定地說：「在這種情況下，依我看，北伐必然遭到失敗。」[56]
這對於廣州的革命都要特別是共產黨來說是一個驚人的情況。原來，莫斯科與中共中央從一個根據——廣州政府內外危機——得出兩個截然不同的結論——北伐，對外發展；反對北伐，鞏固內部，互相拉鋸平衡。現在卻出現了一個重要的砝碼：蔣介石利用北伐加強獨裁，還加強對工農民眾的進攻。這個砝碼加在反對北伐一邊，平衡隨即被打破。陳獨秀在經過維經斯基耐心勸說後終於驚醒，倒向反對北伐一邊（後來維經斯基與鮑羅廷辯論時說：「陳的文章是在與我們長時間交談後寫的。」），並且立即行動。首先統一中共中央內部思想。於是出現了鄭超麟（當時任中央宣傳部幹事）回憶的情況：
某日，中共中央在宣傳部辦公室開會，討論北伐問題，陳獨秀反對北伐，彭述之附和；張國燾反對陳的意見，瞿秋白也擁護北伐。兩票對兩票。反覆辯論了幾次，最後，陳獨秀髮了脾氣，桌子一拍，張口大罵。張國燾不也回罵，默然了（這反映了陳的威望，也暴露了陳的簡單粗暴的作風——引者）。於是，通過了反對北伐的決議。
然後，7月7日，即國民革命軍北伐誓師前兩天，陳獨秀在中央機關報《嚮導》上發表了《論國民政府之北伐》。文章完全接受維經斯基所說的觀點，把兩種不同性質的北伐觀與解放人民的問題聯繫起來，揭露並反對在當時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進行蔣介石追求個人獨裁的反革命反人民的北伐，主張準備解放工農勞苦大眾的「革命軍事行動的北伐」。文章寫道：
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是各階級革命的民眾起來推翻帝國主義與軍閥自求解放：全民族經濟解放，尤其是解除一般農工平民迫切的困苦。
在軍閥統治之下的民眾，若誤認為北伐是推翻軍閥解放人民之唯一無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軍之到來，自己不努力進行革命工作，這便是大錯。這便和前代人民仰望弔民伐罪的王師是一樣，完全失了近代革命的意義。
再論到北伐軍之本身，必須他真是革命勢力向外發展，然後北伐才算是革命的軍事行動；若其中夾雜有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即有相當的成功，也隻是軍事投機之勝利，而不是革命的勝利。至於因北伐增籌戰費，而搜刮及於平民，因北伐而剝奪了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犧牲了革命之目的，連弔民伐罪的意義都沒有了。[57]
文章最後指出：「革命的北伐時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怎樣地防禦吳佩孚之南伐，防禦反赤軍勢力之擾害廣東，防禦廣東內部買辦、土豪、官僚、右派響應反赤。」
從中國革命的立場上來考察，陳獨秀這篇文章的觀點無疑是深刻的，看透了蔣介石急於北伐的用心，堅持了共產黨人堂堂正正的革命立場。後來北伐戰爭的實際進程，也證明陳獨秀的這個立場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歷史必定要走曲折的道路，北伐已經無可阻擋。
在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兩次事件中遭到沉重打擊和壓迫的鮑羅廷、中共廣東區委和國民黨反蔣派人士卻積極擁護北伐，他們想從北伐中擺脫身處的困境。為什麽這兩個事件對鮑羅廷也是一種打擊呢？因為，在中山艦事件發生前，鮑羅廷對其在中國兩年的工作成績十分自負，甚至在北京對來華將去廣州考察的布諾諾夫使團吹牛說：
