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二大
——所謂「三次機會主義大讓步」之一
關於國民黨二大，陳獨秀原來的立場是十分強硬的，而鮑羅廷是右傾的。1925年初，鮑羅廷與中共中央在上海開會，討論有關國民黨二大上選舉新中央委員會的問題。陳獨秀企圖加強共產黨力量，提議從一大時的3人擴大到7人。為此，3月20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報告談到孫中山逝世後的形勢及「我們黨對國民黨的政策」時，決定「準備迎接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使右派在會上沒有影響。」[24]
但是，鮑羅廷反對中共中央的提案。他在給加拉罕的電報中說：「關於在將來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共產黨員人數問題曾一度發生爭執，中央提出7人，我表示反對，為的是不嚇跑中派和不無謂地刺激右派。」最後，陳獨秀黨中央不得不做了妥協：「同意最低限額——4人。」[25]
當時在上海任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副領事的維爾德在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全文引述了鮑羅廷給加拉罕的電報，並評述說：「上周，鮑羅廷同誌在前往廣州途中在這裏停留幾天，他同（中共）中央委員會開了幾次會議。會議進程、交換意見情況和相互關係，都給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感覺到互相不信任、不真誠、耍外交手腕。」這可能是上次國際聯絡委員會事件留下的後遺症。在給加拉罕的電報中，鮑羅廷還向加保證，他幫助擬定的《關於國民黨執行孫中山遺囑的宣言》（1925年5月24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中「不會直接攻擊右派」，但是，他卻批評陳獨秀中共中央「落後於對時局的領導」，隻會待在租界裏，在罷工之類事件發生後，才發出指示。他甚至強調說：「中央委員會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26]似乎有改組中共中央之意。
上述瓦西裏耶夫起草「九二八」指示，除了維經斯基的書麵報告之外，另一個根據是加拉罕在9月16日聯共政治局中國委員會上的報告。這個報告在聯共檔案中「沒有找到」，但其內容自然主要是鮑羅廷的這個電報。所以，上述瓦西裏耶夫給季諾維耶夫的信及他起草的給中共的「九二八」指示，完全是一個口吻，隻批評和管束中共，不譴責國民黨右派。
其實，當時鮑羅廷與陳獨秀黨中央之間的主要矛盾是：鮑羅廷要求中共圍著他這個國民黨的顧問轉，而中共力量有限，又必須開展全國的工作，難以滿足鮑的要求。維爾德對此有較為公正的評價：「中央委員會與鮑羅廷同誌的觀點的主要差別在於後者確信，中央委員會現在就應當把全部力量投向廣州（盡管會損害其它工作），而中央委員會則認為，它在這方麵已經盡了最大的可能（張太雷、蔡和森、羅亦農以及其他許多負責人已被派往廣州從事經常性工作。此外，還向那裏的農民學校派去了70人）。如果考慮到緊急派35名積極的工作人員到馮玉祥的軍隊，又派70人去河南軍校，以及全國罷工運動的浪潮，那麽應當肯定中央委員會確實盡了一切可能。」由此看來，鮑羅廷對陳獨秀黨中央的蔑視和指責，是完全沒有道理的，至少是對中國情況了解不夠，又瞎指揮。
