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個事件，傳統的中共黨史著述多引用張國燾提供的謊言，說是陳獨秀黨中央製定了對蔣讓步的「妥協政策」，並派張「趕赴廣州，查明事實真相，並執行這一妥協政策」，糾正廣東區委主張反擊的「左傾錯誤」。[36]
張國燾的說法本身就自相矛盾。陳獨秀黨中央難道是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就製定了對蔣讓步的「妥協政策」，然後再派他去「查明事實真相，並執行這一妥協政策」？所以，張國燾的回憶一發表，彭述之首先揭露他這個謊言，指出中共中央隻是派他去「查明事實真相」，並沒有派他去「執行妥協政策」。
實際情況是，上海的陳獨秀和中共中央對廣州發生的事件，起初隻從報紙上得到零星消息而對真相一無所知，因此除了對蔣介石的「反共政變」感到「震驚和惶惑，對蔣介石的態度，在一段時間內陷於遲疑莫決」。[37]等到3月底，布勃諾夫回國路過上海，陳獨秀才從其口中得到一些較為可靠的消息，並聽信了布的一麵之詞，在《嚮導》上發表文章，認為三二〇事件的策動者是「孫文主義學會為中心的國民黨右派」，意即與蔣介石無關，而蔣採取行動，是由於誤信共產派有倒蔣陰謀的謠言。在駁斥此謠言時，陳又說了這樣的話：「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柱石，共產黨若不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決不會採用這種破壞中國革命勢力統一的政策！誰破壞革命勢力統一，誰便是反革命！」[38]
這說明，當時陳獨秀對蔣介石的認識與廣東區委及俄國人一樣，還把蔣當作「左派」，不過是聽信了右派的謠言。其實，蔣介石是一個忠誠的國民黨員。他要捍衛的是國民黨的根本利益。開始時，他要爭取蘇聯援助和中共的支持，維持國共合作，打擊公開反共的國民黨元老派，被蘇聯和中共視為「左派」。待到蔣反蘇反共時，才把他視為「中派」和「右派」。這裏，蔣有一個由「假左」到「右」、由隱到顯的轉變過程，中共對其認識也有一個過程。這是正常現象。
但是，事情並不到此為止。本來，事件既然已經由布勃諾夫代表莫斯科最高當局處理完畢，中共中央也就隻有服從，無權改變了。問題就出在陳獨秀還不想完全盲從，對布的話還是不放心，想有一點獨立性，像過去對鮑羅廷那樣，了解事件的詳情，特別是了解廣東區委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對蔣介石的態度後，再做出自己獨立的判斷，採取自己的政策，以資補救。於是，他一麵決定派張國燾去廣州「查明事件真相」，一麵等待莫斯科的指示，陳獨秀甚至以個人的名義，再次提議「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
但是，張國燾去後，沒有及時回音，等到4月中旬，中共中央才收到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的詳細報告，立即製定了新的對蔣政策：
一、盡力團結國民黨左派，以便對抗蔣介石，並孤立他；二、在物質上和人力上加強國民革命軍二、六兩軍及其它左派隊伍，以便於必要時打擊蔣介石；三、盡可能擴充葉挺的部隊、省港罷工委員會指揮下的糾察隊和各地的農民武裝，使其為革命的基本隊伍。
為了實現這個計劃，中共中央決定在廣州成立特別委員會，其人選為彭述之、張國燾、譚平山（均中央委員）、陳延年、周恩來、張太雷（廣東省委員），並指定彭為特委書記，前赴廣州，組織特委，與鮑羅廷商討上述政策。
