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黨務案
——所謂「三次機會主義大讓步」之三
蔣介石在三二〇事件得手後，大喜過望，立即醞釀進一步打擊共產黨。在5月15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整理黨務案」：共產黨員在國民黨高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1/3，不得擔任國民政府中央部長，不得批評孫中山主義，交出加入國民黨的全部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名單。
此案當然也遭到中共中央的拒絕。這個史實，過去為了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也被長期埋沒，1975年彭述之在批駁張國燾謊言時，才揭露出來；周恩來也在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時，無意中作了旁證：黨中央派彭述之來指導出席國民黨二中全會的中共黨團，「在黨團會上，討論了接受不接受整理黨務案。彭述之引經據典地證明不能接受。問他不接受怎麽辦？他一點辦法也沒有」。[41]
其實，當時鮑羅廷已經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接受了蔣介石的要求，並且在彭述之組織的中共「特別委員會」上申述了與在三二〇事件上對蔣讓步一樣的理由。彭述之能有什麽辦法？此其一。其二，彭述之的辦法，就是陳獨秀黨中央的「反蔣計劃」和退出國民黨，實行兩黨黨外聯盟，[42]不能說「他一點辦法也沒有」。其三，即使他沒有辦法，亦不應把這次陳獨秀黨中央無權無法改變的莫斯科的讓步，作為「罪惡」都扣在陳獨秀一人身上！
蔣介石給莫斯科的交換條件是答應進一步打擊他們最害怕的廣東係右派，逮捕了吳鐵城（公安局長），趕走了孫科（原廣州市市長、孫中山之子，赴俄與共產國際接洽）和伍朝樞（廣州市長，離粵休假），傅秉常被免去海關監督及外交秘書職務，古應芬的內務部職務也將被撤銷。而這些也是蔣介石追求個人獨裁所需要的。鮑羅廷卻得意揚揚地向莫斯科匯報說，這樣處理「使右派蒙受了比共產黨人更大的損失……從右派手裏奪走了他們用來反對我們的武器」。[43]
這充分說明，蘇聯在這場交易中是如何為了他們的利益而犧牲中共利益的，而中共在鮑羅廷手中又怎樣成為他手中的一個籌碼的。
鮑羅廷又反過來再給蔣豐厚的回報，竭力動員蔣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蔣假意「惶愧力辭」時，鮑竟聲言蔣若不就總司令一職，他自己就要辭去總顧問一職。[44]
就這樣，通過這次交易，鮑、蔣二人的互相信任達到了別人無人替代的程度。蔣在北伐前夕，談到後方留守時，提到隻有兩人可以託付，除了張靜江，就是鮑羅廷，稱「自總理去世以來我們還沒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政治活動家」。[45]
綜上所述，所謂陳獨秀的三次「右傾機會主義讓步」，都是聯共、共產國際對蔣介石的讓步，陳獨秀中共中央曾經抵製，但是被否定了，進而出於組織紀律的原則，又不得不違心地服從。於是，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一批共產黨員如譚平山（組織部長）、林伯渠（農民部長）、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等，不得不全部辭職，而且緊接著應蔣的要求，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員也全部退出了學校（從此，該校成為專門培養蔣介石嫡係將領的基地）。而蔣介石則先後當上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軍事部長、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手控製了廣州的黨政軍大權，為共產黨在大革命中的徹底失敗，種下了總根。
所以，陳獨秀後來憤怒地指出：
我們主張準備獨立的軍事勢力和蔣介石對抗，特派彭述之同誌代表中央到廣州和國際代表麵商計劃。國際代表不贊成，並且還繼續極力武裝蔣介石，極力的主張我們應將所有的力量擁護蔣介石的軍事獨裁來鞏固廣州國民政府和進行北伐……這一時期是最嚴重的時期，具體的說是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公開的強迫無產階級服從它的領導與指揮的時期，是無產階級自己正式宣告投降資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甘心作它的附屬品之時期（國際代表公然說：「現在是共產黨應為國民黨當苦力的時代」）。黨到了這一時期，已經不是無產階級的黨，完全成了資產階級的極左派，而開始墮入機會主義的深淵了。
