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份迫使中國革命服從蘇聯外交利益的最典型的文件。
（二）關於對待北京政府和北洋軍閥問題，聯共中央認為：「吳佩孚正在成為核心政治領導人物，同時好象也在成為民族運動重新爆發的中心。人民軍以及馮玉祥的作用和意義在漸漸消失。人民軍、國民黨、中國共產黨等有必要同吳佩孚建立固定關係，這是整個形勢決定的。對中國現時政府方麵也一樣。」[18]——這是重溫與吳佩孚政府聯盟的舊夢。
（三）批評中共（包括北京加拉罕、李大釗中共北方區委、維經斯基和上海陳獨秀黨中央與廣東區委）在推動反帝運動，支持馮玉祥反對北京政府和直係、奉係軍閥，反對國民黨右派問題上，「採取了過左的方針」；「認為廣州人擬議中的北伐在目前時刻是不能容許的。建議廣州人將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內部的鞏固上」。[19]
於是，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強調作為民族解放思想最徹底最可靠的捍衛者的國民黨和人民軍的作用，並將其提到首要地位」。[20]
這就是要中共中央不折不扣地執行共產國際的「九二八」指示：在北方為馮玉祥的人民軍抬轎子，在南方為國民黨做苦力。它的出發點，一是希望對日本和西方帝國主義討好，爭取吳佩孚政府對蘇友好；二是國民黨鞏固和擴大，將來代替吳佩孚而建立一個對蘇真正友好的政權。為此必須使中共屈服於帝國主義、吳佩孚和國民黨。
共產國際東方部主任拉斯科爾尼科夫在12月4日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傳達史達林上述「最高領導機關的指示」時，再次嚴厲批評維經斯基（包括陳獨秀）「太左了，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和影響，而過低估計了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以外勢力的力量和作用」，批評維、陳的「計劃在總體上和細節上都考慮欠周」，是史達林的「最高指示」給予了「修正」。[21]
應該指出，莫斯科的最高指示主要是針對加拉罕、維經斯基執行的原（1925年秋以前）聯共支持馮玉祥反直反奉和推翻北京政府的政治路線，從當時階級力量對比來考察，這條路線的確有「左」傾的色彩，但是現在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而且一刀切，連中共正在進行的民族革命的基本任務——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國民黨右派都不允許，這使中共處於十分被動的境地。
實際上，聯共中央對當時國際與中國形勢的分析並不正確。因為無論國際或中國形勢的發展，都是不平衡的，「西方不亮東方亮」，即使歐洲出現了聯盟反蘇的形勢，並不意味著在東方就必然出現帝國主義聯合鎮壓中國革命的狀況。五卅運動中就是如此。「黑了北方有南方」，馮玉祥在北方的失敗，革命形勢轉入低潮，並不意味南方也是如此而必須實行退卻。恰恰相反，南方正處於革命高潮的前夜。
所以，陳獨秀實在有些想不通！
迄今已經出版的陳獨秀詩集，都是他早年或晚年寫的，中年的幾乎沒有，筆者在收集資料時，隻發現一首他1925年秋寫的詩，內容明顯表示對上述形勢特別是國際指示退讓和四屆二中全會上自己「退出國民黨」意見被否定後的不滿、消沉、希望、矛盾的心緒。
羈情脈脈感年芳，餘夢愔愔入渺茫。
漢世隻傳方朔異，南遊空嘆老聃亡。
淩秋白塔擎天立，照水枯荷抱月香。
不為鱸魚亦歸去，黃塵京國使人狂。[22]
乙醜新秋 夜坐偶詠調
獨秀（陳獨秀印章）
頭兩句表示了對當時形勢惡劣和自己主張被否定後的低沉心情。「白塔」「黃塵京國」表明這首詩為作者在北京所作，應該在北京北海公園白塔與北海湖之間（或在湖中劃船），所以能看到白塔、明月，映照著湖中的荷花。假如北方的形勢像國際所說這麽糟糕，南方卻充滿著希望，即使不如張翰那樣回歸南方吃鱸魚，我們也要回歸南方去。正如白塔在淩秋中擎天而立，枯荷在水照中抱著香月。
但是，聯共卻從自己錯誤的形勢分析出發，指導中國革命的整個路線由進攻轉向退卻，並認為在國共合作中，共產黨對國民黨的關係，也應當如此。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先是維經斯基被迫放棄中共退出國民黨的思想，然後再迫使陳獨秀改變主張，毫無保留地貫徹共產國際「九二八」指示。而貫徹這個指示，完成這個「轉折」的標誌，就是在1926年上半年在國民黨二大選舉、「三二〇」中山艦事件、「五一五」整理黨務案事件上一係列的讓步。經過周恩來的歸納，[23]過去人們把這「三大讓步」，說成是形成「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標誌。現在公布的聯共（布）、共產國際絕密檔案揭開了真相，完全是聯共、共產國際及其代表所為，再強加給陳獨秀黨中央。陳獨秀曾抵製過，但沒有成功。
從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到共產國際、聯共是怎樣任意擺布陳獨秀當猴耍的：先是陳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他們強迫他加入；再是加入後強調要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當陳這樣做並取得一定成效時，又突然批評他「左」傾，又強迫他及中共成為國民黨的附庸與苦力。陳本人的悲劇一是對社會的發展沒有深刻的認識和堅定的原則，因此忽左忽右地任人擺弄；二是他領導的中共太弱小，特別是沒有武裝，也隻有聽人擺布。
