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在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在大會秘書長吳玉章等共產黨人的努力下，使共產黨人爭取到了一些職位，如譚平山任組織部長，林伯渠任農民部長，毛澤東任代理宣傳部長等，即保持了一定程度的領導權。但在36位中央執行委員中，共產黨人隻有7人，不到三分之一。左派14人，右派和中派卻有15人。大會雖然對戴季陶主義進行了批判，但仍選他為中央執行委員。最嚴重的是在中央監察委員中，右派占了絕對優勢，共產黨員隻有一人。中執委和中監委一起開會時，就形成右派勢力大、中派壯膽、左派孤立的形勢。而且當時的所謂國民黨左派汪精衛、陳友仁等，是很沒有力量的。這就為比戴季陶還隱蔽的新右派蔣介石等上台、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開闢了道路。蔣介石在這次大會上第一次當上中央委員，隨後在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常務委員，開始跳躍式上升。不要說莫斯科不了解情況而沒有料到，連在上海和廣州的共產黨人也沒有料想到前門驅逐老右派，後門迎來更加貪婪、兇狠的「夥伴」。
這就是執行莫斯科的「避免加劇與國民黨的關係」和「不嚇跑中派和不無所謂地刺激右派」的結果。而緊接著在以下兩個事件中，更加悲慘的命運在等待著中國共產黨。
中山艦事件
——所謂「三次機會主義大讓步」之二
國民黨二大後，碩果僅剩的幾個國民黨左派分享了反對以謝持、馮自由為首的老右派勝利、共產黨同時退讓的成果，汪精衛一人身兼國民黨中央主席、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主席三職，集黨政軍最高權力於一身。共產黨雖作了退讓，也保留了中央幾個部門和重要省、市黨部的位置。特別是當時對國民黨和廣東局勢有重要影響的以季山嘉為團長的蘇聯軍事顧問團站在汪精衛和中共一邊，而且對共產黨倍加嗬護。
為此，季山嘉明確反對莫斯科要求共產黨從國民黨黨政軍領導崗位上撤退的方針。他在1926年1月13日即國民黨二大結束後，給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指出：現在中國，在國民革命運動迄今所依靠的社會集團中，發生了角色的變動和變化。「實際上我們現在可以斷定，目前的中國，無產階級是以國民革命運動的領導者姿態出現的，民族資產階級已開始離開領導崗位。」他特別提到「居第一位的是第一軍，即所謂黃埔『黨軍』」；「因為這個軍從最初組建時起，就把政治工作提到了應有的高度並由從中國共產黨內專門挑選出來的一些同誌從事這項工作。這個軍的各個師都設立了政治機關，團和連都設有做這項工作的政治委員……事實說明，國民革命軍的一切成就都應完全歸功於共產黨人。這一點哪怕以黃埔軍校為例也是顯而易見的，黃埔軍校是共產黨人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是國民革命軍最穩定的一部分……如果我們承認，我們退出國民黨為時尚早並是有害的，如果我們認為，我們現在不能做分裂或離開國民黨的倡導者，中國共產黨需要預先為此掌握群眾和為自己打下基礎，那麽我們離開軍隊……那就是幼稚的」。
然後，季山嘉提出了與莫斯科「九二八」指示完全對立的四項「工作方法設想」：
1.共產黨人的整個工作由（中共）中央軍事部領導，該部也主管組建工農武裝。
2.共產黨人要進入相應的國民黨軍隊組織，參加這些組織並以國民黨名義在國民黨基層組織中施加自己的影響，目的是防止這些組織產生右的傾向。
3.共產黨人積極參加部隊中的各種社會組織並把它們工作置於自己的影響之下。
4.部隊中的共產黨支部不公開，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工作。[27]
可以看出，季山嘉對共產黨的確傾注了滿腔熱情，而且正是在他的影響下，共產黨人不僅在國民黨中央及高級黨部內占據了相當的位置，在軍隊中的力量和影響也不小。在國民革命軍中大約有一千餘名共產黨員。一、二、三、四、六軍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產黨人擔任。特別是蔣介石為軍長的第一軍3個師的黨代表，有兩個是共產黨員。9個團黨代表中，7個是共產黨員。此外，共產黨還掌握著10餘萬參加工會的工人和60餘萬農會會員，其中工人糾察隊2000餘人，農民自衛軍3萬餘人。
汪精衛當時被莫斯科和中共視為第一個大左派，認為他繼承孫中山遺誌，貫徹三大政策，對鮑羅廷也十分依順，「一切事多與鮑羅廷商談」，並曾同意國民黨二大選舉時廣東區委提出的使共產黨人和左派在中央委員會占多數的方案。[28]
廣東以上這種狀況，是國共合作以來共產黨人努力奮鬥的結果，特別是在兩次東征陳炯明和粉碎劉、楊叛亂戰爭中，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浴血奮戰的結果。