當你們去廣州時，你們自己會確信，華南的思想勢力範圍乃是我們的影響。我們從那裏趕走了帝國主義，正是在帝國主義的中心趕走了帝國主義的影響。今後……還有什麽問題我們解決不了呢？一旦我們宣傳什麽，一旦我們提出什麽建議，人們就會很認真地聽取。我們在那裏已經不是外人，我們毛遂自薦，並將根據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決定，以極大的成功希望來加以貫徹執行。
在廣東幾乎沒有軍閥，沒有我們所理解的在中國其餘地區的那種軍閥……但毋庸置疑，這些軍隊的領導人已完全處在我們的影響之下。
在6個軍和6個軍長當中，可以認為有4個是完全可靠的。我們同他們未必有很大的誤會，他們當中蔣介石、譚延闓、吳鐵成（原文如此，應是李濟深，因為吳是警察局長，不是國民軍軍長——引者）和朱培德無可非議。[58]
可是蔣介石發動的三二〇事件，給了他一悶棍，徹底否定了他對廣州局勢樂觀的估計和對蔣介石「完全可靠」的評價。布勃諾夫對三二〇事件原因的分析和對蘇聯顧問的嚴厲批評，更是對鮑羅廷這段吹牛話語的最辛辣的諷刺。鮑羅廷在受此刺激和打擊後，決心對蔣進行報復，但他一是看不起中共和工農的力量，認為中共「沒有實力，不能同蔣介石及其政治方針作鬥爭」；二是看不起國民黨左派的力量，「並不認為有真正的國民黨左派」，於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北伐中蔣介石與其他軍事集團的矛盾衝突上，把革命變成單純的在上層「玩弄權術」，搞「陰謀詭計」。為此，他為北伐設計了這樣一條路線：「北伐在軍事上的勝利可以認為是有保證的」，但蔣介石和「保定派」（當時除蔣為軍長的第一軍軍官主要是黃埔軍校畢業生之外，其他各軍的軍官主要是保定軍校出身——引者）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在北伐勝利過程中，「保定派」必定壓倒蔣介石，從而「加速他在政治上的滅亡」[59]。
（廣州政府的）管理權集中在蔣介石手裏，停止採取有利於農民的措施，這都便於準備北伐。為建立1000萬元的基金，增加了農民的捐稅，提前一年徵收了稅款，全部款項集中在總司令手中，500萬元收入中有450萬用於軍事預算……[55]
因此，維經斯基堅定地說：「在這種情況下，依我看，北伐必然遭到失敗。」[56]
這對於廣州的革命都要特別是共產黨來說是一個驚人的情況。原來，莫斯科與中共中央從一個根據——廣州政府內外危機——得出兩個截然不同的結論——北伐，對外發展；反對北伐，鞏固內部，互相拉鋸平衡。現在卻出現了一個重要的砝碼：蔣介石利用北伐加強獨裁，還加強對工農民眾的進攻。這個砝碼加在反對北伐一邊，平衡隨即被打破。陳獨秀在經過維經斯基耐心勸說後終於驚醒，倒向反對北伐一邊（後來維經斯基與鮑羅廷辯論時說：「陳的文章是在與我們長時間交談後寫的。」），並且立即行動。首先統一中共中央內部思想。於是出現了鄭超麟（當時任中央宣傳部幹事）回憶的情況：
某日，中共中央在宣傳部辦公室開會，討論北伐問題，陳獨秀反對北伐，彭述之附和；張國燾反對陳的意見，瞿秋白也擁護北伐。兩票對兩票。反覆辯論了幾次，最後，陳獨秀髮了脾氣，桌子一拍，張口大罵。張國燾不也回罵，默然了（這反映了陳的威望，也暴露了陳的簡單粗暴的作風——引者）。於是，通過了反對北伐的決議。
然後，7月7日，即國民革命軍北伐誓師前兩天，陳獨秀在中央機關報《嚮導》上發表了《論國民政府之北伐》。文章完全接受維經斯基所說的觀點，把兩種不同性質的北伐觀與解放人民的問題聯繫起來，揭露並反對在當時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進行蔣介石追求個人獨裁的反革命反人民的北伐，主張準備解放工農勞苦大眾的「革命軍事行動的北伐」。文章寫道：
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是各階級革命的民眾起來推翻帝國主義與軍閥自求解放：全民族經濟解放，尤其是解除一般農工平民迫切的困苦。