（二）關於對待北京政府和北洋軍閥問題，聯共中央認為：「吳佩孚正在成為核心政治領導人物，同時好象也在成為民族運動重新爆發的中心。人民軍以及馮玉祥的作用和意義在漸漸消失。人民軍、國民黨、中國共產黨等有必要同吳佩孚建立固定關係，這是整個形勢決定的。對中國現時政府方麵也一樣。」[18]——這是重溫與吳佩孚政府聯盟的舊夢。
（三）批評中共（包括北京加拉罕、李大釗中共北方區委、維經斯基和上海陳獨秀黨中央與廣東區委）在推動反帝運動，支持馮玉祥反對北京政府和直係、奉係軍閥，反對國民黨右派問題上，「採取了過左的方針」；「認為廣州人擬議中的北伐在目前時刻是不能容許的。建議廣州人將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內部的鞏固上」。[19]
於是，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強調作為民族解放思想最徹底最可靠的捍衛者的國民黨和人民軍的作用，並將其提到首要地位」。[20]
這就是要中共中央不折不扣地執行共產國際的「九二八」指示：在北方為馮玉祥的人民軍抬轎子，在南方為國民黨做苦力。它的出發點，一是希望對日本和西方帝國主義討好，爭取吳佩孚政府對蘇友好；二是國民黨鞏固和擴大，將來代替吳佩孚而建立一個對蘇真正友好的政權。為此必須使中共屈服於帝國主義、吳佩孚和國民黨。
共產國際東方部主任拉斯科爾尼科夫在12月4日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傳達史達林上述「最高領導機關的指示」時，再次嚴厲批評維經斯基（包括陳獨秀）「太左了，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和影響，而過低估計了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以外勢力的力量和作用」，批評維、陳的「計劃在總體上和細節上都考慮欠周」，是史達林的「最高指示」給予了「修正」。[21]
應該指出，莫斯科的最高指示主要是針對加拉罕、維經斯基執行的原（1925年秋以前）聯共支持馮玉祥反直反奉和推翻北京政府的政治路線，從當時階級力量對比來考察，這條路線的確有「左」傾的色彩，但是現在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而且一刀切，連中共正在進行的民族革命的基本任務——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國民黨右派都不允許，這使中共處於十分被動的境地。
實際上，聯共中央對當時國際與中國形勢的分析並不正確。因為無論國際或中國形勢的發展，都是不平衡的，「西方不亮東方亮」，即使歐洲出現了聯盟反蘇的形勢，並不意味著在東方就必然出現帝國主義聯合鎮壓中國革命的狀況。五卅運動中就是如此。「黑了北方有南方」，馮玉祥在北方的失敗，革命形勢轉入低潮，並不意味南方也是如此而必須實行退卻。恰恰相反，南方正處於革命高潮的前夜。
所以，陳獨秀實在有些想不通！
迄今已經出版的陳獨秀詩集，都是他早年或晚年寫的，中年的幾乎沒有，筆者在收集資料時，隻發現一首他1925年秋寫的詩，內容明顯表示對上述形勢特別是國際指示退讓和四屆二中全會上自己「退出國民黨」意見被否定後的不滿、消沉、希望、矛盾的心緒。
羈情脈脈感年芳，餘夢愔愔入渺茫。
漢世隻傳方朔異，南遊空嘆老聃亡。
淩秋白塔擎天立，照水枯荷抱月香。
不為鱸魚亦歸去，黃塵京國使人狂。[22]
乙醜新秋 夜坐偶詠調
獨秀（陳獨秀印章）
頭兩句表示了對當時形勢惡劣和自己主張被否定後的低沉心情。「白塔」「黃塵京國」表明這首詩為作者在北京所作，應該在北京北海公園白塔與北海湖之間（或在湖中劃船），所以能看到白塔、明月，映照著湖中的荷花。假如北方的形勢像國際所說這麽糟糕，南方卻充滿著希望，即使不如張翰那樣回歸南方吃鱸魚，我們也要回歸南方去。正如白塔在淩秋中擎天而立，枯荷在水照中抱著香月。
但是，聯共卻從自己錯誤的形勢分析出發，指導中國革命的整個路線由進攻轉向退卻，並認為在國共合作中，共產黨對國民黨的關係，也應當如此。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先是維經斯基被迫放棄中共退出國民黨的思想，然後再迫使陳獨秀改變主張，毫無保留地貫徹共產國際「九二八」指示。而貫徹這個指示，完成這個「轉折」的標誌，就是在1926年上半年在國民黨二大選舉、「三二〇」中山艦事件、「五一五」整理黨務案事件上一係列的讓步。經過周恩來的歸納，[23]過去人們把這「三大讓步」，說成是形成「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標誌。現在公布的聯共（布）、共產國際絕密檔案揭開了真相，完全是聯共、共產國際及其代表所為，再強加給陳獨秀黨中央。陳獨秀曾抵製過，但沒有成功。
從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到共產國際、聯共是怎樣任意擺布陳獨秀當猴耍的：先是陳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他們強迫他加入；再是加入後強調要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當陳這樣做並取得一定成效時，又突然批評他「左」傾，又強迫他及中共成為國民黨的附庸與苦力。陳本人的悲劇一是對社會的發展沒有深刻的認識和堅定的原則，因此忽左忽右地任人擺弄；二是他領導的中共太弱小，特別是沒有武裝，也隻有聽人擺布。