但是，當中共中央收到莫斯科電報告鮑羅廷4月底到達廣州，彭述之起身赴粵時，鮑羅廷已經先兩天返回廣州。他根據莫斯科的指示，否定了中共中央的反蔣計劃，認為「假使依照中央的決議去作，勢必退出國民黨」；而「這個退出國民黨的問題，是我們黨和國民黨合作的根本問題」，莫斯科是不能允許的。他「極力強調廣東局勢異常危險，很有可能發生右派（指吳鐵城、古應芬、伍朝樞等代表的廣東派）的反革命政變，意在暗示中共中央的反擊政策是不合時宜的」；「在當前局勢異常危險的威脅下，隻成立一個革命的獨裁，像法蘭西大革命中羅貝士比爾的革命獨裁一樣，才能打破右派的反革命陰謀，替革命開闢一條出路……蔣介石有很多嚴重的錯誤，但在現時的國民黨中，沒有人像他有力量有決心，足以打擊右派的反革命陰謀」。因此，「我們不得不對蔣作最大限度的讓步，承認他從三月二十日以來所取得的權力」。[39]
由此可見，鮑羅廷和布勃諾夫在執行莫斯科退讓路線上，出發點是一致的，把西山會議派為代表的老右派開除後還留剩的廣東係右派的威脅視為最大的危險，把克服這個危險的希望寄托在蔣介石的身上。所不同的是，這次鮑羅廷說出了對蔣的退讓隻是策略上的，是為了利用他「盡快進行北伐，將來北伐的進展，形勢會對我們有利的」。鮑羅廷就是以這個策略說服了最初主張反蔣的中共廣東區委的。史達林後來公開把這個策略比喻為「榨檸檬汁」，宣稱最後要把蔣介石「像一隻榨幹了的檸檬似的丟掉它」。[40]鮑羅廷、史達林這個策略的目的在於利用蔣介石打倒北洋政府，又使他不離開莫斯科的駕馭而成為反蘇勢力。其實他們對中共也是這個策略。不過陳獨秀經常鬧一點小脾氣，動不動要一點從中國革命利益出發的「獨立性」。對此，莫斯科用組織紀律和不給武器、少給經費以及所謂「中央委員會裏的多數」之類措施，很容易把他製服了。但是，蔣介石對蘇聯來了一個「反利用」，即利用莫斯科的金錢和武器壯大後「反戈一擊」，要置史達林和中共於死地。史達林有強大的蘇聯作作盾，輸掉一局無所謂，中共就不一樣了。在史達林與蔣介石之間利用和反利用的爭鬥中，夾在中間真正被雙方利用的、犧牲最大的是對中國革命滿懷忠誠而書生氣十足的陳獨秀及其領導下的年輕的共產黨人。
張國燾的說法本身就自相矛盾。陳獨秀黨中央難道是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就製定了對蔣讓步的「妥協政策」，然後再派他去「查明事實真相，並執行這一妥協政策」？所以，張國燾的回憶一發表，彭述之首先揭露他這個謊言，指出中共中央隻是派他去「查明事實真相」，並沒有派他去「執行妥協政策」。
實際情況是，上海的陳獨秀和中共中央對廣州發生的事件，起初隻從報紙上得到零星消息而對真相一無所知，因此除了對蔣介石的「反共政變」感到「震驚和惶惑，對蔣介石的態度，在一段時間內陷於遲疑莫決」。[37]等到3月底，布勃諾夫回國路過上海，陳獨秀才從其口中得到一些較為可靠的消息，並聽信了布的一麵之詞，在《嚮導》上發表文章，認為三二〇事件的策動者是「孫文主義學會為中心的國民黨右派」，意即與蔣介石無關，而蔣採取行動，是由於誤信共產派有倒蔣陰謀的謠言。在駁斥此謠言時，陳又說了這樣的話：「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柱石，共產黨若不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決不會採用這種破壞中國革命勢力統一的政策！誰破壞革命勢力統一，誰便是反革命！」[38]
這說明，當時陳獨秀對蔣介石的認識與廣東區委及俄國人一樣，還把蔣當作「左派」，不過是聽信了右派的謠言。其實，蔣介石是一個忠誠的國民黨員。他要捍衛的是國民黨的根本利益。開始時，他要爭取蘇聯援助和中共的支持，維持國共合作，打擊公開反共的國民黨元老派，被蘇聯和中共視為「左派」。待到蔣反蘇反共時，才把他視為「中派」和「右派」。這裏，蔣有一個由「假左」到「右」、由隱到顯的轉變過程，中共對其認識也有一個過程。這是正常現象。