在軍閥統治之下的民眾，若誤認為北伐是推翻軍閥解放人民之唯一無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軍之到來，自己不努力進行革命工作，這便是大錯。這便和前代人民仰望弔民伐罪的王師是一樣，完全失了近代革命的意義。
再論到北伐軍之本身，必須他真是革命勢力向外發展，然後北伐才算是革命的軍事行動；若其中夾雜有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即有相當的成功，也隻是軍事投機之勝利，而不是革命的勝利。至於因北伐增籌戰費，而搜刮及於平民，因北伐而剝奪了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犧牲了革命之目的，連弔民伐罪的意義都沒有了。[57]
文章最後指出：「革命的北伐時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怎樣地防禦吳佩孚之南伐，防禦反赤軍勢力之擾害廣東，防禦廣東內部買辦、土豪、官僚、右派響應反赤。」
從中國革命的立場上來考察，陳獨秀這篇文章的觀點無疑是深刻的，看透了蔣介石急於北伐的用心，堅持了共產黨人堂堂正正的革命立場。後來北伐戰爭的實際進程，也證明陳獨秀的這個立場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歷史必定要走曲折的道路，北伐已經無可阻擋。
在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兩次事件中遭到沉重打擊和壓迫的鮑羅廷、中共廣東區委和國民黨反蔣派人士卻積極擁護北伐，他們想從北伐中擺脫身處的困境。為什麽這兩個事件對鮑羅廷也是一種打擊呢？因為，在中山艦事件發生前，鮑羅廷對其在中國兩年的工作成績十分自負，甚至在北京對來華將去廣州考察的布諾諾夫使團吹牛說：
當你們去廣州時，你們自己會確信，華南的思想勢力範圍乃是我們的影響。我們從那裏趕走了帝國主義，正是在帝國主義的中心趕走了帝國主義的影響。今後……還有什麽問題我們解決不了呢？一旦我們宣傳什麽，一旦我們提出什麽建議，人們就會很認真地聽取。我們在那裏已經不是外人，我們毛遂自薦，並將根據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決定，以極大的成功希望來加以貫徹執行。
在廣東幾乎沒有軍閥，沒有我們所理解的在中國其餘地區的那種軍閥……但毋庸置疑，這些軍隊的領導人已完全處在我們的影響之下。
在6個軍和6個軍長當中，可以認為有4個是完全可靠的。我們同他們未必有很大的誤會，他們當中蔣介石、譚延闓、吳鐵成（原文如此，應是李濟深，因為吳是警察局長，不是國民軍軍長——引者）和朱培德無可非議。[58]
可是蔣介石發動的三二〇事件，給了他一悶棍，徹底否定了他對廣州局勢樂觀的估計和對蔣介石「完全可靠」的評價。布勃諾夫對三二〇事件原因的分析和對蘇聯顧問的嚴厲批評，更是對鮑羅廷這段吹牛話語的最辛辣的諷刺。鮑羅廷在受此刺激和打擊後，決心對蔣進行報復，但他一是看不起中共和工農的力量，認為中共「沒有實力，不能同蔣介石及其政治方針作鬥爭」；二是看不起國民黨左派的力量，「並不認為有真正的國民黨左派」，於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北伐中蔣介石與其他軍事集團的矛盾衝突上，把革命變成單純的在上層「玩弄權術」，搞「陰謀詭計」。為此，他為北伐設計了這樣一條路線：「北伐在軍事上的勝利可以認為是有保證的」，但蔣介石和「保定派」（當時除蔣為軍長的第一軍軍官主要是黃埔軍校畢業生之外，其他各軍的軍官主要是保定軍校出身——引者）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在北伐勝利過程中，「保定派」必定壓倒蔣介石，從而「加速他在政治上的滅亡」[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