但是，8月份，在廣州發生了國民黨右派中廣東地方實力派胡漢民、許崇智策劃的刺殺廖仲愷事件。廖是孫中山逝世後，鮑羅廷和中共可以依靠的最重要的左派。而在上述鮑羅廷給加拉罕電報中，「胡漢民政府」本來是被鮑羅廷「看作是向較為革命的政府過渡形式」。蔣介石為代表的中派，乘機利用廖案發生後的時機，依靠中共和左派力量，驅逐胡漢民、許崇智出廣東，進而又利用國民黨中樞出現的權力真空，其勢力迅速膨脹。中共廣東區委也利用這個形勢，製定了在國民黨二大選舉時執行「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的方針，即開除戴季陶、孫科等人的黨籍，爭取共產黨人的中央委員占三分之一或一半的方案。鮑羅廷也別無選擇地同意了這個方案。
然而，遠在莫斯科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根本不了解廣東形勢變化的複雜性和嚴重性，甚至對驅逐胡漢民和許崇智都不能接受，要求中共繼續執行黨內合作的方針，為此不惜向國民黨右派讓步，更不要說蔣介石等名為「中派」的新右派了。
所以，盡管維經斯基11月11日的書麵報告表示要在國民黨二大上幫助左派，擊敗右派，但是，最後，為了貫徹「九二八」指示和12月3日史達林為首的聯共政治局會議通過的「最高領導機關的指示」，維經斯基再次被派來華「糾偏」，12月24日，在他的安排下，把陳獨秀、瞿秋白和張國燾叫到蘇聯駐上海領事館，與國民黨政要孫科、葉楚傖和邵元沖談判國民黨二大問題。陳獨秀被迫表示：中共並沒有包辦國民黨事務的企圖，且反對這種企圖；中共將在第二次國民黨大會上不增選中共方麵的國民黨中央委員的人數。並且為了讓對方能赴粵參加國民黨二大，還告知大會延期召開。在這次談判後，中共中央在執行莫斯科妥協路線的前提下，確定了在國民黨二大上「團結左派，聯絡中派，打擊右派」的方針，並派張國燾去廣州執行。這樣在對待實為新右派的「中派」（包括當時誰也沒有認識的假左派蔣介石）問題上，陳獨秀黨中央與廣東區委發生了尖銳的衝突。即打擊右派和擴大左派，沒有分歧，但對於「中派」，中央是「聯絡」，廣東是「孤立」。然而人們不知道，特別是廣東區委不知道，雙方爭論的背後，莫斯科在起決定的作用。陳獨秀對於戴季陶這位「中派」的反共麵貌本來是有清楚深刻認識的，他所以取「聯絡」政策，是因為必須服從莫斯科的指示。
——所謂「三次機會主義大讓步」之一
關於國民黨二大，陳獨秀原來的立場是十分強硬的，而鮑羅廷是右傾的。1925年初，鮑羅廷與中共中央在上海開會，討論有關國民黨二大上選舉新中央委員會的問題。陳獨秀企圖加強共產黨力量，提議從一大時的3人擴大到7人。為此，3月20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報告談到孫中山逝世後的形勢及「我們黨對國民黨的政策」時，決定「準備迎接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使右派在會上沒有影響。」[24]
但是，鮑羅廷反對中共中央的提案。他在給加拉罕的電報中說：「關於在將來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共產黨員人數問題曾一度發生爭執，中央提出7人，我表示反對，為的是不嚇跑中派和不無謂地刺激右派。」最後，陳獨秀黨中央不得不做了妥協：「同意最低限額——4人。」[25]
當時在上海任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副領事的維爾德在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全文引述了鮑羅廷給加拉罕的電報，並評述說：「上周，鮑羅廷同誌在前往廣州途中在這裏停留幾天，他同（中共）中央委員會開了幾次會議。會議進程、交換意見情況和相互關係，都給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感覺到互相不信任、不真誠、耍外交手腕。」這可能是上次國際聯絡委員會事件留下的後遺症。在給加拉罕的電報中，鮑羅廷還向加保證，他幫助擬定的《關於國民黨執行孫中山遺囑的宣言》（1925年5月24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中「不會直接攻擊右派」，但是，他卻批評陳獨秀中共中央「落後於對時局的領導」，隻會待在租界裏，在罷工之類事件發生後，才發出指示。他甚至強調說：「中央委員會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26]似乎有改組中共中央之意。