但是，事情並不到此為止。本來，事件既然已經由布勃諾夫代表莫斯科最高當局處理完畢，中共中央也就隻有服從，無權改變了。問題就出在陳獨秀還不想完全盲從，對布的話還是不放心，想有一點獨立性，像過去對鮑羅廷那樣，了解事件的詳情，特別是了解廣東區委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對蔣介石的態度後，再做出自己獨立的判斷，採取自己的政策，以資補救。於是，他一麵決定派張國燾去廣州「查明事件真相」，一麵等待莫斯科的指示，陳獨秀甚至以個人的名義，再次提議「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
但是，張國燾去後，沒有及時回音，等到4月中旬，中共中央才收到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的詳細報告，立即製定了新的對蔣政策：
一、盡力團結國民黨左派，以便對抗蔣介石，並孤立他；二、在物質上和人力上加強國民革命軍二、六兩軍及其它左派隊伍，以便於必要時打擊蔣介石；三、盡可能擴充葉挺的部隊、省港罷工委員會指揮下的糾察隊和各地的農民武裝，使其為革命的基本隊伍。
為了實現這個計劃，中共中央決定在廣州成立特別委員會，其人選為彭述之、張國燾、譚平山（均中央委員）、陳延年、周恩來、張太雷（廣東省委員），並指定彭為特委書記，前赴廣州，組織特委，與鮑羅廷商討上述政策。
但是，當中共中央收到莫斯科電報告鮑羅廷4月底到達廣州，彭述之起身赴粵時，鮑羅廷已經先兩天返回廣州。他根據莫斯科的指示，否定了中共中央的反蔣計劃，認為「假使依照中央的決議去作，勢必退出國民黨」；而「這個退出國民黨的問題，是我們黨和國民黨合作的根本問題」，莫斯科是不能允許的。他「極力強調廣東局勢異常危險，很有可能發生右派（指吳鐵城、古應芬、伍朝樞等代表的廣東派）的反革命政變，意在暗示中共中央的反擊政策是不合時宜的」；「在當前局勢異常危險的威脅下，隻成立一個革命的獨裁，像法蘭西大革命中羅貝士比爾的革命獨裁一樣，才能打破右派的反革命陰謀，替革命開闢一條出路……蔣介石有很多嚴重的錯誤，但在現時的國民黨中，沒有人像他有力量有決心，足以打擊右派的反革命陰謀」。因此，「我們不得不對蔣作最大限度的讓步，承認他從三月二十日以來所取得的權力」。[39]
由此可見，鮑羅廷和布勃諾夫在執行莫斯科退讓路線上，出發點是一致的，把西山會議派為代表的老右派開除後還留剩的廣東係右派的威脅視為最大的危險，把克服這個危險的希望寄托在蔣介石的身上。所不同的是，這次鮑羅廷說出了對蔣的退讓隻是策略上的，是為了利用他「盡快進行北伐，將來北伐的進展，形勢會對我們有利的」。鮑羅廷就是以這個策略說服了最初主張反蔣的中共廣東區委的。史達林後來公開把這個策略比喻為「榨檸檬汁」，宣稱最後要把蔣介石「像一隻榨幹了的檸檬似的丟掉它」。[40]鮑羅廷、史達林這個策略的目的在於利用蔣介石打倒北洋政府，又使他不離開莫斯科的駕馭而成為反蘇勢力。其實他們對中共也是這個策略。不過陳獨秀經常鬧一點小脾氣，動不動要一點從中國革命利益出發的「獨立性」。對此，莫斯科用組織紀律和不給武器、少給經費以及所謂「中央委員會裏的多數」之類措施，很容易把他製服了。但是，蔣介石對蘇聯來了一個「反利用」，即利用莫斯科的金錢和武器壯大後「反戈一擊」，要置史達林和中共於死地。史達林有強大的蘇聯作作盾，輸掉一局無所謂，中共就不一樣了。在史達林與蔣介石之間利用和反利用的爭鬥中，夾在中間真正被雙方利用的、犧牲最大的是對中國革命滿懷忠誠而書生氣十足的陳獨秀及其領導下的年輕的共產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