我在三月二十日事變後對國際報告中，陳述我個人的意見，主張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否則其勢必不能執行自己的獨立政策，獲得民眾的信任。國際見了我的報告，一麵在《真理報》上發表布哈林的論文，嚴厲的批評中共有退出國民黨的意見……一麵派遠東局部長吳廷康到中國來，矯正中共退出國民黨之傾向。那時，我又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46]
事後，連一位國際代表也承認：「整理黨務案」「是在蔣介石直接施加壓力情況下並且是在他的3月20日武裝示威之後通過的，不是根據同共產黨人的協議，而是為了反對他們而通過的」。[47]
可是陳獨秀沒有想到，後來的聯共和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恰恰把這三次讓步視為「右傾機會主義」反扣在陳獨秀一人頭上，成為中共黨史上的一個冤案。
經過這次「整理黨務案」事件後，陳獨秀再次向國際要求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變成黨外聯盟。他認為這時實行這種轉變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並將其寫進中共中央文件《中國共產黨為時局及與國民黨聯合戰線致中國國民黨書》中：本黨與貴黨「合作之方式，或為黨內合作或為黨外合作，原無固定之必要，因此政策之精神，實在團結革命勢力以抗帝國主義，凡足以達此目的者，即為適當之方法，原不拘於形式。然當本黨決定合作政策之初，曾商於貴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孫先生以為黨內合作，則兩黨之關係更為密切；本黨亦認為中國社會各階級力量之相互關係，現亦可適用此種合作方式，故毅然決定，令本黨黨員加入貴黨，同時，本黨與貴黨結政治上之聯盟……（但是）歷年以來，迭次引起黨內一些人之疑慮猜忌，致使為反動派所乘，散亂革命之陣線，故必須先在合作方式上有所改變，祛除一般無謂之疑忌」。[48]
——所謂「三次機會主義大讓步」之三
蔣介石在三二〇事件得手後，大喜過望，立即醞釀進一步打擊共產黨。在5月15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整理黨務案」：共產黨員在國民黨高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1/3，不得擔任國民政府中央部長，不得批評孫中山主義，交出加入國民黨的全部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名單。
此案當然也遭到中共中央的拒絕。這個史實，過去為了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也被長期埋沒，1975年彭述之在批駁張國燾謊言時，才揭露出來；周恩來也在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時，無意中作了旁證：黨中央派彭述之來指導出席國民黨二中全會的中共黨團，「在黨團會上，討論了接受不接受整理黨務案。彭述之引經據典地證明不能接受。問他不接受怎麽辦？他一點辦法也沒有」。[41]
其實，當時鮑羅廷已經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接受了蔣介石的要求，並且在彭述之組織的中共「特別委員會」上申述了與在三二〇事件上對蔣讓步一樣的理由。彭述之能有什麽辦法？此其一。其二，彭述之的辦法，就是陳獨秀黨中央的「反蔣計劃」和退出國民黨，實行兩黨黨外聯盟，[42]不能說「他一點辦法也沒有」。其三，即使他沒有辦法，亦不應把這次陳獨秀黨中央無權無法改變的莫斯科的讓步，作為「罪惡」都扣在陳獨秀一人身上！
蔣介石給莫斯科的交換條件是答應進一步打擊他們最害怕的廣東係右派，逮捕了吳鐵城（公安局長），趕走了孫科（原廣州市市長、孫中山之子，赴俄與共產國際接洽）和伍朝樞（廣州市長，離粵休假），傅秉常被免去海關監督及外交秘書職務，古應芬的內務部職務也將被撤銷。而這些也是蔣介石追求個人獨裁所需要的。鮑羅廷卻得意揚揚地向莫斯科匯報說，這樣處理「使右派蒙受了比共產黨人更大的損失……從右派手裏奪走了他們用來反對我們的武器」。[43]
這充分說明，蘇聯在這場交易中是如何為了他們的利益而犧牲中共利益的，而中共在鮑羅廷手中又怎樣成為他手中的一個籌碼的。
