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軍校中有一些自稱是孫文主義學會人，與在上海的西山會議派有聯繫，主張反蘇反共。他們看透了蔣介石的心思，1926年3月18日，乘一艘由上海到廣州的商輪因在海上被劫、停泊黃埔港要求保護之機，由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主任歐陽鍾（孫文主義學會骨幹、海軍軍官學校副校長歐陽格之侄）假稱「蔣校長命令」，通知海軍局代局長李之龍（共產黨員）調中山艦由廣州到黃埔「聽候差遣」。這時蔣介石不在黃埔而在省城。之後，又因聯共中央委員、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布勃諾夫率領的蘇聯使團要參觀中山艦，李之龍用電話請示蔣介石，可否調中山艦返省？蔣介石於是猜疑起來，認為自己沒有調令，卻調中山艦去了黃埔；而現在發現自己在省城，又把中山艦調回省城；隨即惶惶然聯想起孫文主義學會散布的「共產黨要幹（掉）他」、汪精衛要「趕走他」的傳言，認定此舉是要「強擄蔣介石去莫斯科受訓」的「陰謀」。蔣介石起初頗為躊躇，曾想離開廣州退到汕頭他所掌握的東征軍總指揮部，轉而與身邊親信密謀後決定，就地「反擊」。20日，他宣布廣州緊急戒嚴，逮捕李之龍，監視和軟禁第一軍黨代表周恩來等大批共產黨人，解除省港罷工委員會工人糾察隊武裝，包圍蘇聯領事館和蘇聯顧問住宅。史稱「中山艦事件」（又稱三二〇事件）。[31]
事件發生當天，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及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向蘇聯顧問團提議採取強硬方針，動員在廣東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到肇慶集中，依靠當地駐防的共產黨人葉挺獨立團的力量，爭取對蔣介石此舉極為不滿的第二、三、四、五、六各軍，通電反蔣，指責他違反黨紀國法，必須嚴辦，削其兵權，開除黨籍。[32]周恩來也回憶：「這時，譚延闓、程潛、李濟深都對蔣不滿」，「各軍都想同蔣介石幹一下」。[33]就是說出現了「反蔣聯盟」。汪精衛更是站在這個聯盟的一邊。21日傍晚，蔣介石以探病為名訪問汪精衛，隻見汪「怒氣勃勃，感情衝動，不可一世」。[34]當時鮑羅廷和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加倫正回國述職，代理團長季山嘉支持汪精衛和共產黨的反蔣計劃。但是，比季地位更高的布勃諾夫根據自己的判斷，獲得莫斯科批準後，決定對蔣取退讓方針。
事件發生後第四天即6月24日，布勃諾夫在蘇聯軍事顧問團全體大會上做了六個小時的報告，闡明了為什麽必須對蔣介石讓步的理由，第一條就是「不嚇跑大資產階級」。他認為事件「是由三種矛盾造成的」：（1）集中統一的國家政權同尚未根除的中國軍閥統治陋習之間的矛盾；（2）國民革命的基本力量與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小資產階級向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方麵搖擺）；（3）國民黨左派與右派之間的矛盾。並指出右派孫文主義學會是香港「政治買辦」，「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麵對這些矛盾，他強調：「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在現在承擔直接領導國民革命的這種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務，也就是依靠自己的雙手來直接實行基本的革命措施的任務。」他認為「三月行動無非是一次針對俄國顧問和中國政委的小規模準暴動」，「整個行動是針對俄國顧問和中國共產黨人的」。為此，他批評蘇聯顧問包括中共在廣州工作特別是軍事工作中的「過火行為」，認為這些行為引起的後果是：「1.更加嚇跑大資產階級；2.引起小資產階級的動搖；3.一再復活尚未根除的中國軍閥統治陋習；4.加深和挑起國民黨左派和右派之間的矛盾；5.激起在『打倒赤禍！』口號下的反共浪潮；6.造成國民政府的危機和總起來更使國民革命有遭到失敗的危險。」
可見，布勃諾夫為當時的廣州描繪了一幅多麽危險的圖畫，並認為這是引起中山艦事件的根源。但是，他所指的「過火行為」主要是指蘇聯軍事顧問團的行為：「實際上我們給中國將領脖子上套上了五條鎖鏈：司令部、後勤部、政治部、政委和顧問」；「在作戰部隊中政委有權簽發每一道命令，在軍事機關中政委有更大的權力，而且還有俄國顧問，他們常常不隻是出主意而是發號施令」，等等。對此，他提議「司令部不是以俄國顧問為首而是中國將領。這個方針當然是對的。隻能讓俄國顧問真正做顧問，不要出頭露麵，不要發號施令，不要惹中國將領討厭」。
具體對三二〇事件時的形勢，布勃諾夫說：「在21日夜間我們接到報告說，20日行動可能繼續進行，所以我們開了一個會，得出以下結論：廣州市內力量對比對國民政府不利，省內力量對比對國民政府有利，需要贏得時間，而要贏得時間就要作出讓步……由於作出這種讓步，我們取得了某種均勢。」[35]
從事件發生後一度出現「反蔣聯盟」和蔣介石的冒險與心虛狀況來看，布勃諾夫對形勢的估計完全是主觀主義的。而且，即使蘇聯顧問團有對「中國將領」包辦太多，監督太嚴的錯誤，也不能讓中共陪綁，改正顧問團的錯誤，而犧牲中共的利益。