但是，這種形勢也使正在迅速崛起的、隱藏著更大野心的蔣介石與其他各派，尤其是共產黨、國民黨左派和蘇聯軍事顧問團的矛盾日益尖銳。蔣介石在1926年3月8日日記中寫道：「上午與季新（即汪精衛——引者）兄商決大方針。餘以為中國國民革命未成以前，一切實權皆不宜旁落，而與第三國際必能一致行動，但須不失自動地位也。」9日日記又說：「吾辭職，已認我軍事處置失其自動能力，而陷於被動地位者一也；又共產分子在黨內活動不能公開，即不能相見以誠，辦世界革命之大事而內部分子貌合神離，則未有能成者二也。」[29]4月9日，他在給汪精衛的信中說：「自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黨務、政治事事陷於被動，弟無時不抱悲觀，軍事且無絲毫自動之餘地。」[30]可見他心中強烈的不滿情緒。但是，他也從老右派的失敗中吸取教訓，不能公開地反蘇反共，因為他當時畢竟羽毛未豐，還需要蘇俄和中共的幫助，即利用蘇俄的援助和共產黨的努力，打倒北洋軍閥和南方其他軍事勢力，包括國民革命軍其他各軍，所以，他必須使用謀略。
這就是執行莫斯科的「避免加劇與國民黨的關係」和「不嚇跑中派和不無所謂地刺激右派」的結果。而緊接著在以下兩個事件中，更加悲慘的命運在等待著中國共產黨。
中山艦事件
——所謂「三次機會主義大讓步」之二
國民黨二大後，碩果僅剩的幾個國民黨左派分享了反對以謝持、馮自由為首的老右派勝利、共產黨同時退讓的成果，汪精衛一人身兼國民黨中央主席、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主席三職，集黨政軍最高權力於一身。共產黨雖作了退讓，也保留了中央幾個部門和重要省、市黨部的位置。特別是當時對國民黨和廣東局勢有重要影響的以季山嘉為團長的蘇聯軍事顧問團站在汪精衛和中共一邊，而且對共產黨倍加嗬護。
為此，季山嘉明確反對莫斯科要求共產黨從國民黨黨政軍領導崗位上撤退的方針。他在1926年1月13日即國民黨二大結束後，給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指出：現在中國，在國民革命運動迄今所依靠的社會集團中，發生了角色的變動和變化。「實際上我們現在可以斷定，目前的中國，無產階級是以國民革命運動的領導者姿態出現的，民族資產階級已開始離開領導崗位。」他特別提到「居第一位的是第一軍，即所謂黃埔『黨軍』」；「因為這個軍從最初組建時起，就把政治工作提到了應有的高度並由從中國共產黨內專門挑選出來的一些同誌從事這項工作。這個軍的各個師都設立了政治機關，團和連都設有做這項工作的政治委員……事實說明，國民革命軍的一切成就都應完全歸功於共產黨人。這一點哪怕以黃埔軍校為例也是顯而易見的，黃埔軍校是共產黨人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是國民革命軍最穩定的一部分……如果我們承認，我們退出國民黨為時尚早並是有害的，如果我們認為，我們現在不能做分裂或離開國民黨的倡導者，中國共產黨需要預先為此掌握群眾和為自己打下基礎，那麽我們離開軍隊……那就是幼稚的」。
然後，季山嘉提出了與莫斯科「九二八」指示完全對立的四項「工作方法設想」：
1.共產黨人的整個工作由（中共）中央軍事部領導，該部也主管組建工農武裝。
2.共產黨人要進入相應的國民黨軍隊組織，參加這些組織並以國民黨名義在國民黨基層組織中施加自己的影響，目的是防止這些組織產生右的傾向。
3.共產黨人積極參加部隊中的各種社會組織並把它們工作置於自己的影響之下。
4.部隊中的共產黨支部不公開，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工作。[27]
可以看出，季山嘉對共產黨的確傾注了滿腔熱情，而且正是在他的影響下，共產黨人不僅在國民黨中央及高級黨部內占據了相當的位置，在軍隊中的力量和影響也不小。在國民革命軍中大約有一千餘名共產黨員。一、二、三、四、六軍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產黨人擔任。特別是蔣介石為軍長的第一軍3個師的黨代表，有兩個是共產黨員。9個團黨代表中，7個是共產黨員。此外，共產黨還掌握著10餘萬參加工會的工人和60餘萬農會會員，其中工人糾察隊2000餘人，農民自衛軍3萬餘人。
汪精衛當時被莫斯科和中共視為第一個大左派，認為他繼承孫中山遺誌，貫徹三大政策，對鮑羅廷也十分依順，「一切事多與鮑羅廷商談」，並曾同意國民黨二大選舉時廣東區委提出的使共產黨人和左派在中央委員會占多數的方案。[28]
廣東以上這種狀況，是國共合作以來共產黨人努力奮鬥的結果，特別是在兩次東征陳炯明和粉碎劉、楊叛亂戰爭中，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浴血奮戰的結果。
但是，這種形勢也使正在迅速崛起的、隱藏著更大野心的蔣介石與其他各派，尤其是共產黨、國民黨左派和蘇聯軍事顧問團的矛盾日益尖銳。蔣介石在1926年3月8日日記中寫道：「上午與季新（即汪精衛——引者）兄商決大方針。餘以為中國國民革命未成以前，一切實權皆不宜旁落，而與第三國際必能一致行動，但須不失自動地位也。」9日日記又說：「吾辭職，已認我軍事處置失其自動能力，而陷於被動地位者一也；又共產分子在黨內活動不能公開，即不能相見以誠，辦世界革命之大事而內部分子貌合神離，則未有能成者二也。」[29]4月9日，他在給汪精衛的信中說：「自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黨務、政治事事陷於被動，弟無時不抱悲觀，軍事且無絲毫自動之餘地。」[30]可見他心中強烈的不滿情緒。但是，他也從老右派的失敗中吸取教訓，不能公開地反蘇反共，因為他當時畢竟羽毛未豐，還需要蘇俄和中共的幫助，即利用蘇俄的援助和共產黨的努力，打倒北洋軍閥和南方其他軍事勢力，包括國民革命軍其他各軍，所以，他必須使用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