鮑羅廷又反過來再給蔣豐厚的回報，竭力動員蔣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蔣假意「惶愧力辭」時，鮑竟聲言蔣若不就總司令一職，他自己就要辭去總顧問一職。[44]
就這樣，通過這次交易，鮑、蔣二人的互相信任達到了別人無人替代的程度。蔣在北伐前夕，談到後方留守時，提到隻有兩人可以託付，除了張靜江，就是鮑羅廷，稱「自總理去世以來我們還沒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政治活動家」。[45]
綜上所述，所謂陳獨秀的三次「右傾機會主義讓步」，都是聯共、共產國際對蔣介石的讓步，陳獨秀中共中央曾經抵製，但是被否定了，進而出於組織紀律的原則，又不得不違心地服從。於是，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一批共產黨員如譚平山（組織部長）、林伯渠（農民部長）、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等，不得不全部辭職，而且緊接著應蔣的要求，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員也全部退出了學校（從此，該校成為專門培養蔣介石嫡係將領的基地）。而蔣介石則先後當上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軍事部長、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手控製了廣州的黨政軍大權，為共產黨在大革命中的徹底失敗，種下了總根。
所以，陳獨秀後來憤怒地指出：
我們主張準備獨立的軍事勢力和蔣介石對抗，特派彭述之同誌代表中央到廣州和國際代表麵商計劃。國際代表不贊成，並且還繼續極力武裝蔣介石，極力的主張我們應將所有的力量擁護蔣介石的軍事獨裁來鞏固廣州國民政府和進行北伐……這一時期是最嚴重的時期，具體的說是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公開的強迫無產階級服從它的領導與指揮的時期，是無產階級自己正式宣告投降資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甘心作它的附屬品之時期（國際代表公然說：「現在是共產黨應為國民黨當苦力的時代」）。黨到了這一時期，已經不是無產階級的黨，完全成了資產階級的極左派，而開始墮入機會主義的深淵了。
我在三月二十日事變後對國際報告中，陳述我個人的意見，主張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否則其勢必不能執行自己的獨立政策，獲得民眾的信任。國際見了我的報告，一麵在《真理報》上發表布哈林的論文，嚴厲的批評中共有退出國民黨的意見……一麵派遠東局部長吳廷康到中國來，矯正中共退出國民黨之傾向。那時，我又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46]
事後，連一位國際代表也承認：「整理黨務案」「是在蔣介石直接施加壓力情況下並且是在他的3月20日武裝示威之後通過的，不是根據同共產黨人的協議，而是為了反對他們而通過的」。[47]
可是陳獨秀沒有想到，後來的聯共和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恰恰把這三次讓步視為「右傾機會主義」反扣在陳獨秀一人頭上，成為中共黨史上的一個冤案。
經過這次「整理黨務案」事件後，陳獨秀再次向國際要求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變成黨外聯盟。他認為這時實行這種轉變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並將其寫進中共中央文件《中國共產黨為時局及與國民黨聯合戰線致中國國民黨書》中：本黨與貴黨「合作之方式，或為黨內合作或為黨外合作，原無固定之必要，因此政策之精神，實在團結革命勢力以抗帝國主義，凡足以達此目的者，即為適當之方法，原不拘於形式。然當本黨決定合作政策之初，曾商於貴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孫先生以為黨內合作，則兩黨之關係更為密切；本黨亦認為中國社會各階級力量之相互關係，現亦可適用此種合作方式，故毅然決定，令本黨黨員加入貴黨，同時，本黨與貴黨結政治上之聯盟……（但是）歷年以來，迭次引起黨內一些人之疑慮猜忌，致使為反動派所乘，散亂革命之陣線，故必須先在合作方式上有所改變，祛除一般無謂之疑忌」。[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