蔣發動此變，本來也是在自感力量不足並無必勝把握的情勢下的冒險試探，所以，20日下午，他應季山嘉要求撤去了對顧問團的包圍，並表示他的行動不是針對蘇聯的，隨後，又向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呈書表示反省，自請處分。但是，蔣也沒有想到，他的行為竟然把這位「久經鍛鍊的老布爾什維克」嚇成這樣。於是，布勃諾夫親自出麵與蔣介石談判，蔣提出俄國顧問團包辦太多等許多錯誤。布表示決定撤銷季山嘉團長及兩個副團長的職務並令其回國。汪精衛失望之極，先是隱匿不出，繼之出走他國。所謂「反蔣聯盟」立即瓦解。李之龍被查辦，第一軍和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人全部被清除。蔣介石的試探性進攻得到了全麵的勝利。
事件發生當天，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及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向蘇聯顧問團提議採取強硬方針，動員在廣東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到肇慶集中，依靠當地駐防的共產黨人葉挺獨立團的力量，爭取對蔣介石此舉極為不滿的第二、三、四、五、六各軍，通電反蔣，指責他違反黨紀國法，必須嚴辦，削其兵權，開除黨籍。[32]周恩來也回憶：「這時，譚延闓、程潛、李濟深都對蔣不滿」，「各軍都想同蔣介石幹一下」。[33]就是說出現了「反蔣聯盟」。汪精衛更是站在這個聯盟的一邊。21日傍晚，蔣介石以探病為名訪問汪精衛，隻見汪「怒氣勃勃，感情衝動，不可一世」。[34]當時鮑羅廷和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加倫正回國述職，代理團長季山嘉支持汪精衛和共產黨的反蔣計劃。但是，比季地位更高的布勃諾夫根據自己的判斷，獲得莫斯科批準後，決定對蔣取退讓方針。
事件發生後第四天即6月24日，布勃諾夫在蘇聯軍事顧問團全體大會上做了六個小時的報告，闡明了為什麽必須對蔣介石讓步的理由，第一條就是「不嚇跑大資產階級」。他認為事件「是由三種矛盾造成的」：（1）集中統一的國家政權同尚未根除的中國軍閥統治陋習之間的矛盾；（2）國民革命的基本力量與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小資產階級向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方麵搖擺）；（3）國民黨左派與右派之間的矛盾。並指出右派孫文主義學會是香港「政治買辦」，「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麵對這些矛盾，他強調：「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在現在承擔直接領導國民革命的這種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務，也就是依靠自己的雙手來直接實行基本的革命措施的任務。」他認為「三月行動無非是一次針對俄國顧問和中國政委的小規模準暴動」，「整個行動是針對俄國顧問和中國共產黨人的」。為此，他批評蘇聯顧問包括中共在廣州工作特別是軍事工作中的「過火行為」，認為這些行為引起的後果是：「1.更加嚇跑大資產階級；2.引起小資產階級的動搖；3.一再復活尚未根除的中國軍閥統治陋習；4.加深和挑起國民黨左派和右派之間的矛盾；5.激起在『打倒赤禍！』口號下的反共浪潮；6.造成國民政府的危機和總起來更使國民革命有遭到失敗的危險。」
可見，布勃諾夫為當時的廣州描繪了一幅多麽危險的圖畫，並認為這是引起中山艦事件的根源。但是，他所指的「過火行為」主要是指蘇聯軍事顧問團的行為：「實際上我們給中國將領脖子上套上了五條鎖鏈：司令部、後勤部、政治部、政委和顧問」；「在作戰部隊中政委有權簽發每一道命令，在軍事機關中政委有更大的權力，而且還有俄國顧問，他們常常不隻是出主意而是發號施令」，等等。對此，他提議「司令部不是以俄國顧問為首而是中國將領。這個方針當然是對的。隻能讓俄國顧問真正做顧問，不要出頭露麵，不要發號施令，不要惹中國將領討厭」。
具體對三二〇事件時的形勢，布勃諾夫說：「在21日夜間我們接到報告說，20日行動可能繼續進行，所以我們開了一個會，得出以下結論：廣州市內力量對比對國民政府不利，省內力量對比對國民政府有利，需要贏得時間，而要贏得時間就要作出讓步……由於作出這種讓步，我們取得了某種均勢。」[35]
從事件發生後一度出現「反蔣聯盟」和蔣介石的冒險與心虛狀況來看，布勃諾夫對形勢的估計完全是主觀主義的。而且，即使蘇聯顧問團有對「中國將領」包辦太多，監督太嚴的錯誤，也不能讓中共陪綁，改正顧問團的錯誤，而犧牲中共的利益。
蔣發動此變，本來也是在自感力量不足並無必勝把握的情勢下的冒險試探，所以，20日下午，他應季山嘉要求撤去了對顧問團的包圍，並表示他的行動不是針對蘇聯的，隨後，又向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呈書表示反省，自請處分。但是，蔣也沒有想到，他的行為竟然把這位「久經鍛鍊的老布爾什維克」嚇成這樣。於是，布勃諾夫親自出麵與蔣介石談判，蔣提出俄國顧問團包辦太多等許多錯誤。布表示決定撤銷季山嘉團長及兩個副團長的職務並令其回國。汪精衛失望之極，先是隱匿不出，繼之出走他國。所謂「反蔣聯盟」立即瓦解。李之龍被查辦，第一軍和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人全部被清除。蔣介石的試探性進攻得到了全麵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