上述瓦西裏耶夫起草「九二八」指示，除了維經斯基的書麵報告之外，另一個根據是加拉罕在9月16日聯共政治局中國委員會上的報告。這個報告在聯共檔案中「沒有找到」，但其內容自然主要是鮑羅廷的這個電報。所以，上述瓦西裏耶夫給季諾維耶夫的信及他起草的給中共的「九二八」指示，完全是一個口吻，隻批評和管束中共，不譴責國民黨右派。
其實，當時鮑羅廷與陳獨秀黨中央之間的主要矛盾是：鮑羅廷要求中共圍著他這個國民黨的顧問轉，而中共力量有限，又必須開展全國的工作，難以滿足鮑的要求。維爾德對此有較為公正的評價：「中央委員會與鮑羅廷同誌的觀點的主要差別在於後者確信，中央委員會現在就應當把全部力量投向廣州（盡管會損害其它工作），而中央委員會則認為，它在這方麵已經盡了最大的可能（張太雷、蔡和森、羅亦農以及其他許多負責人已被派往廣州從事經常性工作。此外，還向那裏的農民學校派去了70人）。如果考慮到緊急派35名積極的工作人員到馮玉祥的軍隊，又派70人去河南軍校，以及全國罷工運動的浪潮，那麽應當肯定中央委員會確實盡了一切可能。」由此看來，鮑羅廷對陳獨秀黨中央的蔑視和指責，是完全沒有道理的，至少是對中國情況了解不夠，又瞎指揮。
但是，8月份，在廣州發生了國民黨右派中廣東地方實力派胡漢民、許崇智策劃的刺殺廖仲愷事件。廖是孫中山逝世後，鮑羅廷和中共可以依靠的最重要的左派。而在上述鮑羅廷給加拉罕電報中，「胡漢民政府」本來是被鮑羅廷「看作是向較為革命的政府過渡形式」。蔣介石為代表的中派，乘機利用廖案發生後的時機，依靠中共和左派力量，驅逐胡漢民、許崇智出廣東，進而又利用國民黨中樞出現的權力真空，其勢力迅速膨脹。中共廣東區委也利用這個形勢，製定了在國民黨二大選舉時執行「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的方針，即開除戴季陶、孫科等人的黨籍，爭取共產黨人的中央委員占三分之一或一半的方案。鮑羅廷也別無選擇地同意了這個方案。
然而，遠在莫斯科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根本不了解廣東形勢變化的複雜性和嚴重性，甚至對驅逐胡漢民和許崇智都不能接受，要求中共繼續執行黨內合作的方針，為此不惜向國民黨右派讓步，更不要說蔣介石等名為「中派」的新右派了。
所以，盡管維經斯基11月11日的書麵報告表示要在國民黨二大上幫助左派，擊敗右派，但是，最後，為了貫徹「九二八」指示和12月3日史達林為首的聯共政治局會議通過的「最高領導機關的指示」，維經斯基再次被派來華「糾偏」，12月24日，在他的安排下，把陳獨秀、瞿秋白和張國燾叫到蘇聯駐上海領事館，與國民黨政要孫科、葉楚傖和邵元沖談判國民黨二大問題。陳獨秀被迫表示：中共並沒有包辦國民黨事務的企圖，且反對這種企圖；中共將在第二次國民黨大會上不增選中共方麵的國民黨中央委員的人數。並且為了讓對方能赴粵參加國民黨二大，還告知大會延期召開。在這次談判後，中共中央在執行莫斯科妥協路線的前提下，確定了在國民黨二大上「團結左派，聯絡中派，打擊右派」的方針，並派張國燾去廣州執行。這樣在對待實為新右派的「中派」（包括當時誰也沒有認識的假左派蔣介石）問題上，陳獨秀黨中央與廣東區委發生了尖銳的衝突。即打擊右派和擴大左派，沒有分歧，但對於「中派」，中央是「聯絡」，廣東是「孤立」。然而人們不知道，特別是廣東區委不知道，雙方爭論的背後，莫斯科在起決定的作用。陳獨秀對於戴季陶這位「中派」的反共麵貌本來是有清楚深刻認識的，他所以取「聯絡」政策，是因為必須服從莫斯科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